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超+张旭

浅谈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建立和完善（5）

第三，充分利用媒体和社会力量从外部施加压力，对推动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拿破仑曾说过：“一间报馆犹如一支军队，四家不友好的报纸要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在一贯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媒体和有关的社会力量特别是那些民间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改组法》的推动过程中，这些因素也成为了最终成功的重要推手。

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他的名著《战略论》中曾这样评价军队对于发现问题的态度：“军队从来就不提倡去发现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他们把自己的历史当成一种感情的财富，而不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领域。”尽管这一评价有失偏颇，但其对于军队内部保守势力对待改革的态度来说还是很中肯的。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些私人研究机构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通常被视为“智库”的机构被看作是“美国人联系知识与权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这是美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没有其他任何国家，会如此重视这些能够影响公众决策的私人研究机构”。围绕着军事改革，特别是《改组法》，改革者和反对者都在竭力利用这些研究机构来为自己壮声势，同时也给“保守”的军方施加压力或频频助威。

在为改革摇旗呐喊的研究机构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最具影响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附属于乔治敦大学，成立于1962年，中心成员包括赫赫有名的亨利·基辛格、泽贝纽·布热津斯基等人。在琼斯首先提出改革之后不久，国防改组项目也成为了研究机构的关注点之一。1983年10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从罗斯福中心接手国防改组研究项目，同时为这一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也将资助转移过来。从该中心项目筹划指导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就可以看出，该中心是由改革派把持的（其中就包括琼斯和参议员纳恩）。该委员会成员共有24人，其中只有国会议员斯特拉顿属于反对改革的阵营，但他的参与程度并不频繁。前参联会主席汤姆·穆勒虽然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联系，但是他反对改革的立场却使他没有被邀请参加进来。这一项目由于集合了大量国会议员和资深防务专家，因此反对改革的海军都认为，“毫无疑问，这群人会让改革成气候的”。

1985年2月，项目负责人发表了一份长达60页的报告，题目为《建立更有效的防御》。下半年，另一本250页的同名书籍出版。报告的作者对“美国部队计划、采购及运作的效力和效率”提出了质疑，同时建议对国防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报告提出10点建议，其中包括以参联会主席为首席军事顾问，强调必须让他准备财政上可行的部队计划方案。报告还建议联合参谋部直接向主席报告，任命联合参谋部主任为参联会副主席，各军种设立联合专业职位，培养担任联合作战工作的军官等。

这些结论让反对改革的穆勒将军大为光火，他立即发起了对报告的抨击和威胁。穆勒利用自己在为研究中心提供资助的保守基金会的影响力，威胁中心主席乔·乔丹说，这份报告会“危害到研究中心从保守基金会获得的资助”。穆勒还试图让国防部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施压，要求其停止支持这个项目，并以停止向智库提供国防资金进行威胁。当时的海军部长莱曼也对这一项目施加压力，他在《防务周刊》的一次采访中将报告描述为“又一个错误的研究”。但是，研究中心最终顶住了这种压力，并且获得了7位仍然在世的前国防部长中的6位的支持，这就大大减小了保守基金会插手施压的可能性。这一成功的项目使得国防部改革在美国国会成为一个合法议题，议员们可以对此进行公开讨论，为后来《改组法》在国会的通过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传统基金会进行的类似项目就不这么顺利了。该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大出风头。1983年8月1日，传统基金会雇佣即将退休的西奥多·克莱科尔中校开展一项为期18个月的名为“军事改革计划”的研究，由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这一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因为一些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传统基金会被迫将名字改为“国防评估计划”。作为研究的成果，1983年12月开始，传统基金会开始发布被称为“简报”的文件。当第二篇简报谈到参联会的改组问题时，麻烦就来了。这份简报中宣称联合计划与策略制定“完全不符合需要”，军方的建议“也没有什么作用”。简报建议解散参联会，任命参联会主席为联合参谋长，由他来履行参联会的职能，并给他配一名上将级的副参谋长。而最要命的建议是“认真考虑撤销所有或部分军种参谋长”，这一下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传统基金会还是发布了这份简报，但时间却因为海军的阻挠而大大推迟。

1983年年末，海军部长莱曼认为反改革阵营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术和智库活动。莱曼组成了一个团队，当然成员都是反对改革的人，他们来自4个军种和国会、商界。哈德森研究所被选为这个团体的承办单位。同一年，莱曼下令解除了与掌握海军分析中心多年管理权的罗切斯特大学的合同，并将其转交给哈德森研究所管理。海军方面针对罗切斯特大学方面的质疑回应说，他们将海军分析中心的管理权公开竞标，然后选择了哈德森研究所。得到一块“肥肉”的哈德森研究所立即投桃报李，对海军的各项事业表示赞同。研究所负责人托马斯·贝尔甚至开始公开反对改革。

1985年3月，贝尔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宣称，他认为参联会改组是“完全难以理解的，简直是前所未见，就像盲目追赶潮流”。“现存的制度很奏效，而且一直在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服务”。在該研究所的一份名为《关于参联会改组的相关分析》的报告中，开头就写道：一个美国精英团队反对对参联会体制做出任何法律上的改动，以免“好意”的改革，让美国的军事领导变成普鲁士式狭隘的领导。

1985年5月，海军动员学术界力量举办了一次“参联会改革”会议。在会上发言的人除了前陆军副参谋长外，全部都反对改革。前海军副部长罗伯特·莫里赞成维持现状。他说：“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中，参联会体制让我们成功度过了最危险的战争（二战），随后又带领我们安全地度过了二战后40年的核武器时代。”莫里还宣称目前的体制“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把宪法的内容和精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援引美国宪法中权力分散的原则，强调美国制宪元勋们也会反对加强参联会主席职权的建议。海军上将吉姆·霍洛维批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其加强参联会主席职权的建议“完全违背了我国军事指挥体系的基本原则”。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杰弗里·巴罗也认为，偏离现有的联合性质的参联会体制“只会导致战略僵化，而且还将进一步缩小供文职上司比较选择的方案的范围”。

海军部长莱曼对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很满意，后来同意海军战争学院出版了一本收录了相关论文的小册子，并且为此提供了资金。总的来看，虽然以海军为代表的反对改革阵营竭力争取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赞同自己的观点，但支持改革的学术力量对比却有利于改革者们。

除了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以外，社会舆论也是影响双方观点谁占优势的重要一环，而争取媒体的支持则是争取社会舆论的最重要举措。“美国无秘密”这一著名论断，也正可以说明美国媒体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军事领域的极端敏感和关注。首先是国防采购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并进而在客观上增强了改革者们的努力。

1983年7月12日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曝光了五角大楼监察长起草的一份报告，其中提到：“国防部斥巨资购置飞机发动机配件，却丝毫不在意成倍增长”。文章中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1982年空军购买每个螺栓的价格是17.59美元，1980年只需0.67美元。一个劳斯莱斯圆形组件的价格也从3.70美元涨到了54.75美元。”最后的结论为“这份报告草案是国防部存在大量问题最权威的证据。”一年以后的1984年9月，空军又被披露出为C-5A“银河”运输机采购价值达7622美元的咖啡壶。《纽约时报》对此嘲讽道：“即使飞机的舱内压力在空中丧失的时候，是的，即使当这架飞机会由于受到足够的地球引力——重力，使得整个机组人员遇难的时候，这个咖啡壶仍然可以正常地煮咖啡。”

时隔不久，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报道又出现在报纸上：海军为E-2C预警机购置了单价高达659美元的烟灰缸。评论家们激烈批评这样的做法是“浪费金钱”。诸如此类大量被媒体曝光的国防采购问题，迫使里根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这直接导致了帕卡德委员会的成立，并在后来的改革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推动改革过程中，戈德华特和纳恩也非常注意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制造有利的社会舆论。他们的举措之一就是想办法引起媒体的关注。在1985年10月16日的听证会结束后，公众对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产生了巨大兴趣，为此准备的2000份报告副本不到24小时就都被取走了。当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晚间新闻》节目中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让人期盼已久、已被严重走漏了消息的一份关于五角大楼指挥链的参议院专题调查结果已于今晚正式发布，并呼吁从头到尾的全面改革。”

另外，有些目前体制的反对者做出的反应就好像是有人刚刚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了这个体制。美国广播公司的《世界晚间新闻》节目则将戈德华特在听证会上的一句话作为相关报道的开头：“它已经要坏了，因此我们需要去修理它。”第二天的报纸也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华盛顿邮报》的大标题是“五角大楼管理不善”，副标题为“取代参联会，参议员们敦促改组”。文章的导言部分写道：“据参议院昨天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国防部为战争的准备和它的战斗力被军种间竞争、糟糕的五角大楼管理以及国会的吹毛求疵所严重制约，五角大楼需要一场重大的检修。”

其他报纸的报道内容也与《华盛顿邮报》差不多。由于观众的兴趣被充分引导起来，C-SPAN电视台反复播放听证会录像，几乎每隔一天就要播放一次，就这样持续播放了好几个月。这样的舆论狂潮使得数量少得多的反对者的文章和电视节目，完全被淹没了。而且这样的反对声音反倒招来了挖苦。《华盛顿时报》在有关的社论中曾提及了兰博系列电影，社论认为：“支持‘兰博是正确的那些人应该记得，电影男主角在开始做严肃的事情之前必须要战胜国防部门”。就这样，戈德华特和纳恩利用媒体的力量牢牢占据了社会舆论的“高地”，为《改组法》的通过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组法》的主要内容及美军联合作战的实践

《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正式成为美国法律后，已经是美军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根本法律依据。从1986年以后，美军先后进行了入侵巴拿马、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大规模正规作战中未尝败绩。应该说，这种成绩的取得无疑是与《改组法》的作用分不开的。但《改组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仍然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进行着自我完善。在论述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完善过程之前，有必要对《改组法》的基本内容做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改组法》的内容的话，那么就是建立了总统——国防部长——战区联合司令部司令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组法》的基本内容包括：加强国防部长的职权，明确国防部长对国防部一切事务有唯一最终权力；指定参联会主席为总统首席军事顾问，设立参联会副主席职务和明确由参联会主席领导联合参谋部；明确规定联合司令部司令的责任，将军种参谋长排除在作战指挥链之外；确保联合司令部司令拥有与其责任相符合的权力等等。这样规定的结果就是形成了非常具有美国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在这个体制中，总统是宪法规定的美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处于整个指挥链的最顶端。国防部是负责防务事务的行政部门，其组成包括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参谋部、国防局、国防部专业工作机构、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和联合司令部。根据军政军令分离的原则，总统和国防部这一层级上是一个综合性的层级，既负责军政系统也负责军令系统。再往下则是区分为军政系統的军种部和军令系统的联合司令部，到作战部队一级则不再区分军政和军令系统。军种部分别由一名文职部长领导，负责监督本军种参谋长处理本军种事务，但不负责作战指挥，只负责本军种部队建设和行政管理职责。

战时，各军种部应当向各联合司令部提供部队，国防部长则应给各军种部分配其所应承担的支援和行政管理职责，未分配给联合司令部的部队仍由各军种部领导。美军的作战司令部分为联合司令部和单一军种司令部。前者是指在一名指挥官领导下，由两个或更多军种兵力组成部队的，具有广泛、连续任务的司令部；后者则是指通常由一个军种兵力组成部队的，具有广泛、连续任务的司令部。

《改组法》规定联合司令部司令在遂行其受领的任务方面向国家指挥当局负责。根据这一规定，联合司令部司令拥有国会认为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一切领导、指导与控制权。《改组法》规定联合司令部司令拥有以下权力：给下级司令部下达权威性指令，包括军事行动、联合训练和后勤的一切方面；规定司令部内的指挥链；组织司令部和部队遂行所分配的任务；使用必要的部队遂行所分配的任务；给下级指挥官分配指挥职能；协调和批准行政管理、支援和维持纪律方面的各种措施；有权选配下级指挥官和作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也就是说，联合司令部司令已经获得了自己所配属部队至关重要的指挥权。

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军种部一样不处在作战指挥链之中，其成员有主席、副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改组法》规定，参联会主席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其他成员也是军事顾问。他们可以根据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对某一具体事务的要求，提出自己的建议或意见。也就是说，参联会所有成员都只有建议权而没有指挥权，参联会主席只是“履行在指挥链中向各联合司令部指挥官传送总统与国防部长信息的职能”。

作为参联会成员的各军种参谋长实际上担负着双重角色：作为参联会成员，他们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提供建议；作为军种参谋长，他们在军种管理方面向军种部长负责。而按照惯例，各军种参谋长的大多数必要的日常事务是由军种副参谋长负责处理的，这是因为各军种参谋长作为参联会成员的职责优先于他们作为軍种参谋长的职责。作为国防部组成部门的联合参谋部并不隶属于参联会，虽然《改组法》规定联合参谋部只服从于参联会主席，并协助参联会副主席和其他成员履行其职责。联合参谋部负责协助参联会主席对作战部队实施联合战略指导，协调各联合司令部的联合作战，将陆、海、空军部队组合成有效的合成部队。以上就是《改组法》所规定的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大体情况，这样的指挥体制很快就在多次实战中证明了其高效性。

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曾这样评价《改组法》的作用：“《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规定了非常非常清晰的指挥权威链以及对下级指挥官的责任，而这意味着一支更为有效的战斗力量”。国防部长佩里则回忆说，战争的胜利归功于“由《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所带来的指挥序列上的重大结构改革。”

海湾战争是美军在《改组法》颁布后的首次大规模实战行动。战前，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美军就注意体现军种联合作战的特点。1990年8月10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不到10天），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在听取了由空军负责制定的“迅雷”作战计划后，认为该计划不能全面反映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利益，于第二天指示空军参谋部扩大计划班子，吸收海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参加，并在联合参谋部作战部主任的指导下继续制定详细作战计划。这样就把各军种的意愿和要求都体现在作战计划之中，避免了空军的本位主义影响军种团结。

直到当年12月20日，美军才完成了最后的作战计划并得到批准。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之前，美军即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参加海湾战争的多国部队由多达39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如何使这些军队组成一支配合自如、运转灵活的整体力量，对美军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首先，美军根据《改组法》的规定赋予了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在战区范围内绝对的指挥权力，只有关系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由国家指挥当局——总统和国防部长决定。施瓦茨科普夫通过参联会主席接受国防部长下达的命令，并通过后者向国防部长提出兵力需求，可以从美军全军范围抽调部队。除了特种支援部队和战略情报收集机构外，战区所有部队均隶属于直接向施瓦茨科普夫负责的各军种司令官。而各军种部按国防部长的指示向联合司令部提供兵力后，就无权再指挥这些部队了。

中央司令部下属的各军种司令部基本是按军种建制设置的，分别组建了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只有特种作战司令部是跨军种的。在这个体制中，与《改组法》颁布之前相比的一大进步是空军司令部负责对空军部队实施作战控制，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实施战斗控制，制定统一的空中任务指令后交各军种执行，形成了较高程度的军种之间联合体制，使空中部队构成一支组织严密的联合作战力量。

参战英军由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作战控制，同时也受英军司令官指挥。一向标榜“独立”的法军开始一直坚持在本国指挥和控制下单独进行作战，但到1990年12月中旬又不得不转归美军中央司令部陆军司令部进行战术控制，使这个“独立王国”最终成为了联合部队的一员。阿拉伯国家军队参战的条件之一是在沙特的控制下作战，因此成立了以沙特的哈立德中将为司令官的战区联合部队司令部，负责指挥阿拉伯国家军队作战。为了协调美军指挥系统和沙特指挥系统，多国部队成立了一个由沙特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军事计划人员组成的非正式计划小组，担负指挥过程中的协调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海湾战争中美军地面作战部队分属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集中统一指挥的原则。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海军陆战队担负从波斯湾方向以两栖登陆的佯动动作牵制驻科伊军的任务，与在西部担负主攻任务的陆军部队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阿拉伯国家军队，分属于两个司令部对作战行动影响并不大。

在空袭作战行动开始前21分钟，由陆军9架装备有“海尔发”导弹和“九头蛇”火箭弹的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组成的“诺曼底”特遣队，在空军3架MH-53J“铺路微光”特种作战直升机的引导下，摧毁了伊拉克边境上的2座预警雷达站，在伊拉克的防空网上撕开了一个缺口。这次行动从规模上看只是一次战术行动，但却是由陆军和空军共同实施的联合作战行动。

空袭作战中，海军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与空军F-117隐身战斗机，共同突击了伊拉克防空最严密的目标。在地面作战中，海军陆战队在波斯湾方向积极佯动，使伊军注意力被吸引到抗击来自海上的两栖登陆上，对陆军成功实施“左勾拳”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近距空中支援方面，空军A-10攻击机和陆军武装直升机按地面部队的召唤，对妨碍其前进的目标实施打击，大大提高了地面部队的推进速度。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遂行战场遮断行动时，从总体上看也是联合作战行动。

但作为人类战争进入高技术战争时代后的第一场战争，海湾战争在联合作战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例如，中央司令部下属的军种司令部中，只有空军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基本实现了对跨军种作战力量的统一指挥，其余军种司令部仍基本按军种建制组织指挥，这与现代联合作战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战争中，各军种之间互联互通麻烦不断。在空战过程中，由于各军种飞机使用了不同的保密话报系统，组织多军种联合攻击编队相当困难。当伊拉克军机逃往伊朗时，美国空军预警机无法通过海军保密话报系统通知F-14战斗机实施拦截。海军航母缺乏与空军计算机辅助兵力管理系统兼容的高频通信设备，空军司令部制定的空中任务指令不得不用软盘或复印件，以人工方式每天送到航母上。

海夫吉之战中，突入城内的陆战队侦察兵只能与陆战队联系，得来的情报要几经周折才能传到攻城的沙特和卡塔尔军队那里，贻误了战机。此外，陆军和空军装备了大量夜视器材，具备很强的夜战能力，而海军陆战队的地面和空中部队则严重缺乏夜视器材，几乎没有夜战能力。每当夜幕降临时，由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就不得不停止进攻。这些不足既有组织方面的，也有技术方面的，促使美军在战后不断加以改进完善，以期达到更高的联合作战能力。

在随后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军均以空中作战力量为主体外加部分特种作战力量参战，其联合作战是以空中力量和海军远程打击力量为主进行的，在形式上比较接近。例如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将战前组建的空军“天空铁砧”特遣队和海军“灵活铁砧”特遣队合并为“贵重铁砧”联合特遣队。“天空铁砧”主要由美空军第16航空队和驻扎本土的可发射AGM-86C常规巡航导弹的轰炸机组成，“灵活铁砧”则由第6舰队兵力组成，包括海基“战斧”巡航导弹和舰载机。合并为“贵重铁砧”后，就成为包括海空军在内的联合特遣部队，成为真正的整体性联合作战力量。

特遣队由美国海军上将艾利斯任司令，对美军投入作战的所有海空军部队实施作战控制。美国空军中将肖特任艾利斯手下的联合空中部队司令，他同时还担任南欧盟军空中部队司令，实际上是北约盟军空中部队司令。美军参战的所有空中力量（包括海軍舰载机）均由欧洲盟军第5战术航空队实施战术控制，并在第5战术航空队参谋机构基础上成立了联军空中作战中心（CJFACC）。肖特中将也是通过联军空中作战中心对所有参战的北约空中力量进行协调与控制。这样一来，美军指挥系统与北约指挥系统也就合而为一了。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了“叙拉古斯”系统和战术通信系统等大量与北约兼容的信息系统，大大增强了参战各国军队之间的互通性。此外，美军还向各国及各军种空中力量派遣了联络小组，以加强联合空袭的协调一致。

在阿富汗战争的开战时间选择上，美军同时考虑了地面特种部队与空中攻击机群的要求。阿富汗地区在10月6、7日两天，日落后月光最暗，既有利于特种部队的直升机隐蔽进入战区，也有利于空袭飞机利用夜暗进行攻击（这是因为塔利班武装的防空武器基本上都使用光学瞄准方式）。因此，开战时间定为当地时间10月7日21时。美军还广泛运用了Link16数据链技术，将空中和地面的侦察力量与空中待战飞机及其他火力打击单元联成一个整体，使联合作战的实时性和高效性又有新提高。

迄今为止，美军联合作战的最高水平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展现的。由于战争目的是占领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因此地面作战力量在海湾战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参与美军联合作战。与海湾战争相比，这次中央司令部下属的陆军司令部拥有了对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权。陆军司令部由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司令部兼任，负责对战区内美国陆军和陆战队部队实施作战指挥，对盟军地面作战力量实施作战控制；海军司令部由第5舰队司令部兼任，对所有战区内美军舰艇实施作战指挥，对盟国海军舰艇实施作战控制；空军司令部由第9航空队司令部兼任，对美军四大军种航空兵实施作战指挥，对盟国空中力量实施作战控制；陆战队司令部由陆战队第1远征部队司令部兼任，只负责战区内陆战队部队的行政领导，而不负责其作战指挥；特种作战司令部负责对战区内所有美军特种部队的作战指挥，同样对盟国特种部队实施作战控制。

此外，英国任命伯里奇将军为英军战区总指挥，具体负责英军作战行动以及与美军部队的作战协调。除了开战日期由国家指挥当局决定外，战区内所有事宜均由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决定，进一步强化了联合司令部的权威。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实战应用，美军得以依靠C4ISR系统使所有军种的作战能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地面部队如果发现当面敌军位置后，他们可以利用类似互联网上聊天室的网络系统与中央司令部计划人员、空中部队和友邻部队进行实时联系。中央司令部计划人员根据得到的信息快速确认目标准确位置，并批准空中待战飞机进行攻击。

与此同时，地面部队确认己方部队不在待战飞机的杀伤范围之内并将信息告知攻击机，明确可以攻击。最后，空中待战飞机对目标进行精确攻击，整个过程仅用30分钟时间。这比海湾战争中的联合作战有了巨大进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技术手段的提高。美军能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结束大规模作战行动将萨达姆政权推翻，其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实在是功不可没（以后美军陷入游击战泥潭则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联合作战的实践外，美军在日常中也非常重视多军种联合训练，使其为联合作战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军联合训练的成功，依赖于成熟的联合训练领导体制。美军联合训练领导体制基本上依托作战指挥系统。国防部不担负具体工作，主要是检查、监督和审批，属于宏观上的指导。参联会主席是国家指挥当局对联合训练实施控制的全权代表，在联合参谋部的协助下成为联合训练的具体指导者。各联合司令部负责组织联合训练，其中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曾是专职的联合训练机构，负责全美军部队联合训练事宜，既是美军80%部队联合训练的组训者，又是联合训练的示范和保障单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战区联合司令部只负责本战区内的联合训练，具有地域性特点。

联合部队司令部于2011年8月3日被撤销，其原因是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各方面具有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规定，再单设一个专门的联合司令部负责联合训练已经不再必要，因此在军费紧缩的背景下被撤销。按照时任国防部长盖茨的解释，联合部队司令部组织联合训练的职能将被参联会“吸收”。美军联合训练的内容主要是由《通用联合科目表》规定的。该表由联合参谋部制定，内容包括联合训练科目、联合科目的条件和标准等。各组训单位根据承担的任务，从中选取必训科目，配以特定的条件和标准，形成本级的《必训科目表》，明确训练什么科目和达到什么标准。

联合演习是美军联合训练的最高形式。美军许多联合演习是常态化的，例如“联合特遣部队演习”是美军诸军兵种联合年度例行性演习，每年举行若干次，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均参演，动用兵力达3万人。其他如“坚固盾牌演习”“勇敢之鹰演习”“内窥演习”“速度勇士演习”等等都是常态化联合演习，美军这样的演习数量之大令人惊讶。此外，还有大量联军演习，如“协作精神演习”“焦点透镜演习”等，都以军种联合作战为主要的演习内容之一。

从以上《改组法》颁布后美军联合作战和联合训练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有法律规定作为保障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仍然是需要不断发展并进行完善的。这其中既有组织体制方面的完善，也有主要依靠技术手段进步完成的技术方面的完善，从而使美军建立了当今世界上经过实战检验的堪称各国典范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作为政治体制、国情和军情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异的我国，在建立符合我国军队实际情况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时，既要注意吸取美军在这方面的经验（如注重以立法形式予以保障），也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力争早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效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全文完）

（编辑/笔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