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恒涛

[摘 要]苟坝会议是长征中党和红军应对危局的一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深化与发展。苟坝会议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说明严守纪律、顾全大局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展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理论勇气，及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的崇高风范。苟坝会议的精神内涵，对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苟坝会议；历史价值；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活

[中图分类号] K2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9-0027-04

八十多年前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遵义苟坝村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一次成功的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会，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本文结合苟坝会议的历史背景及历史过程，探讨其精神内涵，试分析其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员干部教育、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方面的历史意义。

苟坝会议的召开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二渡、三渡赤水之间极端危急的军事斗争环境中召开的，会议先讨论军事，后发展到军事领导问题，是中央红军应对危险局面的重大抉择，是遵义会议系列会议中的一次重要会议。遵义战役刚结束，蒋介石立刻飞抵重庆，调兵遣将，策划对红军新的围攻，并拟定了封锁乌江的计划，妄图在遵义、鸭溪地区围歼红军。1935年3月3日，蒋介石向川、黔两省所属部队发出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重庆，凡我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1]赤水河区域更呈现出极端危急的军事情况，可谓是敌我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红三军团的王平回忆说：“这时赤水河地区乱糟糟的，敌军西进，我军东走，各走各的，彼此情况都互相摸不清。”[2]可见，在数倍于己的敌人中、在陌生的山区地形中穿插，犹如刀尖上行走，是何等惊心动魄，稍有不慎，红军就可能陷入重围，出现灭顶之灾。

1935年3月5日，中央红军经过遵义战役，二进遵义后，主力西移鸭溪、枫香坝地域。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向军委主席朱德发送一封关于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建议的电报，指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3]围绕林、聂攻打打鼓新场的电报建议，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于10日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的“新房子”召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20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苟坝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争论一天，毛泽东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多数同意一军团建议。10日晚，周恩来拟完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做周恩来的工作，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1日一早，高级军事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说服了到会多数人，军委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即如11日中革军委关于红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以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4]随后即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战略方针，做出调出滇军，跳出敌人包围圈的部署，同时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也称三人军事小组，以区别于长征初期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为核心成员，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之后，秘密部署了三渡赤水，引敌西向方案，使红军化险为夷，摆脱强敌，赢得主动。

（一）苟坝会议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进一步落实。遵义会议决议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战争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党和红军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如改变阵地战的方式，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的战争方式，创立数支游击队同敌人进行周旋。但由于党内军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长时间的影响，要克服它、纠正它也不是靠会议的批评和个别领导人的调整就能完成的，它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制定的“渡江作战，赤化全川”“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多次出现“决战”“反攻”等忽视敌我实力的主观思想倾向。同时，红军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遵义会议后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战术不太理解。如作为新“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迂回穿插、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不理解，曾向张闻天说过：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5]苟坝会议前后红军将领的坚决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的据理力争，最终通过决议避免可能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战斗，充分说明苟坝会议使党和红军政治上进一步成熟起来，是遵义会议的深化，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进一步落实。

（二）苟坝会议是毛泽东成为领导核心的关键一步。苟坝会议，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表明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遵义会议之后的扎西会议上，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张闻天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主要作为周恩来指挥军事的帮助者。遵义战役后，中革军委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前敌司令部是为歼灭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的战斗特设机关，权力有限，无权指挥全国的红军。苟坝会议上，又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红军军事，而长征中最重要的斗争是军事斗争，说明此时才正式確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和指挥地位，进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可见，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一个系列过程，而苟坝会议以新“三人团”这种组织决议的形式，进一步明确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毛泽东领导核心的确立，为之后红军转危为安、顺利走完长征，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领导基础。endprint

（三）苟坝会议是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关键点之一。遵义会议前后，党和红军召开了系列会议，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这些会议如同链条，前后关联，有机统一。遵义会议前的三个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转折之路并非一下子完成，遵义会议后至苟坝会议前，红军前进的道路、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依然艰辛，土城战役失利，打鼓新场战役的一触即发，几万大军在川黔滇的穷山恶水中打转转，确实危机四伏，命悬一线。苟坝会议前，中央红军主力在鸭溪、枫香地域诱歼周浑元纵队时，蒋介石已令“剿匪”第二路军各部及川军向该地域压来，盘踞在打鼓新场的黔敌两个师虽战斗力不强，但打鼓新场有坚固的城墙和碉堡，红军远距离奔袭攻坚，久攻不下，很可能陷入四面合围，后果不堪设想。苟坝会议上，避免攻打打鼓新场的冒险计划，可以说再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之后，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讨论决定三渡、四渡赤水，调动敌人，赢得主动。从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看，兵临贵阳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从此，红军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边区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确实成为转折的关键节点之一。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应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发挥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苟坝会议、遵义会议之前，在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对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压制，惩办主义盛行。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批评博古、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办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6]苟坝会议的召开即体现民主的原则，把重大军事行动提交政治局来讨论，改变以前博古、李德指挥军事专断、不经政治局的不正常现象，况且召集20多位中央和红军的高层开会，体现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苟坝会议上，在良好的民主讨论氛围中，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不同意见进行碰撞和争论，最后形成集体决议。会后，又充分吸收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开会通过新的符合形势的科学决策，避免了不利态势的打鼓新场之战，灵活处理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髓。

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民主，是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手段，是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正常化健康化的基本原则遵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7]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体现在围绕共同的目标，使各方面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然后对其中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意见，通过集中形成统一的意志，作为共同的行动准则。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当下一些领导干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的一把手只讲集中不讲民主，独断专行，涉及地区改革和发展的重大事项不经过会议讨论，拍脑袋决策，蛮干盲干；有的领导干部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班子讨论问题时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就不高兴，为了自己的那点权力争得不可开交。这些行為都严重影响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必须严格地纠正这种错误，时刻坚信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通过落实民主集中制，发挥我们党组织严密的光荣传统，从而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强化大局意识。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严明的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党章的重要规定。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如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纪律进行了明确，第二十四条规定“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服从多数”。[8]遵义会议等会议的成功召开即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苟坝会议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军事计划的过程中，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毛泽东作为少数，尽管后来实践证明真理在某些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从党性、从遵守党的纪律的角度，毛泽东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作为一名资历颇高，为党和红军的建设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毛泽东，严格按照纪律办事，执行组织决议前提下按程序反映意见，可以说是尊崇党章、严守党规党纪的典范。

严守政治纪律，服从组织决定，增强政治意识、核心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建设坚强的领导集体，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言论、政治行动的规范。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是保持党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团结、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最重要的保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求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组织系统向上级直到中央提出，也可以保留。当下，一些党员干部漠视党的政治纪律，有的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中央已经做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结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公然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优良传统，散布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干群中造成恶劣影响。有的党员干部对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阴奉阳违等。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如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等更是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典型。这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对党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或向上级提出，但“决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决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决不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决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9]苟坝会议启示我们，严明的政治纪律是党团结向前的重要利器，党的各级机关要时刻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endprint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原则遵守纪律，同时坚持真理，最终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主要在于毛泽东掌握了真理。他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实现了马克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真正结合，掌握了在复杂曲折、诡谲多变的中国本土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周恩来等人，虚怀若谷，勇于自我批评，最终修正错误，亦体现了周恩来对党负责忠于使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顾全大局团结多数的崇高风范。与会的其他同志如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博古等，能够坚持原则不迷信权威同时又服从真理，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合格共产党员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个人修养。

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是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法宝。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批评是指对别人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意见，自我批评是指政党或个人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自我揭露和剖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鞏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遇到严重的能力危机和信仰危机，有的官僚主义盛行，刚愎自用，容不得不同意见；有的沉陷于文山会海，有的迷恋于灯红酒绿，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出现“本领恐慌”，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这些都与党的先进性格格不入，需要通过不断的教育、学习与实践，以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

（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共产党员的忠诚使命、敢于担当。忠诚使命、敢于担当是共产党员的基本政治操守，体现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以个人的进退流转、升降沉浮为转移，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党言党，在党为党。苟坝会议上，毛泽东作为少数派，正确意见曾经被大家否决，其上任刚一周的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也被否决掉，毛泽东按常理说可以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安稳地去睡大觉。但作为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没有如此。在漆黑的夜晚，在贵州苟坝泥泞的两公里长的崎岖山道上，当天会议上被表决掉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毛泽东没有心灰意冷，或者“破罐子破摔”，而是坚守正道，襟怀坦白，他提着马灯，迎着寒风，踏着泥泞，带着对党、对红军、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去说服红军的主要负责人，生动体现了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崇高品格。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风险和挑战也前所未有。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靠中国共产党。在各种风险和挑战面前，需要每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忠诚使命、敢于担当。忠诚使命，就是要不忘初心，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始终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敢于担当，就是要发挥好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勇敢站出来，敢于碰硬，敢于承担，做好表率。做到忠诚使命，敢于担当，新形势下，就是要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推动科学发展、密切联系群众、加强道德修养、严守党的纪律等方面为广大党员作出表率。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要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纪律，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敢于坚持原则，带头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

参考文献

[1]中共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红军在遵义[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78.

[2]王平.王平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90-91.

[3][4]遵义会议纪念馆编.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3.5.

[5]徐则浩.王稼祥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7][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52.132.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921-1925）[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92.

本文基金项目：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红军长征与西南社会政治生态研究”（16JJD770047）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刘 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