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雪

永动机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三里屯的一天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那些有着清晰作息时间的区域不同，在三里屯，时间是模糊的，它从不睡去，它的白天属于太古里，夜晚被酒吧一条街占据。

上午10点，开在中国的第一家苹果店睁开了它惺忪的双眼，9年前，一个苹果论坛的版主在这里排了22个小时的队，成为第一个进店的客人。在编号00001的收据上，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人，花了298元买了一个笔记本包，成为首个苹果店的消费者。

这个被彩色玻璃包裹着的矮层建筑群，是香港太古地产在内地首个落成启用的商业项目。它和一街之隔、几乎同时建成的三里屯SOHO一起，把三里屯从夜晚带回白天。人们到这里来，不再单纯是为了买醉。购物、美食、娱乐……商业赋予它更多的可能性。

每天，四面八方来的人们从团结湖地铁站出来，经过大约9个“严禁在本地区扰乱公共秩序”的警示牌和1个古铜色的路标指示牌，来到这里。白天的他们像自己身上被熨平的衣服，充满秩序，且彬彬有礼。

这里从来不缺乏和奋斗有关的故事。3年前，23岁的女孩马佳佳，带着被称为“中国最美情趣用品店”的“powerful sex shop”，从北京东五环中国传媒大学的小吃街上20平方米的小门脸一路“杀”到高大上的三里屯，一时成为90后创业典范。

差不多同一时间，2014年秋，刘超和团队创立了“粉丝时代”。从“盛大校园牛人”招聘计划中脱颖而出的他在盛大里度过波澜不惊的3年后，因为难以忍受机械重复，出来创业。他把产品布局对准了明星重度粉丝群体，在一年时间内，完成了1800万重度粉丝团用户的沉淀。如今，在幸福广场C座3楼一间粉白相间的办公室里，刘超和大部分勤奋的创业者一样，常常从早上10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

“迟到毁一生，晚起穷三代。打卡勤加班，终成高富帅。”这是一家叫梦想直播的公司在三里屯SOHO的办公室门口张贴的口号，每时每刻都在提醒往来的员工这不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这个2016年年底成立的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达300万，拥有10万多主播。

野心勃勃的创业者脸上写满对成功的渴望。两年多的时间里，服务于350多家创业企业、已挂牌新三板的创业公司孵化器科技寺，在这里见证了这里太多的创业故事。“那些莫名其妙、一拍脑门就去创业的人越来越少，全民化后，是精细化的路线。”科技寺华北区总监陈佳奇说，三里屯是一个有温度的空间。

这个如今给创业者提供150多个租赁工位的loft店，过去是藏酷酒吧。去年，一对外国夫妇，特意跑来找到陈佳奇，说能不能在店里办一个关于十年遇见的活动——这对夫妇十年前在藏酷酒吧邂逅，他们想重温当年的记忆。当晚7点，陈佳奇提前让加班的同事把中间的灯关掉，这对夫妇坐在圆桌旁，上面摆着蜡烛和西餐，大屏幕上滚动播放他们过去十年的照片。

这是属于这个崇尚效率、渴望成功之地的温情时刻。

“我们希望入驻的创业者受到这里氛围的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目标客户。很多人会看三里屯发生了什么，再往全世界延续，我们是世界的永动机。”科技寺首席品牌官左佳霓说。

自由的灵魂

下午两点，越来越多梳着半丸子头、穿着露肩裙、身材姣好的姑娘在街上涌现。

2010年后，太古里7.2万多平方米的太古里南区以年轻潮牌为主，4.8万多平方米的北区则聚拢了一批国际高端名牌。有246个商户和至少27个品牌散落在太古里19座建筑中。

当下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到Superme时，这家多次带动三里屯时尚风潮，鹿晗、吴亦凡、窦靖童经常光顾的潮牌店刚送走一波密集的人流。

店老板胡鹏有时会想起另一道光——小时候投到邢台老家电影院银幕上的那一道光。水泥地上有两三个白色大理石柱子，那时坐在电影院的硬座上，一块五的电影票可以连续看一天。有人在里面抽烟，有人在过道卖瓜子花生，他喜欢那里烟雾升起来的时刻。

电影院门口挂着的水彩海报打开了胡鹏关于世界的另一扇门。他小时候有自闭倾向，不爱说话也不哭，天天画画，生活被灰色涂满，直到有一天被电影《霹雳舞》击中。“听着那里面音乐的律动、各种飙舞，会转向身体各种不一样的美，以及和阳光海滩有关的生活方式。”

胡鵬当时为这个着迷。对自由的追求比任何时候都来得热烈，他把手套剪得露出5个指头，不穿校服，把床单布做衬衫，用自己的单卡录音机装上四节一号电池，在院子里跳迈克尔·杰克逊，第一次和家人一起去舞店，一遍一遍看《霹雳舞》。

后来，在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上学时，白天，“为了改变人类和社会”的天之骄子们优越感十足，晚上，这群最自由的灵魂成了最早一批去三里屯酒吧玩的人。一夜一夜，他们的身体随着音乐晃动，全是hip-hop，拿一瓶啤酒在那儿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一直听歌跳舞都不会累。2004年，这批人又带着大家从三里屯来到新成长起来的夜生活中心五道口。

大学毕业，胡鹏进入NBA时空传媒工作，后又转到潮鞋设计公司。他受不了大公司的条条框框，提出的很多想法会因为一个个报告搁浅，也经常会因为迟到工资被扣掉三分之一。辞职后，他开了家淘宝店。

那时没钱，没法订货，胡鹏挨个给国外几个牌子发邮件，列举自己干过什么事儿，“我想把你们的牌子带到中国，想让他们都知道你们牌子什么样，推动你们在国内的市场。我说你们先给我几件、十几件也行？我先挂出来卖”。

“他们还真给我了，空手套白狼，全是大牌子。”胡鹏的生意越做越大，一个月能挣四五万，成了淘宝四钻卖家。

后来胡鹏着迷于实体店的体验感，和朋友在三里屯soho一起开潮牌店。但“我想做文化，朋友想做生意”，两人最终分道扬镳。endprint

在现在这个房租每年180万元、每个月支出24万元、“每天一睁眼8000就没了”的地方，胡鹏收获了久违的自由。“挺好玩的，特别随便，来这儿躺着的、趴着的，店里除了没法抽烟，什么都能干。”他心里有自己的骄傲和优越感，对于不懂或者念错店名的顾客，他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和他们解释，“很多人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追风来的这里。不知道？那你就别来了。”

有段时间，店里太乱，点数的系统和库存特别琐碎，他弄不清楚，陷入自我怀疑和焦虑，一个月没去上班，天天晚上看着窗外，一直看到天亮，一宿一宿地听窦唯的《无地自容》。

他试图通过运动拯救自己，用拼命打球的疲憊来缓解焦虑带来的失眠，生活被另一种激烈拉回正轨。直到现在，他的膝盖里还有因为打球摔断腿而安置进去的3个钉子。

胡鹏今年36岁，他觉得理想还很年轻。“我想以后把这条街全变成我自己的店，密布着各种牌子，还有一个放着《美国往事》那样电影的主题餐厅。我喜欢这条街，它没那么嘈杂，也没那么商业。”他指着3.3 大厦后面的两片街区。

晚上6点，马路上的人还不多，胡鹏的手臂上文着《夜的第五章》钢琴曲谱。电影《非诚勿扰2》里孙红雷临终时，女儿给他念《见与不见》，配的就是这段钢琴曲。他说：“当时就觉得特喜欢，觉得它代表了亲情、友情和爱情。”

清醒

晚上8点30分，三里屯的夜晚开始到来。

“没有低消、随意消费”的声音充斥着酒吧一条街的各个角落，一群人站在各个酒吧门前，卖力地向往来的行人吆喝自家的特色。

有人叫他们“斩客的场子”，他们更愿意称自己“服务员”。

来自辽宁的磊子是这条街20多个“服务员”中的一个。磊子把黑色钱包挂在胸前，他是这条街上最勤奋的拉客人之一。

在外边的散台上，一个穿着深蓝色衣服、黑色皮鞋的男子一口一口地呕吐，耳朵上别着一根烟的磊子一边拿着报纸盖住地上呕吐物，一边陪着笑说没事儿。磊子穿着黑色布鞋，在报纸上使劲踩了一下。

来北京19年的服务员领班辉是磊子所在酒吧的领导之一。他常年上夜班，记性越来越差，经常打车去一个地方后忘了要去找谁。十多年来，辉在酒吧攒下第一笔钱，有了属于自己的车。后街从徐州来的清纯女孩店的老板，也用30多年的时间证明了成功的可能性，他现在已经是四五家酒吧的老板。

这天，辉在三里屯的微信群里收到了不让在酒吧外边摆座儿的通知。

“别追着客人，把外边的座儿撤了，就在门口介绍一下，欢迎光临就行了。别多说，别硬拉硬拽。”辉反复嘱咐磊子。

磊子把之前领到的“朝阳治安志愿者”袖标拿出来，戴到胳膊上，以一种相对低调的方式拉客。

“我们也讲政治。”辉说，脸上带着一点得意。

作为这条街上的老人，辉见多识广，谈资丰富。他见证过“穿着便衣的警察，跟踪到酒吧抓犯罪分子”，也遇到过“女的晕乎乎地被带走”，还能在一分钟之内给出附近的“捡尸”攻略。一次，他看到一个喝多了的车主指着警察，让他敬礼。

道歉、打架、劝架，三里屯的警察大概是北京最操心的警察之一。晚上8时41分，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看起来在工人体育场北路度过了一个不太愉快晚上。穿着白色裤子的女生在路边对他疯狂咆哮，埋怨他刚刚放走一个在后面骂他们的司机。她的外国男朋友试图抱住失控的她，但显然没有成功。

看多了这些，生意之外，辉保持着远离酒精的清醒，他一年只喝两三次啤酒。

在距离不远的安娜精酿酒吧，Calvin有着和辉相似的警觉。有一次喝酒，Calvin身上磕了好多伤疤，差点儿从三四米高的平房跳下去，幸亏有朋友拦住。现在他的饮酒量控制在原来的百分之二十。

暧昧的灯光跳跃，酒精给人放纵的勇气。在酒吧工作3年，Calvin遇到过很多来自酒精的骚扰。他碰到几个女的，喝多了之后抱着他往卫生间拽，不停地亲。“这些人还是老乡。”Calvin努了努嘴，把雪克杯整齐地码在吧台上，白色绳子上面有19个国家的国旗。

今年是他从河南南阳小镇来到北京的第五年。

去年，一个国外的g a y经常光顾Calvin的酒吧，他家里收藏着上万块钱的名酒，“平时人特别好，特别客气，也很正常”，有一掷千金的豪迈。一次喝酒喝了3000多元，他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给服务员小费。但是喝多后，Calvin说，“他会经常拍着你屁股，抱着你的头就开始亲，给我烦的呀”。

沉重不息的鼓点、绚烂幻化的灯光，夜生活滚烫灼热地开始了。Calvin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听力测试曲线上拐的那个弯，是常年在酒吧工作的他收到的第一次来自身体的警告。“不要被音乐声刺激，戴耳机一定要调到最小。”武警医院的医生对他说。

Calvin把工作换到现在这家音量保持在70多分贝的清吧，THTF牌电视机被恒定地调到CCTV5，山东鲁能泰山队和江苏苏宁易购队在绿茵场上踢得火热，比分停留在1比1。生活还要继续。

相声和京剧是Calvin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小时候在街上看到有老爷爷拿收音机听相声，他都会坐在旁边，听完再走。

为了考德云社，2013年，他从家乡来到陌生的北京。过生日正在吃饭时，Calvin收到德云社的面试信息。他去天桥参加考试，和500多人一起竞争20个录取名额。他在台上唱北京小调和豫剧，大脑一片空白，词没记住，调也跑了。

周围的人不理解他的梦想。他听京剧的时候经常会戴着耳机。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是德云社的辈分排序，两年一招生。第三次的时候，Calvin报了名却没有收到通知，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没收到邮件。这中间隔了6年。梦想像挂在吧台上的高脚杯忽然坠落，稀里哗啦地碎了一地。“明年虚岁24，24那边就不收了。”酒吧蓝色的灯光晦涩，洒在Calvin脸上，他有些惆怅。

他遇到过一个“九”字科的徒弟，酒吧忽明忽暗的灯光里，他说帮Calvin引荐一下。和这里面的很多关系一样，两个人加了微信后，便没了下文。endprint

56岁的卖花阿姨阿桂，拿着一捧花进了Calvin的酒吧。她是北京本地人，家里条件不错，把卖花当作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能交到朋友是Calvin从工作中收获到的为数不多的成就感之一。他热络地和阿姨聊着天，阿桂抽烟的样子让他想起80多岁正在住院的奶奶。“我奶奶抽旱烟的时候，抽到后来会把烟头剥开，接着抽。”

生意

晚上9点。从各个角落钻出来的小商贩逐渐填满三里屯灯红酒绿的缝隙。在这里，进各个酒吧卖花，有著严格的领地划分，互不侵犯。包括阿桂在内的两个大妈瓜分了酒吧一条街店里面的空间。作为回报，他们每个月要给酒吧老板交2000块钱。

“那里面有驻唱歌手，花会好卖一些。”平均每个月赚2000多块钱的静香不想与两姐妹竞争，她在酒吧街外边的公共区域和三里屯后街的店里卖花。静香2005年来的北京。在后街，好多人之前做小生意时，静香就认识他们，会帮着他们看摊。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了老板，一些人还记得当年的情谊，允许静香进酒吧里卖花，不让其他人进去。静香也不用给分成。

正因为这样，大多数时候，静香不想给酒吧老板添太多麻烦。一次，一个孩子买花，递给静香10美元，却被同桌另一个男生拦住，说钱一会儿他给。后来静香问他要时，被他拉到酒吧角落里一掌推倒。静香怕连累酒吧老板，没敢多说什么。

还有一次，一个讲价未果的男生忽然拿起捧花砸向静香，红色的花瓣碎得满地都是，她的脸迅速发青，男生扬长而去。

更多时候，她会挑长相和善的人问：“先生，买花吗？”

也有卖花的人不这样。他们有时会把花放在桌子上，然后直接向客人要钱。这些人大多从乞丐转变而来，还保留着以前的习惯。

在十多年前那个五味杂陈的晚上，一个乞丐问客人要钱时，客人说要花，乞丐找到附近的静香，拿了两枝花，卖了20块钱，两人一人分了10块。

这是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后来，整条街的乞丐都开始卖花，还带来了老家的亲戚。

另一部分人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展，发展出雇佣、兼职等多种职业形式，他们在子女放假时把孩子接来，孩子上学的时候再雇其他的人。

他们利用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做起了生意。

静香拿着鲜花穿梭在繁华人间和幽深世界。这是她在北京的第十二年。这些年，她从不回老家过年，想着“多挣一些”。她记得大年三十那天，鞭炮和烟花勾勒出夜冷清的轮廓，她和老公在酒吧街抱头痛哭。

旧时北京，从挤满王府豪宅的内城出发，向东三里的地方叫三里坟，散住着贫民百姓。20世纪末，三里屯有了第一个酒吧，然后开枝散叶，让夜晚成为新的生活方式，也成为身份、文艺、财富、新潮和享乐的象征。

十年来，北京夜生活的中心换了一茬又一茬，越来越多的选择被提供给不安的人们，他们被分散到三里屯以外的其他夜场。

静香怀念以前的三里屯，那时这里有乌泱泱的人，台阶上坐的都是，人多的时候车都进不来，节假日酒吧还得通过卖票的方式控制客流。当时的静香还年轻，总觉得有用不完的力气。

而在这个燥热的夏夜，走了两个小时的静香一枝花都没卖出去。

苟且

午夜12点，从《光辉岁月》、《大海》到《下一个天亮》，酒吧里飘出来的各个年代的歌，像海浪一样一层层涌上来。

夜色正浓。

绿色、红色、粉色的伞倒挂在银色的屋顶。穿着黑白相间的条纹T恤、军绿色裤子的桐扶着酱深色的吉他，沙哑的声音回荡在20多平方米的空气里。桐是三里屯酒吧街上仅存的两家民谣唱吧里的驻唱歌手之一。

他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他脑海里被当年当兵去黑河执行灭火任务的记忆填满。退伍后，因为父亲生病，他放弃了月工资两三万的工作，到北京谋生。

刚到北京时，大大小小的酒吧他一家一家敲门，都没有应聘上，他就去街头卖唱。当时他租住在菜市口牛街的隔断里，一个月400块钱，一进门就是一张床，里面有一个小桌子，隔音差，没有阳光，一天到晚得开着灯。练琴时，隔壁有时会敲门，桐一生气，把琴砸到他们头上。桐被房东轰走。

在街头，他遇到了现在的老板。桐当时在唱许巍的歌，老板经过之后停下，扔下200块钱，问他想不想在酒吧唱。“我和他说，我讨厌酒吧。其实我是在骗自己。”

老板笑着问原因，他如实回答：“酒吧他们看我长得丑不要我。”老板要了桐的电话，让他去试唱了两场。效果不错，门口哗啦哗啦地来人。他被留了下来。

周围也有一些酒吧驻唱的歌手，一部分被推荐去了各种选秀节目，出名后自己掏钱出专辑，家庭条件好些的会去音乐氛围更浓厚的Livehouse唱歌。他们火了之后，迅速摆脱原来的圈子，离开了酒吧。

桐也想攒钱出专辑，但是至少15万元的投入让他望而却步。“我也有理想，有抱负，但我也有家庭、有父母，还有妹妹在上学。”桐从台上走下来时，脸上都是汗。现在他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公寓宽敞明亮，但是每个月他还需要把工资的90%寄给家里。

打架的酒鬼、一部分没有音乐追求的人无意识地唱着口水歌，这是桐印象里的三里屯。很少有人想要把未来长久地托付给这里。

桐从没喜欢过这里，却也没想好怎样离开。和大部分在酒吧谋生的人一样，这里是他眼前摆脱不掉的苟且。

0点30分，桐骑着他的红色摩托车从三里屯出发，穿过鼓楼，赶去后海的另一处酒吧驻唱。他隐匿在黑暗里，夜场的下半程才刚刚开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