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雨婷

摘要：非农用地增加且耕地缺乏有效保护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大障碍。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利用江苏省1999～2014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江苏省耕地非农化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耕地非农化的单向Granger成因，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非农化存在协整关系且互为因果。应正确地认识与积极地看待耕地非农化问题，加强耕地保护，集约利用土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经济增长；城镇化；耕地非农化；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F30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5-2975-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15.044

Abstract： The increase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arable land can be a obstacl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Method of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were employed.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Jiangsu Province in 1999～2014，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ultivated land conversion is studied.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unilateral Granger cause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quantity and a co-integration relation has been found between them. Urbanization is a multilateral Granger cause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quantity and has a co-integration relation with it. We should take a right an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problems， protect arable land，use land intensively and change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to achieve sustainable land us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s；urbanization；cultivated land conversion；Granger causality test；Jiangsu Province

耕地的減少途径主要包括农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占用、生态退耕和灾毁[1]。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加剧了对土地的需求量，城镇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等建设用地的扩张导致了耕地的退缩，产业非农化推动耕地非农化。由于土地利用方式变更具有困难性，非农占用使得耕地的耕作层被破坏，在一段时间内利用方式和社会效益会很难改变，转化成建设用地通常是不可逆的[2]。因此，耕地非农化的实质是耕地和建设用地相互竞争土地资源配置的过程。

中国对耕地非农化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实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政策[3]。目前，国内研究有基于耕地非农化和经济发展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模型从全国和地区的尺度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经济的发展是以消耗耕地为代价的结论[4-6]。但也有运用RS和GIS技术来预测分析耕地变化，得出耕地非农化和经济发展不显著相关的结论[7]。然而，经济增长、城镇化是否必然引起耕地非农化，还是耕地非农化推动了经济增长、城镇化，在不同地区三者关系的实际情况是否不同，本研究采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 研究区域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非农用地增加且耕地缺乏有效保护，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大障碍。本研究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分析耕地非农化的内在机制，提出协调经济增长、城镇化和耕地保护的建议和措施。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处富饶的长三角地区，平原辽阔，河湖众多，全省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特别适合农业生产。2014年江苏省耕地面积为45 779 hm2，人均耕地面积为573.62 m2，后备资源匮乏，因此，建设用地主要占用的是耕地资源。1999～2014年江苏省的耕地面积逐步减少，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随着江苏省经济稳步增长和城镇化率逐渐上升，耕地非农化面积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国内生产总值由1999年7 697.8亿元增至2014年65 088.3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5.38%，始终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人均GDP为8.19万元，居全国第二位。同时，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99年34.94%上升至2014年65.21%。全省的工业化进程由苏南地区引领逐步向第二阶段过渡，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以略慢一些的速度逐步下降，目前依然占主导地位。

2 研究方法

计量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是指变量之间的依赖性，作为结果的应变量Y是由作为原因的解释变量X所决定的，解释变量的变化引起应变量的变化。在一个回归方程中，无法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有时称X是Y的原因，这一因果关系更多是先验设定的[8]。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用来确定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影响的方向。endprint

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如平稳即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如不平稳则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思想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研究采用AEG方法进行检验，即先利用OLS（最小二乘估计）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模型，再提取残差序列，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平稳，如果残差序列平稳，则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否则不存在协整关系[9]。协整检验的前提是各序列是同阶单整，对变量进行差分。差分平稳后，可以用差分项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定变量变化的先后时序，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如果X的变化引起了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10]。其原假设是X不是引起Y变化的Granger原因或Y不是引起X变化的Granger原因。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通过检验有限制条件回归和无限制条件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是否发生显著变化来实现的，因此，检验统计量是F统计量来决定是否拒绝原假设[11]。本研究基于江苏省1999～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用 Eviews 8.0进行数据检验，得出研究结论。

3 因果关系分析

3.1 变量选取

选取江苏省1999～2014年的耕地非农化面积（L），将每年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定义为某年的耕地非农化面积。选取人均GDP经济增长水平衡量经济增长（E），选取城镇化率（R）表示城镇化水平。资料数据均来自于《江苏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采用人均GDP代表经济增长水平，理由是与GDP总量相比，人均GDP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水平，且可以抵消一些人口因素对GDP水平估计的影响。为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减少波动，对所使用的经济增长和耕地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3.2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需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数据的平稳性。采用ADF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耕地非农化、人均GDP和城镇化率都是不平稳的，都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因此，对3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如果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Xt经过d次差分达到平稳，则称其为d阶单整序列，记作I（d）[12，13]。一阶差分后，耕地非农化、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不再存在单位根，具有平稳性。经过ADF检验，由表1可知，耕地非农化、人均GDP和城镇化率是I（1）序列。

3.3 协整检验

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是一阶单整的，符合协整分析前提条件，可以由协整检验考察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耕地非农化面积和人均GDP进行回归的OLS估计，估计方程如下（方程下方括号内为t统计量）：

提取残差序列，记为e1进行ADF检验，如果残差存在单位根，则变量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反之，存在均衡关系。表2结果显示，残差单位根检验t统计量为-4.881 1，大于在1%的检验水平的临界值，因此拒绝残差序列e1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认为残差序列e1是平稳的，人均GDP和耕地非农化面积的对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样，对耕地非农化面积和城镇化率进行OLS估计，估计方程如下：

对残差序列e2进行ADF检验，t统计量为 -6.685 9，大于在1%的检验水平的临界值，残差序列e2是平稳的，即城镇化率和耕地非农化面积的对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结果见表2。回归方程系数估计值为负数，具体看来是由于江苏省耕地非农化面积随时间而波动，与不同阶段土地管理政策有关。

3.4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来看，人均GDP在滞后阶为1时，在73%的置信度下，是耕地非农化的Granger成因。在滞后阶为2、3、4时，分别在86%、95%和99%的置信度下，是耕地非农化的Granger成因。而拒绝耕地非农化不是人均GDP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在滞后阶为1、2时分别为0.241 3和0.227 0，在滞后阶为3、4时分别为0.346 3和0.343 8，因而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耕地非农化不是人均GDP的Granger成因。

城镇化水平在滞后阶为1、2、3时，分别在96%、92%和89%的置信度下，是耕地非农化的Granger成因，耕地非农化在滞后阶为1、2、3时，在99%、99%和93%的置信度下是城镇化水平的Granger成因，即滞后1、2、3阶的耕地非农化是城镇化的Granger成因。

4 结果分析及政策建议

4.1 结果分析

經济增长是耕地非农化的单向Granger成因。江苏省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产业对建设用地产生了巨大需求，耕地资源的减少是必不可少的，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经济产出差距巨大，土地所有者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要远远高于耕地的边际收益。另外，新增建设用地的成本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比城市存量土地重建成本低[14，15]，所以各产业单位热衷于新增建设用地。耕地非农化是人类追求土地利用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是资源由低效向高效利用的转化，是社会经济快速增长越不过的一道门槛。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存在滞后期是因为资金运行需要一定的周期。耕地非农化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因此，大量占用耕地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言论是不成立的。耕地减少的途径除了建设用地占用，还有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及灾毁。这些途径较之建设用地占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很小，且土地规划不利、土地粗放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会缩减。这也间接表明，江苏省在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建设用地粗放利用的问题。

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非农化互为Granger成因，城镇化水平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比经济增长更为明显。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对居住、交通等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从而导致耕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另一方面，粮食安全和城市发展的矛盾要求城市进行土地集约利用。在滞后阶为4时，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非农化不存在因果关系。这是由于江苏省在人均耕地缺乏的压力下，逐渐注重土地整理、旧城区改造等工作，有效地实施耕地占补平衡。近年来，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生态产业进驻乡村，江苏省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也可以解释滞后4阶的因果关系的转变。endprint

4.2 政策建议

本研究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城镇化和耕地非农化的因果关系变化趋势，据此为适时调整土地政策提出建议。通过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耕地非农化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因此不能盲目地把耕地资源作为发展经济的投入。城镇化进程和耕地非农化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协调耕地和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需要以城镇化为切入点[16]。

面对耕地非农化过程中的较多问题，本研究认为应该正确地认识与积极地看待耕地非农化，为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必须加强耕地保护，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基本农田的监督管理；走集约利用土地道路，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推进节地型经济发展技术对土地的替代；重视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统一规划农村宅基地，改革现行征地制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7-20]，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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