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锋

〔摘要〕 印度政府与纳萨尔派之间的冲突已长达近半个世纪，它涉及革命与发展、反叛与镇压、变革与维稳等对立命题，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红”与“绿”的矛盾。印度政府主要采取军事手段遏制纳萨尔运动，不断加大军事财政投入、强化国家安全部队并利用私人武装等。地方政府在反纳萨尔实践中采用的军事组织和策略主要有“灰狗”组织、“和平行动”、“特殊警察”以及伪遭遇战等。军事遏制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它未能彻底根除纳萨尔暴力。纳萨尔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它在本质上是一场基于意识形态的革命运动。

〔关键词〕 纳萨尔派；“灰狗”组织；“和平行动”；伪遭遇战；安德拉模式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4-0101-06

在世界范围内，公平正义问题一直是重要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因公正、尊严和生存等问题引发的左翼革命运动仍时有发生。从宽泛意义上而言，它涉及“红”与“绿”之间的矛盾。这里说的“红”是指社会平等、正义和公平问题，也可以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红色革命”。“绿”则指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它的意涵可以更加广泛，涉及诸如“绿色和平”、“绿党”乃至全球范围的“绿色运动”等，它强调平等公正问题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红”“绿”之间的问题是革命与发展、反叛与镇压、变革与维稳的问题。本文以印度的纳萨尔运动（Naxal movement）为个案，探讨“红”与“绿”之间的复杂性。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印度北部的西孟加拉邦爆发纳萨尔巴里起义以来，作为印度极端左翼运动之典型的纳萨尔运动已经斗争了近半个世纪，至今政府与纳萨尔派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印度政府素来以严酷的军事手段打压纳萨尔派。早在1972年，政府发动“顶点追捕计划”（Operation Steeple Chase），全力镇压大吉岭地区的革命运动。当时的革命幸存者被迫撤退至比哈尔邦的博杰普尔（Bhojpur）和安德拉邦的特伦甘纳。之后，纳萨尔运动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沉寂，人们一度以为它从此销声匿迹。然而，纳萨尔派并没有被彻底连根铲除，它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守势，但90年代之后卷土重来。到了21世纪，尤其是成立印共（毛）之后，纳萨尔派的斗争姿态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国家也加强对纳萨尔派的监控、围剿和批判。在印度政府付诸实施的诸多策略中，军事打击是重要的遏制手段。在印度的情境下，“红”指共产主义革命，即纳萨尔运动。“绿”至少有两重含义：在经济上，它指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政府试图通过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迅速增加粮食产量，但对土壤和环境的自然承载力造成严重破坏；在军事上，它指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实施的“绿色狩猎行动”（Operation Green Hunt），企图围剿、肃清绿色丛林里的纳萨尔派及其社会根基。本文主要论述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采取的军事打压策略，尤其是强调民间武装组织的功能，并评估这些军事策略对遏制纳萨尔运动的效果，从而试图表明单纯的军事压制并非解决纳萨尔问题的良策。

一、 国家军事遏制的概况

在军事遏制方面，印度政府近年来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諸如增加军事财政投入、强化安全部队的打击能力以及利用私人武装等，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加与国家安全问题相关的财政支出。政府每年下拨大量经费，主要用于提高安全人员的薪资、改善基层警员的待遇、购买武器弹药、人员培训并升级现代化装备，诸如购置防弹衣、采用无人机监控以及装备防地雷装甲车等，有效推进警察部队的现代化工程，最大程度地减少冲突时国家安全人员的伤亡。

第二，强化军事打击能力。2006年前后，打击纳萨尔派的中央准军事部队（CPMF）的规模达26000人，特殊精英部队11000人。[1]（2187）2012年，为打击境内反政府武装力量，印度政府将镇压叛乱的军力扩展至8万人。[2]22如今，印度的反暴乱措施已从警察、准军事部队升级到常备军，从邦级上升到国家层面。当地方政府无法应付时，中央政府可以派遣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这支由23万人组成的部队部署在纳萨尔势力强盛的“红色走廊”，并与地方警察部队密切配合。此外，还有20余万人的“边境安全部队”（BSF）、94000人的“中央工业安全部队”（CISF）和7350人的“国家安全卫队”（NSG）。[2]（26）一旦事态发展有需要，甚至印度的陆军和空军也可参与行动，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援。

第三，利用民间武装力量“以夷制夷”。除了动用国家警力和军队之外，政府还成立和资助各类地方性武装自卫队，雇用大量“流氓无产者”充当警察线人，设法招募当地部落，由政府提供优厚俸禄，防止他们倒向纳萨尔派。政府在强化军事训练与合作的同时，也大幅增加逮捕纳萨尔领袖或提供线索的赏金。各邦还根据自身情况运用不同的策略，有些利用地方组织和治安会对抗纳萨尔派。但官方通常拒绝承认幕后支持这些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成员不少有犯罪前科。

第四，“绿色狩猎行动”。2009年2月，印度中央政府要求各邦协调行动，联合准军事力量打击纳萨尔武装，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包括调用空军协助军事侦察、深入纳萨尔腹地实施空袭。印度媒体称之为“绿色狩猎行动”，这种说法后来被广泛接受，但印度政府拒不承认。作为联合性的反纳萨尔行动计划，“绿色狩猎行动”拥有10万人的准军事力量，并设立“反恐和丛林战学校”（CTJW），培训了11500名擅长森林游击战的士兵。[3] 601 绿色狩猎行动的打击范围主要是“红色走廊”，尤其是纳萨尔重镇恰蒂斯加尔邦，它对纳萨尔派造成大范围的冲击。

第五，印度政府封锁和包围纳萨尔控制区。在纳萨尔派的据点丹达卡冉亚（Dandakaranya），当地政府封锁食盐、抗疟药物等重要物资。2008年9月之后，印度公民进入某些纳萨尔派控制区必须获得地方警局的特殊许可。同时，政府修建更密集的公路网，确保安全部队在纳萨尔影响区的机动性。在安德拉邦等极端敌视纳萨尔派的地区，当地政府和警察对纳萨尔暴力的反应是立即动用安全部队彻底搜查，并逮捕同情者。媒体则耸人听闻地报道双方的冲突，充斥着诸如“血肉横飞”、“尸体残缺不全”、“面目全非”等措辞，竭力渲染叛乱者的野蛮与凶狠。endprint

最后，在国际方面，印度政府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反恐合作，使其武器装备、战术、安全形势评估、机构设置以及恐怖主义研究等得到全面提升。印度政府还派高级警官接受“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摩萨德（Mossad）]的专业培训，学习各类暗杀技能，对纳萨尔高层实施“斩首行动”。

二、 军事遏制的主要组织与策略

在印度地方政府层面，各邦在反纳萨尔实践中采取不同的军事组织和策略，它们包括“灰狗”组织、“和平行动”、“特殊警察”以及伪遭遇战等。

（一） “灰狗”组织

“灰狗”（Greyhounds）最早创建于1989年，它是安德拉邦的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警察部队，也是抗击纳萨尔游击队的特殊使命部队，以残忍地杀害纳萨尔派及其同情者著称。“灰狗”成员从常规警察部队中经过严格的选拔程序产生，最初它由“安德拉武装特种警察”（APASP）中的886名骨干警员构成，他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游击战精英。安德拉邦政府往“灰狗”部队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以稳定军心，它在武器装备上比纳萨尔派和普通警察部队都更加精良。除军事优势之外，它还拥有先进的运输工具、独立的医疗队和发达的通讯网络，甚至配备警犬队。“灰狗”的运作方式与纳萨尔游击队相类似，也以小分队形式作战，其成员熟悉当地风俗习惯、语言、地形以及基层政治，能够适应丛林地区的作战条件和方式。政府将“灰狗”部署在纳萨尔派侵袭最严重的地区，猎杀其重要首领。“灰狗”还建有基层情报系统，印度“特殊情报局”（SIB）也为它提供重要信息，其中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是安德拉邦政府与印共（毛）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搜集的。

安德拉邦政府暗地里大力支持“灰狗”之类的民间暴力组织，它还鼓励雇用前纳萨尔成员，拉贾瑟科尔·瑞迪（Rajasekhar Reddy）领导的国大党也曾利用“灰狗”组织。与正规的警察部队不同，“灰狗”游离于法律框架之外，它的手段残忍，其行动不受法律约束，令民众望而生畏。“灰狗”公然藐视安德拉邦最高法院和国家人权委员会，经常沦为私人报复和泄愤的工具。

由于安德拉邦清剿纳萨尔派的举措卓有成效，它的策略被称作“安德拉模式”（Andhra Model），其中重要的内容便是“灰狗”行动，它严重限制了纳萨尔派的行动能力。同时，安德拉邦政府制造各种伪遭遇战，杀害纳萨尔派的核心领袖，这些行动沉重打擊了纳萨尔森林游击队。2005年之后，处于劣势的安德拉邦革命群体被迫撤离到奥里萨邦和恰蒂斯加尔邦的边界地带。受纳萨尔派影响的其他一些地方政府，诸如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马哈拉斯特拉邦、北方邦以及奥里萨邦等，也设法效仿“安德拉模式”，试图彻底摧毁纳萨尔运动。

（二） “和平行动”

由于警力有限、机动能力不够以及情报系统不发达等原因，地方政府倾向于动员、利用地方性抵抗组织遏制纳萨尔运动。地方政府经常撇清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声称它们是自发形成的民众运动。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恰蒂斯加尔邦的“和平行动”（Salwa Judum），它是印度地方政府、国内外矿业集团以及地方精英等利益群体结盟的产物，试图利用部落内部的矛盾削弱、瓦解纳萨尔运动。类似的组织还有西孟加拉邦的Nagarik Suraksha Samiti、贾坎德邦的Gana Suraksha Samiti等。这里主要介绍“和平行动”。

2005年6月，恰蒂斯加尔邦丹特瓦达县（Dantewada）的一些村庄爆发阿迪瓦斯（adivasis，即部落）武装反对印共（毛）的叛乱活动，这便是“和平行动”的起源，它被当地政府和媒体形容为一场“民众自发反对纳萨尔压迫”的集体行动。“Salwa Judum”在当地冈德语（Gondi）中是“和平进军”或“净化狩猎”的意思，即为了地方的和平与安宁而采取的行动。马亨德拉·卡尔玛（Mahendra Karma）是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他是当地的部落首领，也是立法议会的反对派领袖。20世纪90年代初，卡尔玛在当地商人的支持下曾发起过反纳萨尔运动，失败后向警方寻求庇护。21世纪之后，地方政府因发展经济的需要与塔塔（TATA）、埃萨（ESSAR）等企业集团签订资源开发协议，政府需要为这些企业提供矿产资源丰富的土地，而纳萨尔派正占领着这些区域。另一方面，纳萨尔派实施的诸如重新分配土地等政策严重损害了村落统治阶层的传统经济，使他们的利润急剧减少，并对其权威构成挑战。卡尔玛从中看到了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他发起和平行动，设法捍卫传统精英集团的权益。因此，和平行动的首领大多是地主、承包商以及高种姓的村民。

和平行动借鉴了安德拉邦的“灰狗”策略。承包商、放贷者和地主等将无业游民组织起来，并广泛动员阿迪瓦斯，试图消除纳萨尔派的势力，这是“以夷制夷”的对抗方式。从本质上看，和平行动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维持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等级结构。大体而言，它主要包括三类参与者，即纳萨尔暴力的直接受害者、传统权威受挑战的地主以及受利益驱使而加入反纳萨尔阵营的底层民众。其实，大多数参与者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处境与纳萨尔成员很相似。和平行动受到恰蒂斯加尔邦首席部长拉曼·辛格（Raman Singh，属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警方为参与者提供武器装备、军事训练以及薪饷，使之成为该邦南部重要的治安组织。这种组织形式甚至得到印度内政部的支持，成为反制纳萨尔威胁的典型。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外，和平行动也得到塔塔钢铁和埃萨集团等企业巨头资助，这些企业的投资项目受纳萨尔运动的影响。

和平行动强制征募村民参与冲突，以反纳萨尔的名义导致部落间自相残杀，致使社会内部严重撕裂。和平行动产生了许多违犯人权、僭越法律的情况，诸如大量招募未成年人参战。所有不愿意参与或支持和平行动的民众都可能被贴上“纳萨尔分子”的标签遭到粗暴对待。和平行动的牺牲者说成是被纳萨尔派害死、被逮捕者则被诬陷为纳萨尔成员。不仅是阿迪瓦斯，甚至新闻记者、私营业主和司机等都惧怕和平行动的成员。除了强制征募之外，和平行动还强迫原住民迁离家园，导致数以百计的村庄被废弃。该行动发起后的一个月内，15000名原住民被迫迁移到临时的安置营。它先后迫使5-6万名原住民迁离650个村庄，被安置在23个设立在公路边的救济营里。[4]3187沿着巴斯塔主干道，数万人驻扎在营地里，他们为避免遭到无辜袭击或被安全部队强制带来。地方政府没有为这些背井离乡者提供就业机会或土地，他们甚至缺乏基本的水和食物。地方政府视腾空村落和建立临时安置营是遏制纳萨尔派的重要措施。对数万被困的原住民而言，这无异于身陷囹圄。而拒绝离开家园者则被视为纳萨尔派及其同情者而加以迫害。除了驱赶原住民之外，和平行动还肆意焚烧村寨、虐待妇女。在双方的冲突中，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仅在2007年，750人在冲突中丧生。[5]153endprint

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对外声称和平行动是一场“人民自发的运动”，顾名思义，该行动肩负着“和平使命”。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都站在和平行动一边，媒体则对行动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置若罔闻。但是，它在社会上却引起高度关注。早在2005年底，五个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了一个14人规模的独立调查团，着手调查和平行动违犯人权的情况以及对当地人们造成的影响。这五个组织分别是恰蒂斯加尔邦和贾坎德邦的“公民自由之人民联盟”（PUCL）、德里的“民主权利之人民联盟”（PUDR）、西孟加拉邦的“捍卫民主权利协会”（APDR）以及“印度人民律师协会”（IAPL）。调查团广泛征求意见，包括政府官员和准军事部队的成员、安置营的原住民、底层的村民、和平行动的领袖和普通成员等，并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如媒体的公开报道、印共（CPI）向国家总理提交的公开信、印共（毛）的时事通讯，同时参照其他真相调查小组的报告。该调查团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和平行动并非如政府宣称的那样是自发性的群众运动，而是国家组织的“反叛乱行动”。此后又有很多公民社会组织和真相调查委员会介入调查，它们通常由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学者、新闻记者以及退休官员等组成。这些组织发布的独立调查报告表明和平行动非但没有平息冲突，反而产生大量无法合理安置的民众，它使纳萨尔派与国家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全面升级，并造成30余万难民。[3]601简而言之，“和平行动”并非自发性的民众运动，而是受国家支持的民兵武装。它是恰蒂斯加尔邦以“人民运动”的形式对纳萨尔派采取的反制手段。2009年，和平行动被“绿色狩猎行动”取代。2011年7月6日，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和平行动违宪，要求地方政府收缴所有武器，并责成政府调查其犯罪活动。

（三） “特殊警察”

在恰蒂斯加尔邦，地方政府和警察雇用阿迪瓦斯成为“特殊警察”（Special Police Officers， SPOs），使之成为和平行动的一部分。这些特殊警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特警”，他们不是具有正式编制的警察部队，而是为了抗击纳萨尔派而将阿迪瓦斯组织、武装起来。在丹特瓦达县，大约有5000名特殊警察，他们很多是未成年人，武器装备落后，通常使用警棍、弓箭和步枪等。但是，特殊警察具有国家安全部队不具备的优势，他们熟悉当地语言、地形、风俗等，是警方极佳的线人和监控者。特殊警察的行动受到官方的指使与庇护，这进一步扩大了暴力恐怖。许多年轻人受物质利益的诱惑而加入特殊警察部队，诸如可观的经济收入、佩带武器的权利以及在政府部门获得稳定的职业等。他们享有某些警察权力，起着维持和整顿村落治安的作用，并在遏制和清剿纳萨尔派的行动中协助准军事部队。他们也向政府提供基层情报，帮助识别纳萨尔派及其同情者与支持者。

很多人权组织抨击特殊警察，指责政府安全机构公然雇用平民充当作战人员，使他们成为安全部队与纳萨尔派之间的人肉盾牌。2011年7月5日，印度最高法院在南迪尼·孙达尔诉恰蒂斯加尔邦（Nandini Sundar Vs. State of Chhattisgarh）一案中裁定，任何招募部落并将他们武装成特殊警察的手段都是违宪的，必须取缔此类战术。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扶持由平民构成的治安组织反对纳萨尔派，并且政府有责任阻止此类组织行动。[6]由于政府招募的阿迪瓦斯未经充分训练，也缺乏相应的武器装备，这严重侵犯了阿迪瓦斯的生命权，他们根本无法自我保护或捍卫家庭成员免遭暴力袭击。同时，这种举措将法律下放到私人手里，极容易导致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

与和平行动、特殊警察相关的是“战略村”，这种策略源自美军在越战期间实施的“战略村计划”（Strategic Hamlet Program）。它清空偏远地区的村落，将村民迁移到指定营地，以切断纳萨尔派的供给线，彻底根除其群众基础，使之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于纳萨尔派的支持者主要是底层的达利特（Dalits，即“贱民”）与阿迪瓦斯，政府采取“腾笼换鸟”的策略，烧毁村寨、强制迁离，将人们安置在受警察监控的难民营，威逼纳萨尔派投降或迫使村民停止与纳萨尔派合作。政府甚至将这些安置营称为“模范村”，以期起到示范效应。然而，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们沦落为颠沛流离的难民。

（四） 伪遭遇战

“遭遇战”是指敌对双方突然相遇发生战斗，其特征是不可预测性和突发性，它未经缜密谋划，并且双方发生实际交火。然而，印度警察經常采取伪遭遇战的伎俩对付纳萨尔派。这种“遭遇战”有明确猎杀意图，它事先谋划冲突的场合、精心挑选施害对象。有些纳萨尔派被当场杀死，有些在被逮捕、施以严刑拷打后遭杀害，警察则对外宣称他们是在遭遇战中阵亡的。“遭遇战”的措辞意味着极端分子使用暴力对抗国家，在双方冲突过程中“意外地”被警察的武器致死。很多纳萨尔领袖都是未经司法审判在这种伪遭遇战中被直接杀害。警察故意制造虚假的遭遇战，以绕开法律肆意进行杀戮。警方与媒体所谓的遭遇战其实是经过精心设计和预谋，是政府实施的个体歼灭战。20世纪60、70年代之交，查鲁·马宗达（Charu Majumdar）领导的革命运动也采取过类似的歼灭策略。

官方还编造各种战斗情节隐瞒民众、误导舆论，掩盖蓄意谋杀之实。例如，1973年5月6日，警察在周利村（Chouri）开枪打死4名达利特，另有31人受伤。政府此后声称该村是滋生纳萨尔派的“温床”，被击毙者都是顽固不化的纳萨尔成员。政府所谓的“遭遇战”成为一次次谋杀的借口，任何为争取正当权益进行抗议的人们都可能沾染纳萨尔污名而遭杀害，警察的血腥暴力被披上合法的外衣。警察还将在城市逮捕的纳萨尔高层带到偏僻的丛林里杀害，以制造遭遇战的假象。纳萨尔派的重要政治人物阿扎德（Azad，原名Cherukuri Rajkumar）就以这样的方式被杀。他是印共（毛）政治局的12位委员之一，也是党的发言人，被外界公认为纳萨尔派的重要代表。2004年，阿扎德在促成安德拉邦政府与纳萨尔派进行和平谈判的过程中起着重要斡旋作用。2010年7月2日，安德拉邦警方宣称在阿迪拉巴德县（Adilabad）的“遭遇战”中将阿扎德击毙，而事实上他是在那格浦尔（Nagpur）火车站附近遭逮捕后被秘密杀害的。endprint

伪遭遇战暴露了国家暴力的本质，它有意混淆参战人员和非参战人员。印度政府将纳萨尔运动视为“法律与秩序”问题，忽略其本质上是社会底层渴望尊严的极端表达形式。政府无法容忍任何超出法律框架的政见表达方式，在以暴制暴观念的主导下，警察制造遭遇战，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试图从肉体上彻底歼灭纳萨尔派。在应付纳萨尔运动这样的集体性政治抵抗时，印度政府的逻辑处于悖谬之中：一方面，它宣称纳萨尔派是法律与秩序问题；另一方面，它卻没有严格遵照法律规范来对待纳萨尔派，而是采取法外手段，如伪遭遇战、诱捕和歼灭等。在很多暴力冲突中，政府与警察将受害者斥为极端施暴者，自己迫不得已采取防卫措施，以将杀戮正当化。“正当防卫”成为警察制造杀戮事件后的惯用说辞。很多公民自由团体和人权组织在调查真相后指出，那些被警察杀害的人们大多都是无辜的平民，而非纳萨尔成员。

三、 军事遏制策略的评估

数十年来，印度政府动用私人武装、地方治安会、雇佣兵、准军事部队甚至常规军镇压纳萨尔派。然而，尽管军事遏制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它未能彻底消除纳萨尔暴力。纳萨尔派与政府长期相持不下，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最根本性的一点是纳萨尔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它并非简单的叛乱。正如印度著名的纳萨尔问题研究专家莫奴仑金·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指出：

禁止某个组织、逮捕或杀害一批党员和领袖、动员某个群体与纳萨尔派作斗争，或者利用宣传攻势诋毁纳萨尔派是“恐怖主义者”，这些做法都忽视了过去4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的这些行为都不能成功地摧毁纳萨尔运动，因为从本质上而言，它是一股意识形态的力量，其根源在于印度的各种客观条件。[7]3167

同时，地方政府在实施遏制纳萨尔派的策略时存在各种问题，进一步削弱了军事遏制的效果。这些问题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安全机构间存在利益竞争关系；前线警员缺乏专业训练、装备落后；财政拨款不足，底层警员薪水微薄，围剿纳萨尔派缺乏动力；很多基层警员未能适应丛林战；情报机构低效，无法迅速分析与共享情报并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缺乏核心机构协调各邦的军事行动等。有些地方政府与纳萨尔派相互利用，形成共谋关系，也有政客甚至公开表达支持和同情纳萨尔派。这些因素都使国家无法彻底镇压纳萨尔运动，军事压制也招致纳萨尔派的暴力报复，双方陷于暴力的恶性循环。政府利用民间武装力量，尤其是招募部落作为线人或武装人员，这种举措确实效果显著，但它导致大量违反人权的情况，并非长久之计。恰蒂斯加尔邦的和平行动并未真正赢得民心，它视部落为暴力工具，很多民众失去传统生计，当地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它撕裂了底层社会，使部落生活在纳萨尔派与警方的双重恐怖阴影之中。

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权益意识的增强，印度社会的舆论经常争论警察与纳萨尔派发生伪遭遇战时的受害者是否为纳萨尔派。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受害者的身份，因为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即使是纳萨尔成员，警察也无权不经过司法审判直接杀戮，这不具备合法性。根据印度宪法，任何公民都具有不可克减的生命权利，只有依照法律程序才能被剥夺生命。因此，国家采取的任何导致公民死亡的行为都必须有正当法律依据，只有少数情况下国家才能剥夺公民生命权，而且法律严格限制这种权力。既然印度政府将纳萨尔问题视为法律与秩序问题，那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根据国际法和印度国内的法律，警察必须谨慎、克制地使用武力，而且必须符合法律规范。只有经过严格审慎的司法审判，反叛者被判处死刑后才能被执行，而不是被任意杀掉。根据国际惯例，一国的内战或武装冲突受《国际人道法》约束。该法明确区分参战者与平民，武装力量可以攻击参战者，但应避免伤害平民，防止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如果印度政府宣称的遭遇战属实，那么发生冲突时作为参战者的纳萨尔派被击毙是有法可依的。然而，印度政府为了绕开国际法，它拒绝承认纳萨尔问题是“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而是纳入国内的法律与秩序框架。[8]在这种情况下，纳萨尔派甚至不能被视为参战人员。既然不存在战斗人员，那么即使以遭遇战为借口的杀戮也属违法，它无法正当化国家的暴力行为。

印度政府的军事遏制策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诸如农民与原住民的土地分配、森林权利等，也没有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在探讨暴力和武装冲突的问题上，“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认为民主制度将促进和平，因为民主国家的权力运作建立在公意之基础上。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民主制度与殖民掠夺、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后殖民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阿奴拉·切诺伊（Anuradha Chenoy）和卡玛尔·切诺伊（Kamal Chenoy）提出以“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的视角来看待纳萨尔问题，它进一步拓展了“国家安全”的视角。[5]人类安全视角是以人为本，它基于尊严、公正、权利、包容和人类发展。从该视角看来，印度前总理辛格宣称纳萨尔派是“印度国内安全最大威胁”的论调是一种国家安全取向，而不是人类安全取向。

四、 进一步讨论

自从纳萨尔巴里起义以来，军事打击一直是印度政府压制纳萨尔运动的主要手段。印度政府根据现实主义的范式处理国内武装冲突，视纳萨尔派为国家安全问题。这种冲突观认为个体安全源于国家安全，国家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并维持社会秩序。因此，它视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从而使国家暴力和各种军事策略合法化。然而，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安全观并未能充分遏制纳萨尔派，它忽略了纳萨尔运动是一场基于意识形态的革命运动。

“安德拉模式”为国家遏制纳萨尔运动提供了一定经验，它结合安全、发展和政治取向，具体包括建立特殊警察部队和情报机构、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实施诱降与复员政策以及改善政府治理、确保地方共同体利益等。除了采取这些综合举措之外，安德拉模式的成功还有其特殊条件和历史背景，因而其成功经验未必能复制到其他地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德拉邦政府和警察长期致力于反对极端激进势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钱纳·瑞迪（Channa Reddy）政府到后来的基兰·瑞迪（Kiran Kumar Reddy）政府，一直坚持安全和发展相结合的策略，从而保持了反纳萨尔政策的连续性。同时，政府主导的发展措施为农民、商人和年轻人创造了很多经济机遇，使他们逐渐远离激进主义运动。此外，纳萨尔运动历史上与政府之间的一次重要和平谈判是在安德拉邦举行的。当时在公开谈判期间，很多纳萨尔派的高层第一次走出隐蔽的密林深处，暴露在警方视线之下。安德拉警方趁机搜集了大量珍贵情报，包括纳萨尔高层的构成、随从人员、行踪、藏身地等，这极大地便利了日后的清剿行动。安德拉邦政府策略性地运用军事镇压、经济发展、政治赋权和周期性的谈判等举措遏制纳萨尔派，最终缓减了双方的冲突。endprint

关于如何解决印度政府与纳萨尔派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很多印度学者不乏本土性的见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莫奴仑金·莫汉蒂倡导的“4-D”模式，即通过减少军事升级（de-escalation）、发展（development）、对话（dialogue）和民主（democracy）为和平创造条件，实现“红”与“绿”之间的协调。[9]在莫汉蒂看来，人民民主革命理论（尤其是土地革命）为处理“红”与“绿”之间的耦合问题提供了某种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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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ohanty， M. Red and Green： Five decades of the Indian Maoist Movement[M]. Kolkata： Setu Prakashani， 2015.

（責任编辑：柯 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