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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人兽母题”图像的艺术特点

2017-09-16卢昉+李海勃

文教资料 2017年17期
关键词:画像石西汉图像

卢昉+李海勃

摘 要: “人兽母题”图像是我国起源最古老、流传最广泛的母题造型模式之一,旨在表现人与动物的关系。从仰韶文化濮阳西水坡龙虎摆塑到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从战国人物骑虎玉雕到两汉时期“人兽母题”画像石,作为图像印记,它的形式虽不断变化,但背后牵涉的人文愿景与审美意涵却一脉相承。本文以图像文化符号为切入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汉代“人兽母题”图像意属文化符号、牵涉观念嬗变、附丽造物美学的艺术特点,以期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 人兽母题 图像 西汉 东汉 画像石

人类社会是一个多维构筑的文化机制综合体,包括文化生成与文化体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涌现森罗万象的文化符号,只有透过这些符号的深层意涵,才有可能挖掘并窥得其内在律动。“母题”虽是文学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基本单位,但它的外在表现却是动态的、变化的,特别是一个具有“情景”内涵的母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具有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图像是观念因素的物化喻体,其嬗变过程体现观念意识,而观念意识则已融入造物法则。两汉之际,观念因素发生了明显的嬗变过程,笔者选取两汉图像符号之苑中一个重要成员——“人兽母题”图像,它牵涉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由多种因素综合铸就,凝聚丰厚文化内涵,经历漫长历史变迁,折射嬗变精神风貌,进而体现人文思想、社会风尚及审美意旨与母题图像表现规律之间的关系。它建立在自然之道上的文化属性,既是历史意识的有力见证,又是主体创造的物化关照。即便在当代,在民众中也有广泛影响。笔者从两汉“人兽母题”图像的吉光片羽中探寻文脉源头,梳理类型划分,从造型本体、文化内涵和审美心理等视角研探该图式的内在精神性及艺术特质,初步总结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意属文化符号

在浩如烟海的两汉图像遗存中,有关“人兽母题”的图像虽然数量不多,却展露出华美富丽、震慑人心的精神魅力,呈现丰富多样、耐人寻味的艺术气氛。西汉早期的“人兽母题”图像,是在客观存在的具体物象基础上创造的“新形象”,不仅是表象的介质,而且是观念的隐喻,它们沿袭了东周至秦代的时代特征,在画像石墓、壁画墓、铜器、玉器、陶器中均有发现。

此时的“人兽母题”图像,显示出神权政治的威严和力量,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突出了一种指向,一种无限深远的力量,积淀深沉厚重的历史感受,散发神秘朴拙的审美内涵。它们之所以具有神秘莫测的力量,是因为作为象征符号的图像纹样暗合附丽于时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因为它们不仅传达出装饰意味的形式美,还在沉稳威仪的造型和巧思精美的纹样中牵涉时人内心无限、很难用概念语言表达的主体情感及观念意识,是“天人合一”初始观上的“心物不二”。在这些表象外,再配以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使思想熔铸造物,将观念植入情境,成功映射出时代的思想气息。通过对目前发现的“人兽母题”图像的分析梳理,笔者认为,内涵深远、形象众多的“人兽母题”集中反映了该时期的审美理想。因此,“人兽母题”图像并非主体映现客观存在的直观“真实形式”,还是观念植入情境的“视觉隐喻”,是积淀有大量时代精神和社会情感的物化喻体。

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东汉时期,“人兽母题”图像的造型纹饰逐渐由诡谲神秘走向世俗平实,母题中的“人”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配角成为主角,车马出行、角抵狩猎题材逐渐趋向力量的炫耀与人性的舒张。这是主体意思随社会发展而进步的直接体现。此时此刻,先民已然从对自然的敬畏,成长为认知、了解自身,进而力求通过自身努力,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依文化属性和审美风格判断,“人兽母题”图像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功能的嬗变恰好生动地体现了这种转变。从这个角度看,“人兽母题”艺术形式的生成、嬗变和式微,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史实。

二、牵涉观念嬗变

现有研究资料表明,“人兽母题”纹饰很可能肇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历经夏、商、西周三代发展,到了两汉,其图像暗合文化中心焦点,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物质反映,承载了时代的特殊社会功能,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明显嬗变,在长期发展积淀里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可分为“角抵田猎”“纳福辟凶”和“升仙长生”三类。

西汉早期到中期的“人兽母题”图像主要出现在画像石和壁画墓中,图像中的人物形象诡谲怪异,怪兽颇为夸张、显得神秘威仪,不似人间之物。随着时代发展,到了西汉中期至王莽改制时期,“人兽母题”图像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逐渐产生变化。人物纹与动物纹的外在形态也随之发生转变。“人兽母题”图像中开始出现较多的“升仙长生”类图像,体现出时人谋求长生,死后升仙的心理诉求,其中《百戏升仙图》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到了汉,贵族和平民的狩猎、斗兽等世俗生活场景则时常跃然器上,动物愈加写实自然,贴近生活。

由此可见,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前期到中期,“人兽母题”图像彪炳的是汉人开疆扩土、崇勇尚武的时代风尚,折射出的是时人的审美意趣和精神追求,加之厚葬风气的盛行,使得此时的丧葬文化和丧葬艺术发展到顶峰,更加推进了“人兽母题”图像的规范与严谨。到了新莽时期,历史的变革使人的精神内涵逐渐发生变化,附丽于“人兽母题”图像的皇权威仪逐渐淡去,总体风格趋向务实沉稳,显得刚柔兼济、整齐匀称。纵观两汉“人兽母题”图像的历史沿革,还是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到了东汉,时人的观念因素和西汉相比已发生明显变化。北方草原地的“人兽母题”图像中的动物主要为马、羊、鹿、骆驼等驯养动物,而中原地区则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以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娱乐、狩猎、宴乐情景为主的内容。此时的“人兽母题”图像逐渐走向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自我意识的追寻与肯定上。在社会的剧变下,艺术构思无疑“象征着个性自由解放的时代”,人物纹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从驭兽、捕兽、猎兽画面时有出现,反映出先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时代气息的转变。

三、附丽造物美学

人类造物活动的本源动机不外乎为自身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或满足主体精神生活的需求。两汉时期的“人兽母题”图像不断被人发现,这才使得我们得以从中领略相关造物法则与审美取向。此时“人兽母题”图像的审美气象及其具体含义,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理解。内在的历史文化意蕴凝结显现在外在直观的感性表现形态下,构成“神人以和”“天人合一”“心物不二”等审美气象。从“人兽母题”图像的直接表象层面上说,它主要表现为时人的审美文化活动或艺术作品的体量之巨、规格之高、造型之巧、纹饰之精、技法之繁等,无论是西汉、新莽还是东汉,均达至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这无疑是一种外在、感性、直观的表象。尤其是两汉之际,方术、民间道教,以及道家哲学等新兴思想对时人的影响深远,又进一步推动了主客体对生命价值、个体精神的追求。如果从“人兽母题”图像的历史文化意蕴上来说,附丽在表象层面之后的观念因素,并非纯自然形态,它们内在凝结着两汉时期特有的审美尚趣的物化喻体。两汉“人兽母题”图像,从幻想转为现实,从“天上”走向“地面”,从“天界”步入“人间”的转换,这从根本上说属于两汉文化理想、人生哲学和审美传统的深刻体现。加之不同地缘文化的人在生活方式、人文风俗、审美意识及思维观念等方面皆有差异,使得“人兽母题”图像的艺术风格亦各有不同,构成两汉审美文化是从神性向人性的回归这一观念内涵。

嬗变多姿的两汉“人兽母题”图像,蕴含再现文明密码的重要历史信息。透过“人兽母题”图像的文脉追溯,我们发现它所渗透的审美文化及合理内核,实际上与中国美学正在追求的审美境界息息相通。无论是瑰丽的造型、诡谲的纹饰,还是精工的刻镂、深刻的内涵,其独树一帜的视觉艺术、装饰观念和审美意识都对后世的造物艺术有明显辐射,长久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对后代艺术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作为文化符号,两汉“人兽母题”纹饰是时人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主体内在生命的本源和精神世界的栖居。两汉“人兽母题”图像,印证了人文思想、社会风貌及时代精神与母题图像之间的密切联系。其造型语言不再呈现肉眼所见的真实图景,而是建构视觉上具有特定情境、隐喻含义的文化图式。他们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凝结民族智慧,投影时代风华,它载精神活动,尽显主体生命真实个体的存在方式。尽管历经沧桑,却仍以深厚的文化內蕴与独特的艺术魅力为研究两汉文化及艺术提供宝贵资料,给世人带来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

参考文献:

[1]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2]周均平.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朱存明.汉画像石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文化厅2016年社会科学艺术学优秀课题项目《陕西汉代美术遗产保护发展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Y2016015)。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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