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味调和”看中国传统审美思想

2017-09-16王子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名作欣赏 2017年26期

⊙王子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绍兴 312000］

从“五味调和”看中国传统审美思想

⊙王子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绍兴 312000］

“五味调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特有的饮食观念，其中不仅蕴含着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和养生文化，更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和审美追求。本文从“五味调和”在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社会审美和艺术审美三方面的体现，论述其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深远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五味调和” 五行以和为美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对于味觉和审美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西方美学家认为“审美”是远远高于“味觉”的，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因为嗅觉、味觉和触觉只涉及单纯的物质和它的直接用感官接触的性质。”而在中国，味觉和审美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美”：“美者，甘也，从羊，从大。”同样，在文学理论中也出现了“滋味说”“韵味”“余味”等概念，可见，古人赋予“味觉”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内涵。当然，中国人对味觉审美的最高要求并不单独强调某一味道的优劣，而是强调“五味调和”。

“五味调和”作为饮食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吕氏春秋·本味》中有云：“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将“五味调和”作为饮食调味的基本法则。这种法则从两个方面来判断调味的好坏，首先，“五味”强调的是味道的多种多样。《国语》中有云：“声一无听，物一无闻，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古人认为味道与音乐、纹饰一样，单独的一种是无法给人们带来较高的感官享受的；其次，“调和”则强调的是“五味”应以“和”的状态而共存，为了达到这种“和”的状态，就需要“调”之。

这种以多种元素为基础，以“调”为手段，以“和”为目的的饮食调味法则，与古人其他思想相互交融，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美学意义，成为一种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审美取向，且在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社会审美和艺术审美三方面都有所体现。

一、从“五味调和”到“天人合一”的自然美

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行，阴阳是对天地万物属性的概括，五行是在阴阳基础上对事物的进一步分类。对“五行”最早的记载出自于《尚书·洪范》：“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若酸，从革若辛，稼穑若甘。”由此可见，“五行”一开始就与“五味”一一对应，“五味”不再停留于五种味道，而是与自然界的五种物质相联系，被赋予其各自不同的性质与特点。

在《国语》中，进一步论述了“五味”应有的理想状态，即“和”。其文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这段话，一方面强调了“和”与“同”的区别，“和”是多种物质相遇，在对立统一中产生新的状态，而“同”只是多个同样物质的叠加；另一方面提出五味、六律、四肢、七体、八索、九纪、十数所构建的一个综合性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天人合一”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而形成的。到了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古代医家将这个“五行”系统与养生结合起来，即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进一步阐述“天人合一”与“五味调和”的思想，他们认为“天地和合”才有生命，生命是天地之气合而化生的，所以生命个体的生长规律与天文、地理、时令有着相通之处。在《金匮真言论》中具体论述了这种关系，例如，以五行中的“木”为例：“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这是一个以五行为基础，将季节、方位、颜色、官窍、味道、牲畜、谷物、星象、声音、数字、气味等与人体的脏腑、器官按照各自特性归纳起来的系统。古人按照这种规律，在不同季节，采取与之相应的养生方法。这既是古人养生经验的总结，也是古人“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体现。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类别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具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只有五味、五脏、五色遵循着这种生克关系，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多元协和的统一，才是人体的健康状态。一旦“五味”中的任何一味过多或者不及，不但会影响相对应的脏腑，还会波及其他脏腑，也就是说一味不调，则五味不和。由于受季节天气的变化、生活地域的不同、饮食习惯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人体内的动态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因此，古代医家便总结出了一套以“五行”系统为原理，以“调和”为原则的养生理论和治疗方法。

为了对应人体内的“五脏”和“五味”，古人将中药亦分为酸、苦、甘、辛、咸，以实则泻之、虚则补之为手段，根据季节、时令、地域的不同，对人体内的脏腑、气血、阴阳、津液进行调节，既使人体内部达到和谐状态，也使人与天地自然相和。《黄帝内经》所体现出的这种生命美学是中国早期道家自然审美观的集合，也是后世中医美学的源头。

二、从“五味调和”到“以和为贵”的社会美

如果说《黄帝内经》强调的是“五味调和”的自然观和养生观，那么儒家则注重其社会意义和哲学意义。在《左传》中，晏子将“五味调和”与“君臣和谐”放在一起，赋予“五味调和”一定的社会伦理内涵：

晏子认为，良好的君臣关系就如烹饪调羹一样。“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是调和君臣关系的基本手段。在《国语》中，史伯以“五味调和”作比喻，婉转地提醒君王不应“去和而取同”，只听取与自己相同的意见，而应该广纳谏言，听取多方意见，将他们进行调和，只有这样才能顺民心，兴王朝。

在注重社会伦理秩序的儒家思想中，进一步强调了“和”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中和”的概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达道”第一层含义是指修身之道，儒家强调“雅人深致”。因此，无论“格物致知”，还是“知行合一”，都先要求个人内心的平静和谐，不偏不倚。所谓“中庸”“中和”“心平气和”皆指这种“和”的状态。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更是从孔子开始就强调“和”的重要性，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要求君子与他人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却又不失其个性。正如“五味调和”中，五味虽然最终达到调和状态，却又不失其本味，酸、苦、甘、辛、咸依旧不变，只是以最恰当的方式融入整体，就如同君子要以最恰当的修养，处于最恰当的位置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一样。要想达到这种和谐社会的状态，就需要“礼”作为约束与标准，“礼之用，和为贵”。儒家用“礼”来分出上下高低社会等级，其原则和目的仍然是“和”。在这种“和”的状态中，每个人所担负的社会角色虽有所不同，但只要各安其职，相互协调，就能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恰到好处的社会状态，这也就是儒家理想的社会境界。

三、从“五味调和”到“中正平和”的艺术美

“五味调和”的审美思想不仅体现在君子对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的追求上，还体现在艺术审美方面。在我国，无论在音乐、诗歌领域，还是在绘画、建筑领域，都追求着一种“和”的境界。

“五味调和”在音乐方面，既体现为音乐与天地的和谐，又体现为音律本身的和谐。古人格外重视音乐的和谐，是因为古人认为“音乐”是教化民众的重要方式之一。古人认为，好的音乐是与天地和合的。《乐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这里将礼乐放在一起比较，礼是分出社会秩序的外在手段，“乐”是让人内心情感达到调和与平衡的艺术熏陶，两者和而用之，就是儒家所提倡的“礼乐”教化方式了。

为了使音乐能与“天地同和”，古人尤其重视音律本身的调和。在《左传》中，晏子将“五味调和”与“君臣关系”放在一起比较之后，又以同样的原则，具体论述了音乐的和谐：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认为好的音乐是在丰富多元的基础上，以一种和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对于这种和谐的表现方式，南朝的沈约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公寓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这样的审美追求始终影响着我国传统音乐的创作与欣赏，明代《溪山琴况》中，作者认为琴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和”：

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

这里虽然不是“五味”“五声”的调和，但“和”的审美理想是不变的，不但要追求琴与天地，与神明的和谐，更要求音乐创作者自身性情的调和，从而达到“理天下人之性情”的目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乐教”的过程。

在文学上，古人也曾经用味道的调和来比喻文字的美感。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用没有经过调味的菜肴来比喻没有文采的文章：“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唤人。”这里王充所认为的文采，并不是文辞华丽，而是“文质”相宜，恰到好处。刘知几在《史通》中这样诠释“文质相宜”的理想状态：“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这里将对文章的欣赏与味觉感受联系起来，只有文章达到“文质”的和谐，才能让读者品味出文章的懿旨，从而“怀其德音”达到文章的教化功能。儒家认为“文章本于教化”，是以在文章创作中也注入了他们对“和”的追求，形成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何谓“温柔敦厚”？孔颖达这样解释：“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议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故使民虽敦厚而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此为政以教民，古有六经。”这段话从两个层面论述了“温柔敦厚”的重要意义，首先，诗人应具有“温柔敦厚”的为人；其次，诗歌应具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敦厚”之气，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诗教的最终目的。在诗歌创作上，“温柔敦厚”的观念除了要求诗歌“文质相宜”，还要求诗歌的情感应有所节制与调和，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这种恰到好处的情感状态的体现。也正因为追求情感的调和，诗人们在创作时便十分注意语言的含蓄蕴藉，因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诗文圆融平和、含蓄内敛的风格。这种风格也成为古代文人为人、为文、为诗的共同审美追求。

“五味调和”从饮食法则到养生观念再到审美追求，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人对“和”这一至美境界的不懈追求。是这种调和，使得中国审美思想始终维持着中正平和的气度。

在世界多元的审美文化中，中国的审美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色，却又能与外来审美思想和谐相处，充分展现了“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

（指导老师：余群副教授、博士）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许慎.说文解字[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