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川+周子达+李立华

1929年7月，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上任后，他立即选派党团骨干到中东路各站、北宁路关外段及哈尔滨、沈阳、抚顺等地开展工运工作。于1924年上半年成立的东北第一个基层党支部——沟帮子铁路党支部，得到了刘少奇的重点指导。

加强党支部建设

为了加强党支部建设，刘少奇要求：“所有同志编入支部”“加紧督促支部的工作及支部会”，同时“严密党的组织纪律，经常检阅支部同志的工作，对于不参加会议及工作落伍的分子，在加紧支部工作中淘汰出去”。为保障支部生活的正常开展，刘少奇领导下的满洲省委作出“即刻严格地征收党费”的决定，并专门发出关于征收党费的通告。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包括沟帮子铁路党支部在内的东北各地党组织在质量上、数量上、工作上、组织上都有相当大的进步。1929年8月底，沟帮子铁路党支部有工人党员4人；到1930年3月底，沟帮子特支已建立，党员增加到9人。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着重指出：“兵工厂和沟帮子两个产业支部发展较好。”

亲赴沟帮子指导工人运动

多年来，北宁路当局为刺激职工劳动积极性，从每年利润中取出很少一部分在春节前发给工人，名曰“花红”。钱数虽然不多（约相当于1-2个月工资），但对于吃穿难以为继的工人来说，却是他们渡过年关的唯一指望。但自1926年起，北宁路当局连年拖欠“花红”。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中共满洲省委对北宁路“花红”斗争极为重视，作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的刘少奇，作了积极的鼓动、组织和部署，并将斗争的中心设在沟帮子。

1929年8月，全国铁路总工会制订了《北宁路罢工运动计划》，不久，又向北宁路发出《为加紧年关斗争》的通告。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作出了要抓紧领导北宁路斗争的决议，并派杨一辰、张聿修、陈同和、刘子奇去发动和领导这一斗争。杨一辰等人临行前，刘少奇作了具体指示，嘱咐他们要深入调查，了解工人的苦痛，组织工人据理力争，一定要争取斗争胜利。

杨一辰等人先后到大虎山、沟帮子、彰武、营口、锦州等地进行调查。在沟帮子，杨一辰向沟帮子铁路党支部书记欧阳强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并且制订了开展工作的具体计划。

1929年年底，北宁路当局借口“财政状况不佳”，不仅不补发民国十五、十六两年（即1926年和1927年）拖欠下来的“花红”，还宣布把当年的“花红”取消，引起工人们强烈不满。在“花红”斗争即将爆发前夕，刘少奇在杨一辰的陪同下亲自到沟帮子巡视工作，指导这一斗争。当晚，刘少奇就住在欧阳强家中。刘少奇指示：“必须将这次斗争搞好，搞得成功，斗争的策略应当是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斗争中要广泛地发动群众，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保存党的实力，不能暴露组织。这次斗争主要是扩大影响，团结工人，教育群众。”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欧阳强立即召集党员和工会骨干开会，研究确定了斗争方案。会后，经过几天的分头发动，各主要站、段的工人都组织起来，各自派出代表，在大虎山召开了有30多人（包括通辽、彰武等地代表在内）参加的争取“花红”的代表会。在会上，欧阳强呼吁：“我们工人生活太困难了，没有煤烧，钱也不够花，加班加点也不给多开工资，而路局又拖欠了我们几年的‘花红，我们要带领车房工友向路局进行斗争。”与会代表情绪激昂，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

“花红”斗争为工人运动树立典范

1930年年初，沟帮子铁路工人在欧阳强等同志的组织和率领下，冲破监工和把头的阻拦，包围了段长郭忠汉的公事房，高呼“补发‘花红”“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郭忠汉强装镇静，要工人派出代表研究商谈。欧阳强按预先计划，夹杂在人群中回答：“我们没有代表，我们就是生活困难，要求补发‘花红、增加工资、改善我们的生活！”工人们立即异口同声地说：“对！有话就在这里说，我们没有代表。”机务段的工人还表示，不发给“花红”，就别想开走火车头。郭忠汉在工人们的强大压力下，只好答应将工人的要求上报路局。于是，工人们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4条要求：给煤，每人每月夏天半吨、冬天一吨半，给做炉子的材料（铁、烟筒）；补发历年所欠和本年应得“花红”；每人每出勤30天，加8天工资；例假（灯节）的假日由一天半延长到3天。同时，工人们要求路局尽快答复，否则坚决罢工到底。

路局慑于群众的威力，决定马上发12月份工资和当年“花红”。恰在这时，工人们听说唐山工人经过罢工斗争，发了相当于一个半月工资的“花红”，而关外只发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花红”；唐山工人春节放假3天，而关外只放一天半。于是，欧阳强又组织工人继续斗争，并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加提了“普遍加薪八分”“补发十五、十六两年‘花红、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等要求。沟帮子站工人在欧阳强的率领下，再次包围了郭忠汉的公事房，让他立刻答应工人的要求。郭忠汉只好表示：“花红写信向总局去问，灯节补放一天半假。”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路局被迫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发放了相当于一个半月工资的“花红”，沟帮子铁路工人斗争取得了胜利。随之，大虎山、彰武等地也采取同样的斗争方式，组织工人取得了“花红”斗争的胜利。

北宁路“花红”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正是由于沟帮子铁路党支部贯彻了刘少奇的指示，采取了正確的斗争策略。经过这次胜利，工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党和工人群众更加认识到建立赤色工会的重要性。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培养出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沟帮子同志已发展到九人，新兴分子均特别积极。”在斗争中，沟帮子铁路党支部壮大为特支，支部书记欧阳强也当选为中共辽西特别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

另外，根据北宁路工人斗争的实际情况，刘少奇决定北宁路“在组织上要在各站普遍地建立工厂委员会，并团结一切积极分子，为赤色工会基础”，向着建立全路的赤色工会和发动全路工人总罢工的目标推进。同时，刘少奇要求各地党组织派人到各站巡视，一面宣传，一面了解各地迫切要求，并搜集种种黑幕，编印《北宁路工人的呼声》，为发动全路总罢工做准备。为实现这一目标，刘少奇指示沟帮子等关外各站加紧与唐山的联系，交流斗争经验。到1930年3月，北宁路沿路各站的工会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并加入辽宁总工会。

总之，北宁路“花红”斗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斗争策略极为巧妙的斗争，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的党员完全执行了刘少奇制定的策略，将党的政治主张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正确理论思想，是刘少奇在满洲省委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作者单位：沈阳铁路局、沟帮子铁路党支部纪念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