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伦来，汪琴，陈浴新

（1.合肥工业大学a.经济学院；b.工业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601；2.安徽省电力公司，安徽合肥230061）

家族企业二代接管经营困境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数据

万伦来1a，1b，汪琴1a，1b，陈浴新2

（1.合肥工业大学a.经济学院；b.工业信息与经济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601；2.安徽省电力公司，安徽合肥230061）

文章基于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考察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三年内管理成本、获取社会关系资本的成本以及经营绩效的变动趋势，并与同期发生高层领导权变换的上市非家族民营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家族企业二代接管3年内，企业管理成本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为获取社会关系资本付出的成本平均增加85.87%，经营绩效平均下降48.89%；进而，通过对比同期发生高层领导权变更的上市非家族民营企业经营状况，揭示家族企业二代接管的亲缘利他行为本质。

家族企业；非家族民营企业；二代接管；经营困境；倾向得分匹配法

一、引言

据2016年12月国际家族企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未来5～10年超过3/4的中国家族企业将迎来第一次代际传承，这表明中国家族企业现已进入二代接管的重要时期①。家族企业二代接管是给企业成长注入新鲜要素的最佳时机，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最脆弱时期，有的企业甚至无法抵御二代接管危机而破产倒闭，即陷入了所谓的二代接管经营困境。那么，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之际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经营困境？为什么会出现二代接管经营困境？回答这些问题，必将有助于指导家族企业化解二代接管之际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促使企业持续发展。

事实上，学术界早已关注到了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之际会面临巨大挑战。Guest（1962）等很早就提出，企业控制权的转移势必会造成最初几年盈余的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新任管理者要耗用更多的经营决策成本［1］。Kang（2014）研究发现，二代接管保证了创始家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刺激了控股家族通过控制权侵害社会股东的动机，容易引发“壕沟效应”，导致企业管理成本急剧上升［2］。Dou和Li（2013）针对中国家族企业，提出中国特色“关系”是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继承、调整和重构人际关系网络的过程中，接班人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3］。受国外学者研究的启示，国内学者徐萌娜和周生春（2008）、王正军和王晓霞（2010）等研究提出家族二代接管之际，创一代对于接班二代的利他行为会加剧家族企业主与经理人、控股家族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增加管理成本，进而对企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4-5］。姚清铁和郭萍（2012）构造代理人期望效用函数分析二代接管对家族企业管理成本的影响，发现二代接管与企业管理成本呈正相关关系［6］。陈建林（2012）选用管理费用率作因变量，测度家族管理的不同阶段对企业管理成本的影响，结果证实二代接班人管理下的企业成本明显高于创一代管理下的企业成本［7］。何轩等（2014）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家族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下，二代接管势必加大企业经营绩效折损的风险［8］。吴炯（2015）提出“社会资本代际调适”的观点，认为接班人必须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继承和变更，由此寻找到匹配企业发展的进阶路径［9］。基于此观点，杨玉秀（2016）提出企业家社会资本在企业代际传承后会发生较大变化，二代接管会导致企业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在短期内急剧减少，为获取社会资本，企业需要支付高昂的外部交易费用、信息费用以及谈判和签约费用［10］。

综上所述，尽管学术界业已对二代接管造成的经营困境进行过相关研究，但现有文献缺乏对家族企业新老交替之际出现的经营困境以及造成困境的原因进行系统地实证检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之际可能出现的经营困境，并将完成二代接管的上市家族企业与同期发生高层权力变更的上市非家族民营企业进行对比分析，据此探究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变更初期经营业绩可能出现的差异性，从而阐明二代接管模式的利弊。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Zahra（2005）研究表明，家族二代接管企业初期往往希望通过战略转型来证明自身能力，但企业进行战略调整需要投入大量人、财、物等资源，这些初始投入会导致企业管理成本在短期内大幅上升［11］。如此看来，二代接管之际，家族企业管理成本必然有所增长。

Jensen和Meckling（1976）早已提出，委托代理问题在一切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均存在，企业契约双方会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侵害对方的利益［12］。一般而言，家族制管理模式有利于降低员工与企业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减少企业管理成本。但在二代接管的特殊情况下，由于二代接管引起企业股权结构和知识结构的重构，却会导致企业管理成本的上升。一方面，二代接管保证家族掌握企业控制权，接班人与企业存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共同目标，不需要任何激励和监督措施，缓和了家族企业主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矛盾，有利于减少企业管理成本［13］；另一方面，二代接管模式导致吸收的社会资源有限，家族企业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控股家族有进行特权消费和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容易引发控股性家族与经理人及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增加管理成本。

同时，中国传统家文化会激发家族企业创一代的父母天性，极易产生利他心理。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仍不成熟，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外部监督机制无法发挥真正有效的作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家族企业首选的代际传承模式仍是内部传承，最为常见的即为二代接班，利用这一传承模式，我国家族企业成功传承并实现持续发展的不在少数。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家族企业创始人可能在面对接班子女时，表现出的父母角色胜于企业家角色，父母的利他主义心理常常被非利他的接班子女所利用，滋生侵害中小股东利益以攫取私利的动机，引发控股性家族和经理人及中小股东的矛盾，增加代理成本［14-16］，因此，二代接管之际单向的利他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超过家族管理模式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

尽管我们难以准确度量中国家族企业主的利他主义倾向对二代接班之际的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家文化”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中国家族企业主的利他主义心理明显更为凸出。因此，越来越多学者就利他主义与中国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二代接管之际，利他主义引发的代理问题相当严重甚至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7］。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之际企业管理成本将增加。

当前，经济环境和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让许多学者意识到社会资本对企业活动发挥着关键作用［17-18］。所谓社会资本，即除了企业拥有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外的第三种资本，不仅指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源，更体现为一种掌控和支配企业资源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接触和促进知识、信息和其他资源交换的能力。早在20世纪末，Nahapiet和Ghoshal就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企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19］。赵敏（2005）更是将企业的特许权网络、客户关系网络、中介服务网络、商誉等无形资产项目都嵌入社会关系网，认为其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正面影响［20］。中国家族企业历来重视社会资本，善用复杂的外界网络增加企业竞争优势。创一代通过家族联盟建立广泛的亲属网络解决信任问题，而当二代接管企业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也面临改变，单纯地扩大亲属网络难以获得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此时亟须建立的是社会关系网络。根据《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公布的信息，本文勾画出家族企业发展阶段与融资渠道的相关关系，以此辨明我国家族企业各发展阶段关系资本的主要来源，见图1［21］。图1表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家族企业是从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网向非人格化的社会关系不断扩展演变的。因此，二代接管企业之际，对社会关系资本的开发和积累是对尚不完善的市场、法律制度的一种积极反应。

王建军等（2017）研究表明，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呈显著积极影响，在传承动荡期，接班人若想扭转企业困境，必须付出更高的交易成本利用特殊渠道以构建实现企业二次创业的社会关系网络［22］。通常情况下，家族二代接班之际倾向于选择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向社会关系主体传递有关企业预期盈利能力的相关信息，为企业及接班人自身树立良好的形象，吸纳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的人财物和信息等各种资源。因此，本文选用二代接管后家族企业现金股利发放率来代替企业为获得社会关系资本的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图1 中国家族企业各发展阶段关系资本的来源

H2：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之际为获得社会关系资本的成本将增加。约束企业发展的经营思想，无法合理有效地利用企业资源，难以应付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从而影响家族企业业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高层梯队理论更是通过研究企业主背景的异质性与企业战略选择的关系，进一步解释了企业家精神是通过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发展的［26］。

概而言之，在缺乏外部监管机制、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家族企业主流的二代传承模式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独特优势，但是企业主异质性的存在必然导致家族企业在二代接管之际出现经营震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说3：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之际企业经营绩效会出现下滑。

以上分析表明，家族企业在二代接管时期，企业家精神的异质化、委托代理问题的不断激化、亲代利他主义的不对称性等多种因素叠加会造成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为获得社会关系资本的成本增加，进而加剧经营绩效的下滑，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因此，家族企业二代接班之际出现经营困境的发生机理如图2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之际管理成本及社会关系资本成本将增加，从而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滑。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家族企业独具特色的家族管理模式导致二代接管出现经营困境有其必然性。由于家族企业是旨在家族内部长久存续的特殊组织形式，二代接管通常意味着家族企业控制权的传承。正因为如此，企业员工对接班人的服从只是因为他占据着该企业所支持的权力地位，难免出现“少主难以服众”的尴尬局面，家族外员工的积极性受挫。同样地，接班人也只是固守在所处行业上来维护企业传统经营模式，容易陷入“代际锁定”困境，因而企业经营绩效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提升。即便二代接班伴随着企业战略调整和转型升级，但由于接班人缺乏抵御风险和危机能力，不仅不能提升企业绩效，反而会侵蚀既有绩效［23］。正如赖伟和王建军（2010）研究发现的那样，上市企业的产业转型短期内往往并没有给其带来增长活力，反而损害企业绩效［24］。

周鸣阳（2015）指出，家族企业的长盛不衰主要看家族下一代的精神面貌，若企业家精神不能顺利在代际间传递或转移，那么家族企业在权力交接之时容易出现经营障碍［25］。企业家精神，即企业主的直觉、判断、经验和适应能力等个人素质，集中体现为企业家的经营思想。相对于创一代，尽管二代接班人有年龄、学历、海外教育背景的优势，但尚未形成能够预见企业未来发展并通过自身价值观和意志

图2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取得相关经验数据有效实用性，剔除了金融银行业样本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选取了2010-2014年5年间沪深A股158家完成二代接班的家族企业和177家正常更换高层的非家族民营企业作为样本。由于本文所指接管必须是最终的控制权交替，因此在选定的企业样本中，传承方式均为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②。为了考察家族企业二代接管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单纯地分析接班人接管企业当年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的影响有失偏颇，因此，需要分析接班人在接班后三年（包括接班当年）对企业发展的持续影响，所以本文特别选择截止年份为2014年。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以及信息披露不规范等原因，导致数据存在个别时间点的缺失或者错误，本文尽可能地进行了补充和核对。

（二）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择的变量见表1所列。

1.因变量的衡量

本文因变量有3个，即企业管理成本、企业社会关系资本成本和企业经营绩效。参考陈建林［7］、彭白颖［27］的方法，采用管理费用率、股利发放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来分别衡量企业管理成本、企业社会关系资本成本和企业经营绩效，并根据万德数据库中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手工收集和计算了样本企业这三项财务指标数据。

2.状态变量的衡量

本文要判断实际控制人变更对民营上市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因此选择实际控制人变更这一哑变量作为状态变量，并根据企业年报中公布的实际控制人变更时间将样本分为两个时间段，即企业主变更前和变更后。

3.匹配变量的衡量

本文选取的匹配变量包括：①企业年龄。企业存续期关系到企业内部各项管理工作的合理性和创造性，进而影响企业经营；②企业规模。企业规模限制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战略转型，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③企业债务。企业负债会对日常经营产生影响，管理成本发生波动，本文选用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债务；④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成长机会将提升企业绩效，本文选用净利润增长率衡量企业盈利能力；⑤企业主年龄和教育背景。企业主年龄和教育背景作为影响企业主个人特质的重要因素，会影响其经营决策，进而左右企业的经营状况，本文依据企业年报中介绍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获取企业主接管时的年龄及受教育年限。

表1 变量名称及定义

（三）检验模型

根据我国家族企业二代接管的基本特点，本文以家族企业是否完成二代接班（非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下同）为标准将样本分为两大类：一是处理组，二代接班后的企业，记为Di=1；二是控制组，二代尚未接班的企业，记为Di=0，然后将处理组中企业与对照组中企业进行匹配，使得匹配后的两组样本企业之间只在是否完成代际传承这一个特征不同，而其他方面都尽可能的相近或相同，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对照组来最大程度地近似代替和模拟处理组的“反事实情形”。具体而言，在给定样本特征Xi的情况下，企业i完成代际传承的条件概率为：

PSM方法根据有无代际传承的企业间p值的相近度进行配对。在本文的匹配模型中，匹配向量Xi即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资产负债率、净利润增长率、接班人接班年纪及教育背景。本文采用了Log⁃it模型对倾向得分进行估计，之后计算出“处理组平均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简称ATT）来检验二代接管对企业的影响。因此，对于企业i，在计算出倾向得分p(Xi)后，分别估计二代接管对企业管理成本、社会关系资本成本和经营绩效的ATT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以上各变量定义及其数据来源，本文分别得到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列。由此可见，中国民营上市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一般发生在存续12年以上、规模达到20亿元的企业，即企业发展的成熟期。此外，对比表2和表3可知，非家族企业继任者平均年龄为47岁，学历总体在本科以上③，而家族企业二代接班人平均年龄为40岁且刚刚达到本科学历，相比之下，非家族企业继任者存在更大优势，管理经验更为丰富，继任后能迅速将个人特色融入企业日常运作，从而以较低的企业管理成本，迅速赢得社会关系，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表2 家族企业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3 非家族企业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二）PSM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PSM法来考察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三年内企业管理成本、为获得社会关系资本付出的成本和经营绩效的变化趋势，并与同期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上市非家族民营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计算出的ATT结果见表4、表5、表6所列。

表4 实际控制人变更对企业管理成本的ATT估计结果

表4为实际控制人变更对企业管理成本的ATT效应分析。由此可知，在家族二代接管两年内企业管理成本平均上升了31.03%，然而，在二代接管企业的第三年，管理成本迅速下降了56.38%，成本的下降不仅能够弥补甚至大大超过前两年成本的增加，因此，家族企业二代接管后，企业管理成本呈先增后降趋势；同时，可以看出，尽管非家族企业在继任管理者接手企业一年内成本有所下降，但是在之后年度内管理成本均有所上升，相较于家族企业而言，非家族企业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后，管理成本呈先降后增的趋势。其原因在于：非家族企业选择的新任管理者相较于家族二代接班人而言，具有更成熟的心理、更完善的知识体系和更丰富的工作经验，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比较新颖的经营理念和方式，也能够在企业内外部迅速树立威信，降低管理成本，而接管企业两年后大量成本的耗费反映着继任者在企业施展拳脚，大力推进变革。

家族企业在二代接管后，管理成本在短期内大幅上升［27］。由于大多数接班人缺乏与企业一同成长的经历，短时间内对企业情况尚不熟悉，难以迅速适应企业家角色，导致企业管理出现震动。而亲代利他主义的存在会让创一代对刚接管企业的接班人过度包容，难以做到公平，加大处理内部冲突和非生产性行为的难度，员工道德风险难以防范，造成信息不对称，增加企业管理成本［28］。有些二代接班人涉入企业管理较早，工作能力强，接管之初为改变自身权威合法性不足的问题，最佳途径就是不再创一代的固有领域中守业，而是另创领地，经营方式的改变同意导致企业管理成本的增加［29］。如此看来，二代刚接手时，家族企业管理成本的增长是必然的，由此证明了假说1。

表5 实际控制人变更对企业为获得社会关系资本付出成本的ATT估计结果

表5为实际控制人变更对企业为获得社会关系资本付出的成本，即企业现金股利发放率的ATT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实际控制人变更后民营企业为获得社会关系资本付出的成本有所增加，并且相较于家族企业，非家族企业社会关系资本成本总体水平较低，尽管在变更一年内，关系资本成本出现激增，但为获得社会关系付出的成本不如家族企业那般持续显著增加，以至于在权力变更第三年，非家族企业为获得社会关系发放的现金股利已经呈下降趋势，比权力变更前下降33.85%。

家族企业处理组在传承后第一年的现金股利发放率均值为0.411 8，控制组平均股利发放水平在0.225 4，二代接管后家族企业的现金股利发放率比与之相匹配的二代接管前企业的现金股利发放率平均增加约82.7%，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接管三年内，家族企业现金股利发放率平均上升85.87%。可见，家族企业二代接班人通过提高现金股利发放率为企业开拓积累社会关系资本，究其原因，主要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多发生在企业成熟阶段，企业知名度为其赢得众多金融机构的信任，外部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企业融资成本相较于初创期大幅度下降，二代接班人更愿意跳出血缘亲情这种特殊主义的家族关系，吸收无血缘亲情的普遍主义社会关系［30］。因此二代刚接手企业的短暂过渡期内，家族企业为获得社会关系资本付出的成本显著增加，这便证明假说2成立。

表6 实际控制人变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ATT估计结果

表6为实际控制人变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ATT效应分析，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变更会对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幅度大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二代接管后第一、第二、第三年，家族企业绩效水平较之前下降约45.42%、46.26%、55%，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家族企业创一代长期活跃在社会活动中，个人地位、影响力、对于市场的直觉和判断都对企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二代接管企业后引起企业权力结构重构，不仅激化了新任企业主与经理人的矛盾冲突，更造成依附于企业主的隐性知识的大幅贬值，影响企业的日常运营，使得企业短期内出现震荡和滑坡。同时，由于家族内部亲缘关系的存在，创一代对接班二代过于纵容，接班二代依仗父辈的庇护产生“自私儿”心理［31］。二代接管之际，在双方不对等的心理作用的驱使下，创一代出于利他动机对接班人过度妥协，父母属性超越企业家属性，容易引发逆向选择，误导企业重大决策。有的创一代在退出重要职位后，出于利他动机不只担当顾问的角色，仍利用其在长期管理活动中树立的权威主导企业实际运作，不仅挫伤接班人的积极性，还易导致接班人产生懈怠心理，利他主义引发逆向激励，产生“阻碍”效应，损害企业绩效［32］。

更值得注意的是，接班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家族文化的熏陶超过正规化教育，遵照创一代意愿经营企业无疑会加强代际效应［33］。接管之际，多数接班人仍按照父辈的管理模式经营企业，但自身抵御危机与波动能力不如创一代，经营绩效难免下滑，证明了假说3。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从企业管理成本、为获得社会关系资本付出的成本和经营绩效三个角度系统考量了二代接管之际家族企业的经营状况，研究结果证实家族企业二代接管的确让企业陷入短期经营困境。在接班人向企业家角色转变的过程中，个人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企业家异质性的存在，影响接班人做出两种经营管理选择：一是按照既定经营模式管理企业，只是僵化的经营模式终究不会适应新经济环境形势下家族企业的成长，不仅不能继续给企业带来发展机会，反而损害了企业既有绩效；二是开拓新领域进行创业，尽管战略转型是家族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家族企业在短期内难以提供支撑企业成功转型的资源，造成企业管理成本上升。由此可见，二代接管初期，企业经营状况出现波动是必然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亲代利他主义的存在不仅没有提升家族企业业绩，反而变成了一种过度投资，对企业经营造成负面影响［35］。

进一步分析还表明，尽管家族内部利他主义会强化家族代际效应，但家族管理模式仍具有自身优势，不应对它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就二代接班而言，家族对接班人有意识地培养，加上家族内部利他主义在促进代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培养了接班人对家族和企业的双重忠诚，代际之间的非正式契约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族二代接班人的能力约束，有助于代际传承的顺利进行。接班人接管企业几年后，汲取足够的知识沉淀并加以创新，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领导团队，利他主义的优势又会重新显现，给企业成长带来的积极作用会抵消甚至会大大超过在接管之际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此循环往复，推动企业价值在长期发展中得以增长。

中国家族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完成二代接班的家族企业数量少，且二代接管时间较短，因此本文只取得企业传承后三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对企业

二代接管之际出现的暂时性经营困境有了初步了解，就企业在传承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本文尚未得出结论，但是新生力量的进驻必定给企业带来创新因素，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能够强化企业长期战略导向［34］。中国家族企业在经济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企业会迎来二代接班的高峰，研究家族企业二代接管经营困境有利于家族企业顺利过渡到接班人手中，实现“家业长青”。并且，家族企业在二代接管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呈现与非家族民营企业不同的发展轨迹，家族制管理模式对提升企业价值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深入探讨家族企业二代接管后企业经营状况对促进中国家族企业的长久稳定发展，甚至对提高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经济增长放缓、经济转型升级风险上升的大环境下，如何推动接班二代成为“创二代”，正确把握企业转型方向与时机，从而扭转企业经营困境，带领企业创新发展，是接班二代急需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6-12-22/docifxyxury7912891.shtml.

②本文以实际控制人变更来衡量民营企业的权力变更，仅指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情况。

③本文中接受教育年限14年=中专，15年=大专，16年=本科，19年=硕士，22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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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7.08.024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n the Business Dilemma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 in Family Firms—The Empirical Data from Listed Family Firms in China

WAN Lun-lai1a，1b,WANG Qin1a,1b,CHEN Yu-xin2
(1.a.SchoolofEconomics;b.TheCenterofIndustryInformationandEconomicResearch,HefeiUniversityofTechnology,Hefei 230601,China; 2.Anhui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Hefei 230061,China)

The paper,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A-share listed family firm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applies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o study the change tendency of family firms in the management costs,the costs of acquiring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ree years after the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Moreover,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listed non-family private enterprises that the top management has chang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In the three years after the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the management costs of family firms have shown a tendency from rise to decline,the costs of acquiring social capital have increased by an average of 85.87%,and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has dropped by an average of 48.89%;Furthermore,the paper,by comparing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listed non-family private firms in which the top manage⁃ment has chang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reveals the essence of relative altruism behavior contained by the mode of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 inside family firms.

family firm;non-family private enterprise;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business dilemma;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F276.5

A

1007-5097（2017）08-0168-08

［责任编辑：程靖］

2017-01-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SH024）

万伦来（1963-），男，安徽合肥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企业技术经济及管理；汪琴（1992-），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制度与金融政策；陈浴新（1965-），男，安徽太湖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