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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朋友们

2017-09-09杨炼

上海文学 2017年9期
关键词:弗兰克

弗兰克·贝贝里希(Frank Berberich)

2016年1月2日是个星期六,我们和老朋友弗兰克约好,在柏林法国风情味最浓的萨维尼广场边的Florian餐厅吃饭。这是自从我们2012年搬到柏林常住后养成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互发邮件:“怎么样,啥时继续我们的红酒聚会传统?”那意味着,若干精选菜肴,几瓶上好红酒,一席畅快尽兴的思想对话,来个精神、物质双份儿满足!

弗兰克大高个儿,背微驼,须发皆白,而我们刚认识的1991年,他还是壮小伙,刚接手主编著名的思想文化杂志Lettre International德文版不久。他热爱文学,对文字和思想,如对美食美酒一样内行。我们认识不久,他就在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一组极短诗《瞬间之外》。虽说那组诗更像我的游戏之作,但也由此开始了我们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之后一系列他组织的大型思想、文化项目,都自那一组小诗引出。

那天晚上,Florian餐厅照旧人满为患,幸亏弗兰克订了座位,我们在靠窗处坐下,隔着玻璃,是零下十一度的柏林黑夜,面前却是热气腾腾的当令烹鹿肉,一瓶意大利托斯卡纳红酒,柔和醇厚,恰与满口肉香

袅袅呼应。我们拥抱、问好、落座、碰杯,谈起他即将去的巴黎和我们刚刚返回的中国,从当代中文诗逆商业潮流而上的振奋,到中东的乱局、欧洲难民潮的动荡,刚来到的2016年,给佳肴添加了一丝说不清楚的怪味。

几口小酒下肚,友友问:“弗兰克,我想问好久了,你说像让保尔·萨特这种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怎么会迷信‘文革的毛泽东?”

弗兰克咽了口吐沫:“好问题。但你也得記住,欧洲并非一直聪明,我们长大的环境,同样充满噩梦。萨特成为左派,他的出发点是法国殖民主义历史,北非、东南亚的大屠杀,特别是越战,让战后出生的欧洲人一门心思要反叛,对毛的迷信其实是这个心态的倒影。”

弗兰克说的,其实正是他自己和约阿黑姆们。他们这一代,在德国被简称为“68一代”,因为那一年,这批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几乎与中国的“红卫兵”同步,大游行,喊口号,筑街垒,闹革命,被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燃烧汽油瓶满天飞。萨特成了年轻造反派的“教父”,“选择”、“反抗”是他们的口头语。欧洲有句谚语“隔岸草更青”,有点像中国那句“远来的和尚好念经”,隔着历史、文化之墙,他们远远眺望、一心向往着那个言辞乌托邦——中国。小红书里的许诺多好啊!包括顾彬在内的一批人,都在那时出走到中文里,去寻求想像中的彼岸。最终,梦幻在红海洋里沉没,却歪打正着,给1980年代后的我们准备了一批诗歌译者。想想颇为可笑,当年到中国的流亡者,翻译如今到西方的流亡者,左肩挨着右肩,地球是圆的,可不就是这么回事?!

弗兰克没有远走异国,但他比许多投奔异国情调者走得更远——他在德国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

Lettre International是季刊,大八开,密密麻麻的小字母,能刊登如今很少见的哲学性长篇大论。从1991年我们认识弗兰克起,这本杂志以其独立思考的角度、欧洲式思维的深度,在德国和世界确立了声誉。弗兰克每天要接收四五百封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其中不乏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按说,Lettre International的成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能把自己卖给大出版集团,靠大美人儿广告活得滋滋润润的。可是弗兰克不,二十五年来,他始终拒绝被任何出版集团收购,不是因为恋权,而是不愿放弃思想独立。

所以,Lettre International始终独立编辑、自负盈亏,就是说,它纯粹靠一本本卖杂志维持运转。在极度商业化的时代,这态度如果不被称为令人“恐怖”的,也至少是够“诗意”的——那意思就是穷哈哈。也因此,它赢得了思想丰富、囊中惭愧者们的拥戴。在柏林、在德国,当我们喝咖啡、坐地铁时,经常遇到瘦骨嶙峋、穿着简朴、一望而知属臭老九之流的人手捧Lettre International走来,挨桌挨个向人们兜售。他们中许多都是志愿者,为帮助这本杂志出力。同样,慷慨解囊的也不少,那并非仅仅道义支持,常见的是,人们一买来立刻埋头阅读,因为那里肯定有一道精神大餐!

靠着这种小农经济式的活法,弗兰克竟然已经让Lettre International坚持了二十六年,到2015年底,刚刚出版了第109期。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疯狂工作,所以我们的“红酒晚餐”,没有一次能早于九点半开始。除了体力考验,弗兰克更要保持对世界的敏感,不断发现被主流媒体忽略(或刻意删除)的主题,因为恰恰是这里,独立思考才显出了质地。

例如,弗兰克给他的第100期(二十五周年!)特大专号,精选了一个一针见血的题材:全球化时代普世性的玩世不恭。这主题选择得如此及时,它一举突破了冷战时期简单的群体分野,却潜入当下人性的海底,探测“利润全球化”中无所不在的自私、玩世和冷漠,揭示出我们远比冷战深刻得多的精神困境。我应邀撰写了一篇《谁玩谁?》,解剖中国权、钱的纠缠勾结——看起来谁都在玩:玩权力、玩金钱、玩名声、玩关系。但实际上,玩者又都在“被玩”:被纯粹实用的利益思维所玩。到这一步,统治者的真成功,恰在于把“反抗者”也训练成了和自己有同一基因的动物——伪反抗,其实在商业性地贩卖意识形态口号。它谋取的同样是市场利润,却与现实真困境无关。靠“政治生意”牟利,让鲁迅的人血馒头活生生再现眼前。

再晚两期,弗兰克又独辟蹊径,发掘出复杂转型的社会和文化中,对“文雅”概念解读的变迁。这像一把钥匙,恰恰配上诸如中国、阿拉伯文化困境那把锁。我再次应邀,到Lettre International位于柏林十字山的巨大如书库却只有两个半(一个是半职)编辑的编辑部,做一场关于中国文人传统之经典概念和现代转型困境的对谈。一杯清茶,几页白纸,写满的问题和回答提纲。我不得不说,这三四个小时,是我多年来,关于中国文化最过瘾的一场讨论,因为它不仅涉及丑陋,更同时涉及美,从对传统美的理解,摸索、把握中国20世纪思想史的基因。我读过无数关于中国的说辞,可这是第一次见到一个西方媒体,选择美学角度,丝丝入扣地探讨中国当代价值变迁。这篇文章,在Lettre International上占了整整八页。一位自己拥有出版社的朋友惊叹:“我的天!Lettre International的八页,就是一本小书哎!”endprint

所以,友友关于萨特的提问,问到了弗兰克的“根”上。弗兰克想说,欧洲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正确。欧洲的思想,来自于时刻保持思维主动性的人们,以不停的、甚至苛刻的自我反省,不间断地进行自我启蒙。是的,自我启蒙!有这个自觉在,迷路、摔倒都不是问题,相反,摔一身泥正是宝贵的经验。独立思考,就是不接受任何群体标签,却保持全方位提问的能力。

在弗兰克这儿,一如在我出身富家、早年投奔延安的老爸身上,我看到的,远不止是愤青式的短命“左派”,而是原版的理想主义。他们拒绝金钱庸俗,也拒绝政治口号随大流,因为那其实是同一回事。理想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生态度,它有清高和骄傲,更有对世界无穷尽的同情心。嘿,我在说谁呀?一位诗人吗?弗兰克恰恰对诗歌极端敏感,而理想主义,正是照亮他一生的诗意。当我接上他对友友的回答,以此定义一代代思想者,弗兰克欢呼“Bravo!”——意大利语:“太棒啦!”

时间一跳,又到了2016年10月14日。还是我们的红酒聚会,这次开门就有新话题。

“弗兰克,你怎么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嗯……可以说,我不反对这个选择。”

“为什么?”

“哦,你得知道,鲍勃·迪伦的歌,对整整一代人影响多大,就不难理解我这感觉了。”

“但那样,是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改名,叫诺贝尔流行音乐奖?也许瑞典文学院的老先生们恐惧自己的衰老,就拿世界玩一把酷?”

“啊呀,可不能那么说。我觉得,恰恰是这选择,突破了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沦入的学院派套话,也给文学闯出了一條新路……”

从这儿开始,那天晚上,弗兰克如数家珍,给我们这两个坚定的“阿多尼斯派”介绍鲍勃·迪伦的生活和音乐。原来,鲍勃·迪伦大红大紫之前,和德国还有渊源:他少年时,正逢那时还属于东德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访美,鲍勃·迪伦赶去纽约,给布莱希特戏剧打杂,或许就从那里,他“偷艺”学得了大使级的戏剧本领,很快,把一个美国乡村犹太男孩,变形为有一身商标行头的年轻歌手,从花里胡哨的小衬衫,到压得低低的大礼帽,他的穿戴既潇洒又漂亮,还总透出一股“反叛”味儿。西方1960年代的越战,恰如中国的“文革”,造就了一大批反叛英雄,其中,迪伦就是佼佼者。还记得我们1988年刚到澳大利亚,就被一位澳洲嬉皮学者兜头灌满迪伦之名,我们这两个流行音乐盲,听得一头雾水。

“迪伦的音乐究竟好在哪?”

“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最重要的,他始终在创作,始终和历史语境活生生相关。他拒绝停滞,而是让每一张CD都有新东西。几年前他的柏林演唱会,虽然只有六七千观众,但那音乐依然反叛自己。真棒啊!”

抓住这当口,我问弗兰克:“要说越战反叛者,为什么不是艾伦·金斯堡,而是迪伦?”

这么问有出处:1992年柏林DAAD结束,我们恐惧回到新西兰的寂寞,尽可能在世界上慢慢溜达,到纽约后,忘了谁介绍,竟然结识了大名鼎鼎的金斯堡。我们多次到东村他那两个单元打通合成的家里做客,包括参加他六十五岁的生日晚会。到底是著名的“老同”(性恋),满屋人里,除了垮掉派名人如数抵达,还有不少英俊男孩儿。所谓晚餐,只是一口大锅,里面汤水滚沸,每人自己去捞,捞着什么算什么。这股劲儿,真年轻啊!

金斯堡在外面是大名人,可近距离看,却细腻、温和得近乎温柔。他带我们参观私密的小修法室,里面供奉着藏传佛教的佛像、法器。他拉开布帘,给我看整整一墙他作品的外文版:“记着,翻译你的诗,不能简单交给译者,你得亲自和他一行行做!”他爬上铁梯子,取下一本城市之光出版的诗集《灵息》(我对标题Mind Breaths的翻译),翻开,写下“For Yang Lian and YoYo”后,笔下一滑,画出一幅小画:双眼大大的坐佛,念珠,光轮,莲花,周围日月星辰环绕(还有个小骷髅叼着一枝花!)。哈,这曾用《嚎叫》离经叛道、震慑世人者,原来如此童心扑面!

金斯堡曾慷慨地写给我:“在当代中国诗人中,杨炼以表现‘中央帝国众多历史时期生存的痛苦著称。……一个世界文学的老问题,由中国文学提供了最新版本:怎样靠独立的而非群体的灵感,继续把新异的经验带入自己的创作……我推荐杨炼请你们关注。”

唯一一次金斯堡的“无礼”,是当我们合影时,他对身边的友友说:“我们可否保持点距离?”友友开始有点发窘,但当她到洗手间,看见满墙男性“器官”大照片,就全懂啦!

弗兰克对金斯堡当然再熟悉不过,但事儿就这么残酷,迪伦活到了“官方”认可1960年代的时候,金斯堡却去世了。弗兰克说:“谁知道呢,如果金斯堡还在,这个奖也许就颁给《嚎叫》了。”

我们谈起和阿多尼斯2003年在约旦的相逢,谈起阿老对宗教和权力关系的犀利透视,以及这在今天全球乱局中多么重要。最近,因为阿老对叙利亚阿萨德的支持,他在德国颇遭非议,但弗兰克说:“该挨批的是西方先口号反对、后实用支持的自相矛盾……”又是一语中的。

和弗兰克聚会,我们杯子里的红酒,永远在浇灌当今世界最紧迫的话题,弗兰克总能传递来欧洲知识分子态度的第一手信息。

英国“脱欧”:要小心英国支持下,欧洲其他国家的右派抬头,打压独立思考,直到滑向法西斯深渊;

美国大选:特朗普虽然举止可笑,但他对希拉里的指责,很多恰是真实的,例如邮件泄密,例如一次演讲六十万美元。他像个小男孩,朝画上一脸政客微笑的希拉里狂吼:“我当总统,你就得下狱!”当我告诉弗兰克,毛曾有一句语录“我宁可喜欢共和党,因为他们少说点儿谎”,弗兰克直拍大腿:“太对了,太对了!”

中国和欧洲在柏林碰杯。

我们北京文艺网诗歌奖的新得主,让弗兰克兴奋;而他刚去度假的希腊伯罗奔尼撒,令我们神往。我们谈爱琴海雪亮的阳光、宝蓝的海水,对孕育古希腊清晰哲学思维的意义。谈他带着阅读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这也是《易经》啊!”弗兰克说。“但究竟为什么他要被流放至死?”“因为诗!诗的自由,令皇帝害怕。”我们谈我刚去朗诵的意大利佛罗伦萨,那个但丁惊艳于九岁的贝亚德丽彩的桥头(“哈哈,也许她刚买了一件Prada?”)弗兰克一语贯通古今,这已是一首后现代诗作的胚胎了……endprint

弗兰克和他的理想主义杂志Lettre International,搭建起一个赢得了人们信任的思想文化平台,或更该说一座城堡,从这儿开始,他推动过许多深有意义的文化项目。

1999年,是众所瞩目的世纪之交,那一年,德国的魏玛也正好获得了当年欧洲文化首都的称号。魏玛文化、文学传统深远,18世纪德国文学两大巨匠歌德、席勒都曾久居此地,创作了无数杰作,逝世后又并肩躺进这里的墓地。如何能让这精神传统维持不坠,且发扬光大?

弗兰克产生了一个原创想法:秉承18、19世纪欧洲艺术与科学院的论文竞赛传统,以世纪之交为绝佳主题,刺激世界反思历史,瞻望未来。魏玛欧洲文化首都组委会对此想法赞赏有加,责成Lettre International杂志和歌德学院联合发起,举办“1999年魏玛国际论文争奖赛”。

弗兰克是魏玛国际论文争奖赛的灵魂人物,围绕他,一个由二十多个国家、不同门类精英荟萃而成的“魏玛国际论文竞赛组委会”组建起来了,我应邀成为组委会唯一的中文成员。

但,我们迎面撞上了最有挑战性的问题:论文竞赛的题目是什么?这次论文竞赛,已远不限于欧洲文化,20世纪世界历史剧烈动荡,在此千年纪转换之交,回顾和前瞻,都不得不基于一个开阔得多的全球新角度、新语境。弗兰克作为老编辑的广博知识在此大展身手。组委会成员各自提议,公开辩论,不惜争得面红耳赤。终于,空间上的不同现实归结为贯穿历史的时间,专业上的不同门类概括成了凝聚思想的哲学,我们在“过去、未来”这个时间轴上取得了共识。

组委会锁定了“一对儿”问题:从过去解放未来?从未来解放过去?时间这一历史载体,不再仅仅是线性单向的,它和思想一起,其实在双向(甚至多向)流动,同时被激活的过去和未来,都在加入我们的自觉。问题中那两次“解放”,一股乐观味儿溢于言表。但那是1999年,谁能预知两年后的“9·11”呢?纽约的飞机炸弹,将把“历史终结”的粉红梦境,彻底炸碎,且带着历史朝至今见不到底的深渊陨落。那时,我们确实觉得,错误连连、灾难重重的20世纪可算过去了!这些阴影不会再来。这个对未来的乐观,体现在争奖赛邀请书上:“面对新的千年纪,本次国际竞赛应成为21世纪全球创新与合作的象征。”

不管幼稚不幼稚,理想仍是美好的。这次论文竞赛,可以说大获成功。自从论文题目公布,参赛文章便如雪片纷飞而至,至截止日期,共收到二千四百八十一件。作为参赛语言,六种联合国工作语言加主办国的德文中,德文不愧最擅长思辨,投稿最多:七百一十件。以下,依次英文六百一十八件;俄文三百零六件;法文二百零五件;西班牙文二百零五件;阿拉伯文一百二十二件;中文最少:區区三十七件。然后,1999年四至六月,三名中文初评委韩少功、杨炼和于坚,集合于海南岛的海口市,初选中文最佳论文,参加终审争奖。十月,七名不同语种的终审评委聚会魏玛,最后决定获奖名单。

1999年12月4日,魏玛老城里,那座建于二战的著名“大象旅馆”会议厅内,媒体云集。弗兰克的大高个儿像座灯塔,面孔兴奋得红扑扑的,两眼放光,安排着竞赛颁奖典礼。期待中,“1999年魏玛欧洲文化城组委会”主席Bernd Kauffmann公开秘密:一等奖由俄国二十岁的女作者Ivetta Gerasimchuk获得,论文标题《风的辞典》(奖金五万马克);二等奖由美国学者Louis E.Wolcher获得,论文标题《时间的语言》(奖金三万马克);三等奖由两人分享(奖金二万马克):南斯拉夫的Velimir Curgus Kazimir,论文标题《房间里的幽独》,旅美法国人Christophe WallRomana,论文题目“The Year 1999 of the Imprescriptilbe Metadebt”(此标题后两个词由作者自创,极难翻译。总体大意为:拒付债款的1999年)。

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参赛论文总数最少的中文论文,却有两篇进入了前十名(获奖者将被邀请至德进行学术研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锦民排第六,论文标题《上帝的棋局》。他杜撰了一则寓言:上帝给人类设下一盘棋局,只能走和,没有输赢。那不就是时间吗?谁能是时间的赢家?在这个游戏里,每个人都沦陷于“现在”,因无力窥透谜底,只能没完没了玩下去。这既是一种宿命,却又歪打正着地把人解脱出了过去与未来的纠葛。文章说,“和局的每一个新局面都是人走出来的”,“人的意义不在全局的改变,而在局面的创造”。这篇文章,用博尔赫斯小说加伊索寓言的文体,既讨论中国现实困境,又给文化转型打开了新思路,还让抽象的题目,变得好看可读。独特的见解加形式创造力,让此文一举站上了前列。

总排名第七的另一篇中文论文《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曾让我们这些初评委瞎猜了半天谁是作者?没人想到,这篇思辨力很强的文章,作者竟是位诗人:西川!他对核心命题“记忆”的讨论,可谓丝丝入扣。记忆“作为时间过去的血肉和形式”,“通过抵抗暴力而获得神话的合法性,继而也转变为暴力”;它通过各种各样的“预设未来”,摧毁人的本来面目——“我”之内的自相矛盾。因此,无论脸朝未来要毁灭过去的秦始皇,或盯着过去叹息历史“退步”的孔子,还有藉西方“进化”之名扫荡一切的“现代化暴力”,都沦为简单化思维,在否定人脆弱、复杂的本质时,被导向新的灾难。西川引用尼采的话“重估一切价值的前提是重估我们自己”,找到新时间观的起点。由此,触摸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型的关键:不回避复杂性,重建对历史的自觉,成为当代世界思想的资源。嗬,谁说诗人不能思想?诗,如果不是思想的最高形式,它就什么也不是!

2003年,又一个和弗兰克共同构建理想主义的项目来了: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这次,他干脆直接把我拉进组委会。到2006年这个奖终止,我们一起足足工作了五年。

乍一看,诸多文学体裁中,诗歌和报道文学似乎是距离最远的。诗诉诸想像力,它的语言天马行空,和表面现实越拉开距离越好。报道文学呢?却必须紧贴生存,它甚至要求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搜集第一手材料。报道的魅力,恰在让材料开口说话。一个极远一个极近,它们有共同点么?endprint

有,这就是“现实的诗意”——2015年11月,我在深圳非虚构创作班上的演讲以此为题。我给“诗意”的定义,是人在极端处境中亲历的命运。它体现为人与环境的冲突,更体现为人与自身的冲突。哪个反省,不带着这种内心撕扯的疼痛呢?所以,最好的诗,一定直探人生、存在的海底。最好的报道文学,也一定在揭示人性黑暗深渊里那些“事儿”。它们汇合于深度:我们每次呼吸、每個刹那、漂洋过海也不可能挣脱的“深度”。

是的,命运感无所不在,一如诗意无所不在。因而,谁懂得:没有浅薄的现实,只有浅薄的作家,他(她)其实已经在写诗了!这解释了,为什么“文革”后的中国,一度报道文学(我们叫报告文学——但,向谁“报告”呀?)成了中国文学的正宗,从《人妖之间》,到我舅老爷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等,每一篇出,都洛阳纸贵,它们用率真的事实,砸开古老国度的蒙昧,不仅引领了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思想,而且建立起一个有独特启蒙意义的“中国报道文学传统”!

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推开了一扇窗口,让世界看到了这道封存在中国之内的风景。2003年第一届,我怯于胡侃出来的“杨文”(Yanglish)水平太差,就推荐诗人兼美国耶鲁博士杨小滨担任中文评委,结果第一年就捧回来一个报道内蒙草原偷猎事件的三等奖。

2004年,一部更精彩的作品摆在面前了:陈桂棣、春桃夫妇撰写的《中国农民调查》。这部作品,处理的是九亿中国农民的大题目。陈桂棣、春桃在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却建立在凶狠盘剥农民的地基上:农民种庄稼收入很低,成本渐高,税收却高于城市居民好几倍,不唯如此,各级官方巧取豪夺后,常给农民扔下一纸白条了事。农民苦不堪言,可又投诉无门,稍有怨言,就招来村干部黑手党式的镇压,有时持刀杀人后,猖狂到连刀上的血迹都懒得擦。

这部书,触及了“三农”问题的要害,揭示了经济腾飞背后血淋淋的秘密,也触动了国人封冻的同情心,它出版后,一个月内就畅销十万册,被禁后更盗版上百万,农民们互相赠送,视为维权法宝,而书中写到的官员,则视陈、春为寇仇,一个地方官直接把他们告上法庭,而这官儿他爸,正是法院院长!作家和书一同被告:在中国,任何遭遇都在遭遇权力。

2004年的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逆风而上,直接把首奖颁给了《中国农民调查》,并邀请陈桂棣、春桃夫妇到柏林参加盛大的颁奖典礼。这个奖,对刚成了被告、可能遭遇更大风险的陈、春二人,来得太及时了。它把书、作者、中国农民的命运连在一起,推到世界眼前。

我记得好清楚,颁奖典礼那天,柏林世界文化宫旁的颁奖典礼会场上,无数媒体蜂拥而至,摄影闪光灯亮成一片,采访者们争先恐后,这肯定是世界舞台上第一次,“中国农民”这个词如此高密度地出现,中国农民的难处如此深地牵动人们的心,陈桂棣、春桃冷静回答各种问题,既不否认中国的变化,更不回避残酷的现实:中国农村成了恶性利益的屠宰场,九亿农民遭受着自古以来最赤裸裸的无情盘剥。主持颁奖典礼的著名南非诗人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深受感动,在舞台上,他吟诵了最喜爱的诗人杜甫那一对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的力量穿透了时空。

弗兰克把《中国农民调查》的获奖,称为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确实如此,这个国际大奖,以及随它而来的国际舆论浪潮,缓解了陈桂棣、春桃被置于死地的危险。书中那些被告,本来想化身为原告,现在不得不适当收敛,无限期推迟判决。陈桂棣、春桃据此又写出下一部著作《等待判决》——等待法庭的判决?不,等待历史的判决。

那判决来得好快。《中国农民调查》获得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之后第三年,中国政府取消了一切农业税。农民种地零税收,且公诸于众,从根上斩断盘剥农民的可能性。嘿,原来这么简单:“几千年种地缴税的规矩,一句话就没了!”农民说。

谁知为什么,令人兴奋的消息,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的主持者弗兰克,竟然迟至2016年和我们的又一次红酒晚餐,才第一次听我们说起。这部分原因,该是因为连续举办六年之后,该奖的主赞助基金会撤销了支持,无米下锅的国际文学项目,再有意义也难以为继。所以,2009年中国取消农业税这个对《中国农民调查》的最佳呼应,对弗兰克成了晚到七年的“新闻”。

但我们记得,当弗兰克听说此事,蓝蓝的眼睛瞪得老大:“不可能!真的吗?不可能吧?”那整个晚上,“不可能”这个词和“九亿”那个数目,不停出现在弗兰克嘴边,他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理解,这里既有对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的骄傲,更是对他理想主义文学信念的证实。

那天晚餐后,弗兰克立刻发来邮件,请我再告诉他取消农业税的详情,这又逼着我上网仔细查找了一番。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谁等着他报告这个与他一丝儿关系都没有的喜讯?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这个结果,首先对弗兰克自己的人生追求有意义。小小的Lettre International杂志,帮助九亿人改变了命运,这印证还不够吗?

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像个凝聚点,汇集着世界各地的诗意头脑。

2006年,我出任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评委,评奖期间,我和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这位在南非种族主义统治下蹲过七年半大狱的诗人,在柏林萨沃伊宾馆的酒吧一角,进行了一次录音对话。这是我国际诗人对话项目的一部分,在这个利益、利润主宰的世界上,什么比诗歌更配称为“反对派”?诗的深度,超越国度、语种,从来就是人的深度。这次对话中,汴庭博用沉稳的语音,缓缓吐出了那个令我感到震耳欲聋的句子:“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哦,就是这话!太到位了!诗无他,一言以蔽之,人的理想。它的精神价值,超越语种文化,除此我们哪有别的母语?

这句“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凝聚起弗兰克的、陈桂棣和春桃的、汴庭博的、我的——古往今来的理想主义。在种种历史迷途深处,找到了一个不随时间褪色的、人性本来的高贵层次:人坚持理想,才能活得有尊严和美感。这,给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名字。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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