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福+牛泽群

人物简介：

梁衡，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光明日报社记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等职，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鲁迅杂文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是入选教材作品最多的作家。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集《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散文集《觅渡》《洗尘》《把栏杆拍遍》等，著有《梁衡文集》九卷。长期以来，他对《共产党员》及辽宁系列党刊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

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这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梁衡的高度评价。多年来，梁衡在繁忙的新闻工作和行政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写大事、抒大情、讲大理，将忧国忧民的情怀寄寓于灵动飞扬的文字，笔端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充满着对人生价值和历史规律的深入思考。近日，梁衡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就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情系人民，培育高尚“官德”等问题谈了很多犀利而深刻的观点。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赢得了党心民心和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一些地区和党的组织也暴露出政治生态出现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丧失“官德”，违纪违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我们应该怎样深层次地认识这些问题，引以为戒，增强自觉？

梁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揭露了很多问题，大家感到很震惊。总体上来说，群众很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感觉抓到大家心坎里去了。同时群众也有疑问，为什么共产党这么优秀的一个党，会出现这么多问题？贪官从国家级到省部级，到下边就更多了。

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习总书记所讲的“不忘初心”。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宣传不忘初心，很多时候是把角度放在个人上，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要忘记当初是怎么向党宣誓、向党表态的。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初心”。最根本的是什么？就是每一名共产党员，都不要忘记党的宗旨，不要忘记在你宣誓以前，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这么一个党？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什么会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不怕牺牲？

去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为了写《方志敏最后的七个月》这篇文章，把《方志敏全集》重读了一遍。里面有个细节，说当时共产党组织农民暴动，时间总是选在年关。因为老百姓根本过不了年，常主动找地下党，要求暴动。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共产党是代表着人民利益的，党的初心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战争时期，带领人民求解放；在和平时期，带领人民谋幸福。党的初心，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现在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贪官，出现这么多腐败问题，就是把这个初心忘了。

大家都知道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对”。黄炎培说，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是这么回答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说老实话，“窑洞对”过去这么多年了，1949年后我们自己也成为掌权者了，在这个方面执行得很不好。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最大的考验就是掌权，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现在回过头来看党史，我们党面临过这么几个大问题：第一个，初心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宗旨问题；第二个是掌权以后怎么不忘初心，怎么适应从革命党转换成执政党后的新形势；第三个是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问题。这三个问题解决不好，必然会出现贪腐。

翻阅党史就可以发现，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是多么的健康活泼！毛泽东同志建议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态度是何其坚决！当时刘青山刚带团去欧洲参加了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回来后一下火车就被逮捕了。有的同志说，刘青山刚在国际场合一露面，回来就杀了，在国际上会不好，能不能在宣布时，给刘青山的“青”字加个三点水，对国外遮掩一下。毛泽东态度很坚决，他说，反贪是一点水也不能掺的！这足以说明，当时的共产党是多么清醒啊！

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了很大错误，那个时期党的政治生态也严重恶化。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战火中淬炼出的党的领袖、党的领导班子，无论怎么犯错误，主观上为人民这一点没有变。为什么直到现在，很多人对毛泽东感情还是那么深？因為他从没有追求个人利益。他为了革命，把全家六口人的生命都献出来了。在韶山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穿过的衣服、记过的账本。他的一件白色睡衣，穿了20年，打了73个补丁。他的账本是一个薄薄的小本，记得很详细，今天买什么花了几分钱，明天又花了几分钱。他的初心从来没变，各种决策绝对是出于公心的，他是晚年在革命策略上犯了错误，导致了天下大乱。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不忘初心”，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丢掉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我一直强调，不是工人、农民变心了，老百姓变心了，是一些掌权者、执政者变心了。从社会阶层来看，党风、政风乃至民风不好，主要责任是在上层，这个不容回避。我认为我们现在抓对群众的教育，应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抓上面，以上率下；二是抓根本的政策、制度。这就是我的观点，一定要抓上面，一定要抓根本，抓好带头和示范，抓住“关键少数”。

记者：领导干部要掌好权、用好权，就要加强自身修养，常修为政之德，从根本上构筑起“不想腐”的思想堤坝。您认为，领导干部应怎样培育优良的“官德”，走好从政之路？

梁衡：恩格斯讲，人类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讲，人类有了私有制以后，有了分工才有了道德。道德是维系社会运转的一个纽带。endprint

纵览古今中外，社会要前进，就要淘汰腐朽的旧道德标准，培养发展新的优秀的道德。共产党的文化基础至少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道德里的精华，比如仁义礼智信、忠诚与正义。二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也就是五四运动时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三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最先进的文化。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政党，能同时拥有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我们强调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应该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人的底线的基本道德修养，一个是党章要求的作为党员更高的修养。

每个人都要讲道德，为什么又要特别要求党员干部提升道德修养？因为干部具有示范作用。古人讲：“以吏为师。”一个时期以来，官场道德之风不正，主要表现是五个问题：私、贪、假、堕、媚。惩治其害，重新整风，我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培育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十个方面的“官德”。

现在共产党员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所以共产党员的修养，必须有人文素养。文化有六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信息；第二个层次是知识，我们现在为什么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是让孩子有起码的知识能在社会上立足；第三个层次是思想，“思想是钥匙”；第四个层次是道德；第五个层次是审美；最后一个层次是政治，也就是制度，最大的制度就是宪法。凭借制度、法律，将信息、知识、思想、道德、审美都固定下来，凝成一个文化的壳。现在党员中的本科毕业生已经很普遍了，那么对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共产党员来讲，提高修养主要是后三个层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读书。

读什么书？首先要读经典，把老祖宗最基本的东西理解透，这是最重要的。“常念为经，常读为典。”就像搞体育运动，田径是基础，一个球员如果连跑步都跑不快，怎么可能抢到球？此外，要读业务书籍，干一行、熟悉一行、专一行，工作就不会浮漂；还要进行时事政治学习，包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阅读大量的报刊，等等。

学习是很重要的。你得承认，毛泽东时代，在制度上管理得很严，对党员的学习抓得也很紧。我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入学那年学雷锋，1965年学焦裕禄。1968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的一片沙漠里。因为行李尽量要轻装嘛，我就带了一套《毛选》四卷本的合订本，带了一本关于焦裕禄的书。为什么带关于焦裕禄的书呢？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一片沙漠，我想学焦裕禄治沙。那时候不光我一个人这样，所有人都这样。一个人、一个組织能被训练到这个程度，就会少犯错误。

记者：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教育，促使其提升素养，培育良好的“官德”，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您认为，当前形势下，应该怎样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真正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形成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梁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强力反贪反腐，用实际行动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最成功的教育。敢于直面自己的问题，勇于揭露问题，善于解决问题，这是政德教育首先要做好的。第二，开展政德教育一定要善于树立正面形象。这其实是我们党过去很成功的一个做法，应该说，现在我们把这个看家本领用得远远不够。当然，过去树的一些典型，让人们感到有些虚假，招致一些反感，但不能说这种方法就是失败的，只能说是技术上有问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树形象，树英雄，树劳模。

正反两面典型都要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教材。现在对贪腐分子的揭露方面做得很充分，但也有一些问题。据我了解，我们抓一个贪官，一般是宣判一下，然后报一个结果，比如周永康、白恩培、苏荣贪污了多少钱，受贿了多少钱，判了多少年，报完就完了。而港澳的做法是把详细的内容，贪腐的过程、细节，讲得都很清楚，对社会有个教育作用。比如对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案的披露，有两个细节很让我触动。一个是他离任前夕在深圳租了一套房子，而房东在香港有投资。尽管房东在香港的投资也是按规定环节一关一关审批的，但法院认为曾荫权对这种犯嫌疑的事情没有主动报告，程序上有问题，就应该受到法律处置。还有个更小的事情，就是信用卡积分。按说他的积分并没有占公家便宜，只是从航空公司得到了优惠，但也被判定违法。对于解剖那些反面典型，我们目前是做得不到位的。这里还有个隐藏的问题：贪官有两种，一种是不干活只贪腐的，还有一种是做了一些好事、立了一些功劳的。反面典型怎么利用，这个值得研究。

一些文学作品，在教育上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今天的干部仍然有教育意义。我这五年来在干一个事情，写人文古树，在全国各地到处找有历史价值的树木，承载历史里程碑式意义的树木，到现在已经写了20多棵了。这20多棵树，20多篇文章，有写历史、写文化的，也有写党风、写政德的。比如《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写的是江西瑞金叶坪村的一棵老樟树，敌人飞机投下的那颗哑弹，至今还卡在树缝里。毛泽东当年就住在旁边的小楼里，从飞机呼啸而来到投弹离去，窗外乱成一团，他却始终镇定自若，待在楼上写文章。还有《周总理手植腊梅赋》，写的是周恩来少年时亲手栽下的一株腊梅；《带伤的重阳木》，写的是“大跃进”时期彭德怀从农民斧头下挽救的一棵古树。一些党员干部读者告诉我，这些文章他们很爱读，而且感觉很受教育。

记者：学风连着文风，文风反映作风。以您长期的研究和思考，党员干部应该怎样认识学风和文风的重要性，怎样带出好学风、好文风？

梁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反映在学风和文风上，就是学风要浓，文风要实。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碰到有问题的稿件，能挡住的就一定挡住。我们曾经收到一篇某市市委书记的稿子，不到1000字的文章，里面有13个“要”。当时我坚决把这篇文章撤下来，并写了一篇严厉的评语《“要”字牌言论》（见《总编手记》）。我在评语中说：“这种言论，几乎是把文件拆分成段，要这，要那，要读者去照办执行……一些官员，坏在一个‘权字。平时‘硬实力用惯了，行政思维，言出成令，现在把千百万读者也当成了他的下属。”endprint

言不及义、卖弄文采的坏文风屡禁不绝。山西某个区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居然用五言诗来作工作报告。首先，工作报告不是展示个人才华的舞台；此外，还存在形式与内容矛盾的问题。军队下命令，有用诗歌下的吗？签订商业合同，有用诗歌签的吗？为什么这个干部就敢用诗歌去作工作报告呢？说明他不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使命当公事儿，在玩私活！今年又出奇葩了，云南某市市长用骈体文发表就职演说。这种文风，影响是很坏的。

不光是在党员干部中，是在社会上，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注意力放在文化泡沫上。应该说，人们的阅读、学习缺乏更有效的引导。近几年有个“草根”出身的演员很火，赚了很多，这是个人问题，但让我非常愤怒的是，他宣布离婚那天，正赶上日本投降纪念日，同时还是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夺冠，三个时间点碰到一起，许多媒体都忙着炒作他离婚那点事儿，把那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冲淡了。最可气的是这一天，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请了两个专家，讨论这个演员离婚后的家产应该怎么分。电视台是没有热线，要是有我非打进去痛骂一顿不可！你经济频道非要谈这个吗？中国有多少英雄、劳模在默默奉献！比如在南极洲进行科学考察的“海洋六号”科考人员，今年首次开展了大范围、立体式的海底地形探测，你怎么不谈？

同时我还要指出，当前我们处于信息时代，不要把一些新工具、新平台与文化泡沫之间简单地画等号，关键要看你怎么用它。比如微信，很多老年人说微信没用、没意思，但微信在我手里就很有用。这几年我写“人文古树”，我的粉丝在微信上组建了三个群，到处帮我找树、查资料，成了我的“秘书班子”。陕西有个府谷县，产煤，在经济上是全國百强县，但在文化上很落后。这个府谷县的县长对文化很热心，向我推荐了他们县境内的一棵树，树冠很奇特，极像中国地图。当年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还曾经从这棵树下走过。我说这算是棵有故事的树，但历史价值还不够。我的粉丝群就行动起来，查到了欧阳修、范仲淹与这棵树相关的故事。我据此写了一篇文章《中华版图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现在这棵树很有影响，当地政府以它为核心建成了人文森林公园，开始卖票，附近的老百姓也富了。你能说手机、微信、网络没有作用吗？

记者：关于办报办刊，您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用文学翻译政治。”《共产党员》杂志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收到了良好效果。在媒体快速融合发展的今天，党刊应如何搞好“翻译”和“转换”，办得可读、可亲、可信，达到更理想的宣传、引导效果？

梁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从投资到回收利润是惊险的一跃。同样，把政治理念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也是惊险的一跃，需要党刊人殚精竭虑，在政治内容与文学形式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我们看小说、看戏剧，看的是里面的矛盾冲突。把平铺直叙乃至“打官腔”的叙述结构，转换成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老百姓就爱看。用文学翻译政治，诀窍就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这样去写，读者才会认账，老是“要……要……要……”的，谁也不爱看。文章的价值就在于回答问题。

另外，就像我此前提到的，党刊要勇于并善于树立典型。我过去当记者时立了个工作目标，就是“为隐者传名，为无名者立传”。我经常跟宣传部门的同志交流，认为我们现在对英雄、对典型宣传得不够。要坚持并持续地抓典型、抓正面典型、抓英雄的宣传。实践证明，英雄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海底隧道，是谁在干？那是一线的工人在干，英雄们在干，可是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多多去宣传他们呢？

办好党刊，有政治和组织的优势。党刊办不好，即使已经拥有的阵地，也会慢慢丢失。《共产党员》杂志以及辽宁党刊集团的其他几本杂志，在全国广大读者中的影响力很大。我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作时就了解。现在你们还在不断发展、创新，希望你们继续以对党的事业和广大读者负责的态度办好党刊，努力做到发行数量和办刊质量“双一流”，巩固已有的阵地和地位，更大地发挥好党刊品牌作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