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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罪刑法定的划分及其意义*
——对传统罪刑法定原则分层策略的反思与重构

2017-09-12车剑锋

政治与法律 2017年9期

车剑锋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滨海分校,天津 300450)

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罪刑法定的划分及其意义*
——对传统罪刑法定原则分层策略的反思与重构

车剑锋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滨海分校,天津 300450)

分层策略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传统的分层策略中,无论是积极与消极罪刑法定,还是形式与实质罪刑法定,抑或是绝对与相对罪刑法定,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缺乏明确的理论目的性,无法对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需要具有明确目的性、针对现实问题的罪刑法定原则分层策略。这种目的性可以描述为,既坚持罪刑法定基本原理,又增加其司法适用性;既兼顾罪刑法定的司法话语,又对接罪刑法定的大众话语;既维护罪刑法定的既有话语体系,又促进罪刑法定的自我进化。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罪刑法定的分层策略,正是以实现这三个“既……,又……”为目标的。考虑到我国罪刑法定主义“启蒙”与“反思”阶段同时存在的现实,根据罪刑法定司法化的现实需要,应设计出新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分层策略。

罪刑法定;派生原则;最高限度的罪刑法定;最低限度的罪刑法定;司法化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存在“分层”的现象,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说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分层现象的人,恐怕很难理直气壮,因为我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并没出现类似“分层”的提法。同样,否认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分层现象的人,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就是我国学界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最重要的研究范式就是区别罪刑法定原则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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