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刚，许崇正，李跃然

（1.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江苏苏州215123；2.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股权结构、制度环境与经营绩效：来自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李从刚1，许崇正2，李跃然1

（1.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江苏苏州215123；2.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文章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股权结构和制度环境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正相关；制度环境能够显著降低股权集中度对第2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城商行的代理成本和经营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相比非国有城商行，在国有城商行中，股权集中度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制度环境可以更为有效地制约这种影响。研究结论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股权结构；制度环境；经营绩效；代理成本；国企改革

一、引言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其关键在于进一步优化国企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决策管理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从而决定了企业的行为方式和经营绩效。然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到底怎样？学术界经常得出不一致的实证结果。Wang和Shailer的研究发现，样本选择、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的选择等对实证结果均有着重大影响［1］。在我国，就研究样本而言，以往文献主要以上市公司和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2-4］。在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的选择上，多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5-7］，没有考虑到股权结构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及经营绩效的跨期影响［8-9］。

由于历史原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作为一致行动人控股城商行已是一个普遍现实［6］。为了做好政绩工程和谋求职位升迁，地方政府会通过控股股东的身份，向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输送贷款和利益。因此，城商行特殊的股权结构安排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检验提供了一个中国特色背景下的一个研究样本。此外，制度环境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很多学者已达成共识［10-11］。由于我国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地区间的改革进程和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12］。因此，城商行“扎根地方”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其经营绩效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制度环境的影响。研究制度环境对城商行代理成本和经营绩效的影响也为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检验视角。

本文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结构和制度环境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股权集中度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正相关；②制度环境能够显著降低股权集中度对第2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城商行的代理成本和经营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③相比非国有城商行，在国有城商行中，股权集中度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制度环境可以更为有效地制约这种影响。本文可能有以下三点创新：第一，应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既控制了个体异质性又考虑了股权结构的内生性和经营绩效滞后效应的影响。第二，通过对国有和非国有城商行的分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检验了股权属性对城商行代理成本和经营绩效的影响。第三，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城商行代理成本和经营绩效的影响，为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检验视角。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以下内容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研究；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

1.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股权集中度会通过影响两类代理成本来影响企业绩效。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大部分股权集中在控股股东手中，此时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比较大，大股东会倾向于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降低企业绩效；而当股权集中度较低时，股权分散且不能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控股股东来监督管理层，此时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更突出，管理层会形成内部控制，更倾向于掏空企业来满足个人私利，从而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在理论上，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关键取决于股权集中度对两类代理成本的总影响。而在学术界，通过实证检验则得出了四种结论，分别是：股权集中度与绩效负相关［6-7］、股权集中度与绩效正相关［4-5］、股权集中度与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13］、股权集中度与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14］。考虑到城市商业银行特有的股权结构安排和历史背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才是影响城商行经营绩效的主要因素。股权结构的过度集中会便于地方政府“掏空”城商行，降低经营绩效。因此，股权集中度与城商行经营绩效应该是一种负相关关系。此外，大股东之间的彼此制衡也很重要。存在一个股权相当的大股东对控股股东进行制衡时，将会有效减少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发生，从而提高城商行绩效。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2。

H1：股权集中度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H2：股权制衡度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国有股权与经营绩效

关于国家的作用，田利辉［2］和杨典［4］先后提出了“政府股东两手论”的假说，政府股东会同时伸出掠夺公司利益的攫取之手和为公司提供政策优惠和政府扶持的帮助之手。国外学者也经常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Ferri通过对我国20家城商行绩效进行研究后发现国家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负相关［15］。Rafiei和Far以伊朗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能够显著提高样本公司的经营绩效［16］。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大多由地方政府和国有法人控股，而城市商业银行股东中的地方国有法人股和地方财政股实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两者本质上形成了一致行动人。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和积累政治资本，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对城市商业银行伸出“掠夺之手”，从而降低了银行绩效［6-7］。然而在实证研究中，祝继高等［7］和李维安、曹廷求［5］均发现国有股东的股权属性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对此，祝继高等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虽然地方政府控股的城商行关联贷款较多，贷款集中度和不良贷款率较高，但是地方政府会通过财政补助等途径来弥补其控股的城商行在贷款方面的亏损，从而使国有城商行从表面上看经营绩效并未出现显著下降［7］。为了进一步研究股权属性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以城商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也就是第二类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按照股权属性分组后的均值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考察股权属性对城商行代理成本和经营绩效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在国有城商行中，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则代理成本越高，经营绩效越低。据此提出假设3。

H3：相比非国有城商行，在国有城商行中，股权集中度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股权结构、制度环境与经营绩效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North把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规则，这种规则又分为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等正式规则和规范、习俗等非正式规则［17］。由于我国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策略，地区间的改革进程和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12］。吴爱芝等在分析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的原因时指出，制度和文化因素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但由于这些因素难以量化，目前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匮乏［10］。关于制度环境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甄红线等认为如今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优化非常有利于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11］。此外，制度环境对金融发展和银行业也有重要影响。郑志刚和邓贺斐利用我国30个省份1997-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表明法律环境对区域金融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法律环境优化对于扩大地区资本市场容量、银行信贷存量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作用［18］。不仅如此，法律等制度环境和投资者保护水平也会影响公司治理水平［19-20］。进一步而言，投资者保护水平等制度因素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公司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和公司的外部审计需求，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绩效［21］。甄红线等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研究两类代理成本的作用路径来试图打开公司控制权和制度环境影响经营绩效的黑箱，结果发现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制度环境对终极控制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在制度环境差的情况下，控制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显著为正［11］。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预期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减少不当股权结构安排对城商行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故提出假设4。

H4：制度环境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城商行的代理成本和经营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是我国城商行。城商行名单来自于银监会网站，相关的财务绩效、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等数据均是通过手工方式从样本银行网站披露的年报中收集。本文样本包含114家城商行，涉及2008-2015年8个年份，共628个样本。制度环境数据来自王小鲁和樊纲等所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报告中给出了2008-2014年中国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和各项细分指标，可以比较完善地对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进行衡量［22］。考虑2015年的样本较多，为了保留尽可能多的样本，2015年的制度环境数据用2014年的替代。样本的时间分布情况见表1。由表1可知，样本合计占比为55.8%，超过一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打下了基础。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本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表示城商行的经营绩效［6］。股权集中度用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CR1）表示。股权制衡度用前2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差（HC）表示。股权属性用城市商业银行是否为国有控股（STATE）表示，若第1大股东为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值为1，否则为0。此外，本文还使用不良贷款率（NPL）作为城商行第2类代理成本的一个衡量指标［23］。

至于制度环境的度量，参考现有研究的常用方法，下文引用王小鲁和樊纲等编制的分省份市场化总指数来衡量城商行所属省市的制度环境［11］。所属地区的市场化总指数越高，则表明该省市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相应的制度环境就越好。

已有文献发现资本充足率（CAR）、存贷比（LDR）、董事会规模（BS）、独立董事比率（IR）和银行规模（ASSET）均是影响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5-7，24］。为了避免离群值的影响，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连续变量做了上下百分之一的缩尾处理。相关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2所列。

表2 变量定义及说明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由表3可知，在制度环境方面，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6.77和6.65，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53和9.95，相差近4倍。这说明了我国地区之间市场化进程和制度环境差距较大。最后，样本银行股权属性特征见表4。由表4可知，在627个样本中，由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控股城商行的样本总数为463，占样本总数的73.84%。这充分说明了由政府作为实际控制人控股城市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城商行股权结构的一个普遍特征。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 样本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属性特征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变量统计分析

按照每一年度，将经营绩效（ROE）划分为四分位数，分别统计股权结构、制度环境和其他变量的均值，并检验在第1四分位数上和在第4四分位数上，所有变量的均值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统计结果见表5。由表可知，股权结构变量中，CR1的均值从第1至第4四分位数单调递减，并在百分之一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负相关，与假设1相一致。股权制衡度（HC）的均值也是单调递减，且p值非常显著，表明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2。股权属性变量（STATE）的均值不断提高，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制度环境（MARDEX）的均值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且在统计上显著。不良贷款率（NPL）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单调递减，表明不良贷款率越小，绩效越高。在其他控制变量上，资本充足率和董事会规模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在统计上显著。存贷比、独立董事比例和规模均不显著。

表5 经营绩效与影响因素的单变量分析

（二）股权结构、制度环境与经营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

1.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考虑到股权结构的内生性和经营绩效滞后效应的影响，并借鉴Wintoki等的成果［8］，本文设定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y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年的绩效，yit-s表示第i家城商行在第t～s年的绩效，Xit为股权结构变量和制度环境变量，Zit为绩效的其他控制变量，ηi为无法观测到的个体异质性，εit为随个体和时间而改变的随机扰动项。

为了控制内生性，Arellano和Bond建议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的估计方法，将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25］。在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确定合适的滞后期非常重要，需要在样本规模和过去信息捕捉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9］。本文经过反复地实证检验，发现经营绩效的2阶及以上滞后项并不显著，故本文将滞后阶数定位1阶，从而在不损失较多自由度和保留大部分样本的情况下已经能足够捕捉盈利能力的持续性。

2.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之前，本文首先考察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发现CR1和HC高度相关。因此，下文将分别进行CR1和HC对因变量的回归分析。股权结构、制度环境对经营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为了对比分析，表中前两个模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模型3和模型4则是控制了个体效应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而模型5和模型6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同时控制了个体效益、动态效应和内生性。在模型5和模型6中，L.ROE的t值均超过了9，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上一期的经营绩效对当期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表6 股权结构、制度环境对经营绩效的回归分析

从模型1、3和5可以看出，股权集中度（CR1）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经营绩效（ROE）显著负相关，这表明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1成立。从模型2、4和6可以看出，股权制衡度（HC）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表明股权制衡度对经营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在1-6的模型中，股权属性（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与祝继高等（2012）和李维安、曹廷求（2004）保持一致。此外，股权集中度和制度环境的交互项（CR1×MARDEX）以及股权制衡度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HC×MARDEX）在模型3和5中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制度环境越好，越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城商行的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假设4得到了验证。

五、进一步研究

（一）按制度环境分组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4，将制度环境（MARDEX）划分为四分位数，并取出第1四分位数和第4四分位数作为制度环境好与坏两组分别回归，结果见表7所列。

表7 制度环境的分组检验

为了节约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汇报。前4个模型研究了在制度环境不同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此外，为了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股权集中度对第2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用不良贷款率（NPL）来衡量城商行第2类代理成本，分别在制度环境差和好的情况下用股权集中度对不良贷款率（NPL）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中后四个模型。由表可知，相比模型1、2，在模型3、4中，CR1和HC的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均小得多。对比模型5、6和模型7、8可知，在制度环境差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不良贷款率均有着显著的影响，且显著性水平均在1%以上。而在制度环境好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则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制度环境能够显著降低股权集中度对第2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城商行的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

（二）按股权属性分组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股权属性对城商行代理成本和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和非国有城商行两组，分别统计主要变量的均值，来比较研究国有和非国有城商行的主要特征，统计结果见表8所列。

表8 按股权属性分组统计

由表8可知，国有和非国有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均值非常相近，分别是17.98和17.73。但从股权结构来看，二者却相差甚远。非国有城商行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仅为14.85，而国有城商行却高达21.05，二者在统计上存在着显著差异。此外，非国有城商行股权制衡度仅为3.58，而国有城商行则高达9.22，是非国有城商行的近3倍，在统计意义上也是存在显著差异。从制度环境来看，国有城商行所在地的制度环境（均值为6.64）显著低于非国有城商行（均值为7.16）。综上可知，相对于非国有城商行，国有城商行股权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股权集中度过高，且缺少来自第2大股东的制衡。这样的股权结构安排为地方政府伸出“掠夺之手”来“掏空”城商行提供了便利。不仅如此，较差的外部制度环境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掏空”行为。

为了验证假设3，本文用不良贷款率衡量代理成本，将以上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为了节约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汇报。由表可知，在模型3和4中，CR1和HC的系数显著为正，CR1×MARDEX和HC×MARDEX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模型1和2中，以上系数均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在国有城商行中，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制度环境可以显著的缓解这种代理成本。在非国有城商行中，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假设3得到了验证。

表9 按股权属性分组回归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股权结构和制度环境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股权集中度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正相关；其次，制度环境能够显著降低股权集中度对第2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城商行的代理成本和经营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最后，相比非国有城商行，在国有城商行中，股权集中度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制度环境可以更为有效地制约这种影响。

本文有以下两点启示：第一，平均而言，目前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代理问题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国有城商行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尤为严峻，值得特别关注。对此，国有城商行要充分利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机遇，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等战略投资者，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降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持股比例，提高对国有股的股权制衡，优化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绩效；第二，制度环境对于约束控股股东、缓解城商行的代理成本具有重要意义，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因此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地方法制水平，积极改善和营造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

［1］Wang K，Shailer G.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Markets：A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5，29（2）：199-229.

［2］田利辉.国有股权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U型曲线和政府股东两手论［J］.经济研究，2005（10）：48-58.

［3］谭兴民，宋增基，杨天赋.中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0（11）：144-154.

［4］杨典.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4（1）：72-94.

［5］李维安，曹廷求.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城市银行绩效——来自山东、河南两省的调查证据［J］.经济研究，2004（12）：4-15.

［6］赵尚梅，杜华东，车亚斌.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J］.财贸经济，2012（7）：39-48.

［7］祝继高，饶品贵，鲍明明.股权结构、信贷行为与银行绩效——基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7）：31-47.

［8］Wintoki M B，Linck J S，Netter J M.Endogeneity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105（3）：581-606.

［9］Hu Y，Izumida S.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A Causal Analysis with Japanese Panel Data［J］. Corporate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8，16（4）：342-358.

［10］吴爱芝，杨开忠，李国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研究综述［J］.经济地理，2011，31（5）：705-711.

［11］甄红线，张先治，迟国泰.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J］.金融研究，2015（12）：162-177.

［12］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13］Pinto A P S，Augusto M G.Are there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ortuguese SMEs Us⁃ing Dynamic Panel Dat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2014，5（3）：162-180.

［14］Alsaidi M，Alshammari B.Ownership Concentration，Own⁃ership Composi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Kuwaiti Listed Non-Financial Fir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erce&Management，2015，25（1）：108-132.

［15］Ferri G.Are New Tigers Supplanting Old Mammoths in China’S Banking System？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9，33（1）：131-140.

［16］Rafiei M，Far S A H.Effect of State Ownership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Dividend Payout Poli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Social Scienc⁃es，2014，4（7）：213-219.

［17］North D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51-155.

［18］郑志刚，邓贺斐.法律环境差异和区域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J］.管理世界，2010（6）：14-27.

［19］Porta R L，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et al.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9，58（1-2）：3-27.

［20］王鹏，周黎安.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所有权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金融研究，2006（2）：88-98.

［21］王鹏.投资者保护、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8（2）：68-82.

［22］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3］郭露，琚然，戴志敏.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5（11）：108-114.

［24］李志辉，李梦雨.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与绩效的关系——基于50家商业银行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4（1）：74-86.

［25］Arellano M，Bond S.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277-297.

Ownership Structure,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y Commercial Banks

LI Cong-gang1,XU Chong-zheng2,LI Yue-ran1
(1.International Colleg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Suzhou 215123,China; 2.Business School,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This paper,taking the city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The study finds that:Th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and the equity balance degree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degree on the second agency costs, and can weaken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ncy costs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to a certain extent;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city commercial banks,the impact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degree on agency cost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city com⁃mercial banks,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an more effectively constrain this effect.The study conclusions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wnership structure;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business performance;agency costs;SOE reform

F830

A

1007-5097（2017）08-0092-07

［责任编辑：张兵］

10.3969/j.issn.1007-5097.2017.08.014

2017-03-19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7XNH087）

李从刚（1989-），男，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金融风险管理；许崇正（1952-），男，安徽庐江县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经济学，金融学；李跃然（1980-），男，天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科技，金融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