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可，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论清代安徽举人地域分布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胡可可，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清代安徽作为一个文教大省，出了很多鼎甲和科举家族，但是在安徽省内部南北科举成绩差异较大，乡试举人分布呈不均衡的特点，皖南和皖北乡试差距较为明显。通过探究乡试差距背后的原因，对清代安徽南北的经济文化以及乡土民情可以获得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比较。

清代；举人；分布特点；原因分析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时期的选官制度，仕途与学校教育绑定在一起，从平民百姓到世族大家无不以科举作为其拔高门第，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清军入关以后建立了统一的清王朝，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内部，巩固其统治基础,清政府大力开科取士。举人是进士的必由之路，而且群体规模也要比进士群体更大，更能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明清两朝，安徽均为文教和科举大省，涌现出实力强劲的进士群体和举人群体。关于安徽科举群体的研究论文有李琳琦的 《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刘佰合的《清代进士群体区域分布的特点一一以安徽为例的考察》，刘佰合和高刘的《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区域分布之考察》，倪立峰的《清代安徽进士研究》，盛菊的《清代安徽沿淮地区进士群体之考察》。以上都是关于清代安徽进士群体的研究，但是对于举人群体的研究却很少，目前笔者所及关于清代安徽举人研究的只有湖南大学黄燕的硕士论文《清代江南举人研究》，该篇论文主要涉及清代江南举人的统计分布以及举人的出身出路，对于当地社会的影响。

本文拟以清代安徽为例，讨论举人群体的地域分布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期对当今安徽教育发展提供某种借鉴。

一、清代安徽举人的分布特点及差异

顺治二年(1645)八月顺天等六省先举行清朝第一次乡试，江南由于还没有彻底平定，战乱不断，推迟于此年十月举行。在清朝前期安徽省和江苏省属于江南省管辖区域，因此安徽省乡试遂与江苏省一起在江南省贡院举行。乾隆元年(1736)朝廷议准江南分上下江(江苏和安徽)分别取中举人，江苏的乡试中额与安徽分开[1]。笔者根据沈葆桢主修的《重修安徽通志》中统计得安徽省举人数为4738，安徽各府州举人数见表1。

表1 清代安徽举人数量

(人口数据来源于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以1820清代人口最高峰为依据；举人数据来源于沈葆桢主修的《重修安徽通志》。)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沿江皖南的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的举人数分列前三位，并且人数远远高于皖北的凤阳府和颍州府，在人口数上凤阳和颍州两府人口要高于徽州府和宁国府，但是举人数上却远远不及。其中凤阳府的人口是徽州府的1.76倍，但是徽州府的举人数却是凤阳府的3.77倍，乡试成绩差距如此之大，让人瞠目结舌。安徽全省有13个府州，平均每个府州有364个举人，高于平均值的只有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和庐州府，其余9个府州皆在平均值以下，分布不均衡性尤为明显。在举人密度上凤阳府和颍州府分列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可见皖北的教育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而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分列二四五位。从总体上看皖北地区的乡试无论从举人总数还是举人密度上都跟沿江和皖南地区相差甚远。

二、清代安徽举人分布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清代安徽举人的分布和区域发展差异如此之大，呈现出“皖南绝对核心，皖北明显落后”的差异格局。综合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区域经济因素的影响

想要通过科举考试登仕的读书人不仅要放弃劳动花大量时间读书，而且考试所需的路费住宿食费也是一个不少的数字。戴逸先生在《科举家族》的序言里说道：“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是否需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个问题长期被科举制度表面上的公平性所掩盖。该书通过对力田起家的地主，逐什一之利的商贾，军功起家的将领和长期为宦的官员等四类家族的全面分析，论证了经济条件在应考中的决定性作用。”“参加乡府两考就需要十两银子，在清朝初十两银子可以买十石粮食，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农民的全年口粮。”[2](P69)

徽州盛产茶叶、木材，是徽商的发源地，徽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支与晋商齐名的商帮，资本雄厚。明代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一书中曾经说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是徽州的古名。徽人经商早在东晋时就有记载，以后又有不断发展，一般认为徽州商帮的形成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明嘉靖以后直到清朝的乾隆、嘉庆(1736—1820)时期，达到极盛。在商界称雄东南半壁长达300余年。[3](P123)

安庆府位于安徽西南部，濒临长江，其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是长江中下游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财物交换密集、商业发达之地。康熙《安庆府志》序言说：“皖为要经，书之道于古尤宜，百年以来，道化既浃，山川失险，户口蕃滋，人材间出。”[4](P10)乾隆二十五年安徽布政使司迁于安庆，为安徽省省会，自此成为安徽省的政治文化中心。

医院的象征是洁白无暇。从白色到白色，又是对白衣天使们最好的形容和框定。但是事情往往却不尽然，女医生就因为长得漂亮而得罪了医院的一个领导，总是对她耿耿于怀，屡次在她评职称时故意刁难她。让女人不能容忍的是原本在她手下实习的一个陈姓的女医生都晋升了副主任医师，而她还是个主治医师。当然那个姓陈的女医生接连的做成功了两例疑难手术，被新闻媒体大肆宣传得极其彻底，而这些做法都是那个院领导一手组织策划的。

宁国府毗邻江苏和浙江，青弋江、水阳江流经境内，宁国府府治所在地宣城县遂成为长江以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盐艘鳞集，商贩辐辏。”[5](卷二十七·宣城县·舆地志·关津)“风物繁华之地，舟车辏集之郭。”[6](P332)宁国府境内的泾县为宣纸发源地，其造纸业非常发达，驰销全国各地。

淮河在安徽省内流经颍州府和凤阳府，其支流遍布皖北地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以淮河流域为征战场所，人为的破坏，天灾人祸交相袭击，使得淮河两岸洪、涝、旱、碱灾害十分频繁，据统计，从1400年到1900年的500年中，全流域共发生了350次较大水灾，280多次较为严重的旱灾。”[7](P16)皖北地区深受水旱灾影响，民不聊生，嘉庆《怀远县志》记载到：“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在那个农耕女织的封建社会，民众连最起码的温饱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可见其经济贫乏之甚，需要很大金钱投入的科举考试也就成了有钱人家的游戏，穷人家的奢求。

(二)区域书院教育水平的高低

清朝时期参加乡试的读书人大多都来自书院，因此书院的多少和书院的质量也就成了影响乡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地方志相关资料的爬梳，清朝时期安徽书院的数目见表2。

表2 清代安徽书院数目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皖南的书院数目远远高于皖北，徽州府的书院数目几乎占了全省的三分之一，因此它的举人数目名列前茅也就顺理成章。各地区书院数目与其举人数目名次基本上成正比，宁国府和安庆府的书院数目处于二三位，其举人数位列第三位和第一位。唯独颍州府是特例，颍州府的书院数目位列第四位，但是它的举人数目却位列十一位，而且颍州府和凤阳府的书院数目仅仅比安庆府少一所，但是从上文看到它们的举人数目却远比后者要少。由此看出安庆府和宁国府的教育质量要远远高于颍州府和凤阳府。

安庆府作为安徽省的省会集聚了安徽省很多的教育资源，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安庆府的敬敷书院，创建于顺治年间，后经翻修，“历任抚按捐置各属学田，共计三十五顷六十亩，有奇额租毂麦一千七百五十石，有其额银三百四十八两。”[8](P98)敬敷书院因此有充足的资金办学和聘请优秀的师资力量。“山长之著称者，有刘大櫆、王宽吾、全祖望诸经师。”[9](P114)此外书院内部时常考核，根据成绩的优劣进行奖惩，“凡巡抚上任之初，必按试书院，每年二月升降内外附课之士，名曰甄别。或一任一甄别，或一岁一甄别，考入内课者即终岁薪水有赖，列外课者，亦稍资笔扎。”[9](P113)宁国府内书院的师资力量也是颇为优越，嘉庆《宁国府志》记载其府内的泾县书院：“延请山长，听邑中德高望众之缙绅先生与邑尊商同延请，务择科甲出身、学行素著、足以矜式多士者,方于士风有所裨益。”与敬敷书院齐名的毓文书院为了鼓励学生学习，设置了资助力度很大的奖学措施，“堂课考取生童，每年约取花红钱三十五两。”[10](P731)所招学生也非常优异“建制虽在乡镇，而其所招来者，又实皆江南北八府五州之才俊乎。”[10](P721)

颍州府和凤阳府虽有书院但是因本地常年遭旱涝之灾，人民常常逃荒于外，读书的学生也就不能在书院安心读书，而要随父母亲人漂泊在外，嘉庆《怀远县志》记载道：“一遇灾荒，辄鬻子女，弃故土，而適他乡者比比皆是。士之读书味道者，见闻未广，多因心自用，耻于相师，以致言坊行表，得轨于道者，或是之少。”而且颍州人也不推崇读书致仕，尚武之风盛行“没遇岁试，舆各牧令约并质之。学使者，凡有少年才品可造之士，皆抑之不使书，应武试亦挽回之一道也。”[11](P633-634)

安徽的皖北皖南地区由于受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等一系列影响，文化差异较大，一个地区的文化背景在客观上对本地区的教育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处于皖南地区的安庆府、徽州府和宁国府自古文化背景深厚，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安庆历史悠久，素称文化之都。明清之际，由于长江航运发达，经贸活动南移，因而促进了皖江地区文化事业的兴旺。”[12](汪石满序)安庆府内的科举大县桐城县文风鼎盛，以戴名世、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派别就是对这个地区文化的最好诠释。文化的传承对于一个家族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重臣张廷玉作为桐城张氏的代表，其父张英为康熙朝进士，官至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其后代代代有中举之士子。

徽州人主要由为躲避战乱迁居于此的世家大族所组成，聚族而居，沿承以往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渊源颇深。“家多故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村落家构祠宇。”[13](P444)由于自身多属于官宦门第，因此对于科举入仕尤其看重。无论是乡绅名士，还是大商巨贾都对徽州子弟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出资修建书院，购买书籍，聘请名师，供给赶考子弟食宿费用。“嘉庆九年，婺源县重建紫阳书院，县内乡绅和商人踊跃捐助，所得银两3万余，其中有18人捐资千两以上，他们几乎都是本县的商人。一个叫俞瑛的商人的妻子李氏，竟然也捐了一千两银子，县令奖给了她一个‘足式须眉’的匾额。歙县商人唐世钺在芜湖经商期间，对于本族到芜湖应试的子弟，殷勤接待，妥善安置，遇到盘缠不够的，还慷慨解囊资助。歙县瀹潭商人方景递对于族中凡是名列县学的子弟，每月赠送银两以为读书之用。”[14](P56)

宁国府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靠近江浙，位于长江以南，自古以来少有兵事，又有北方名门望族迁于此。“宣城自古为郡治所，山水清胜，六朝文物萃于首邑，往往有江谢徐庾之余风，故其君子善吟，其市人善谈。”[15](P333)“山水清胜，民俗敦朴，自昔多秀民。”[15](P333)宣纸是中国的文房四宝之一，其发源地宁国府泾县的文化底蕴可想而知。泾县读书之风气由来已久，泾县子弟对于读书取仕之路也尤为热衷，“泾士好学问，攻文辞，科第代不乏人。”[15](P335)

颍州府人常年受水旱灾害影响，颠沛流离。中国有句老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生活上的不济，以致于颍州府民风剽悍，不喜读书。《隋书·经籍志》云:“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太平寰宇记》云：“汝阴人率性真直，贱商务农”，《风云记》云：“尚气安愚”，凤阳府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其开国功臣许多出自此地且几乎都为武将。朱元璋早期从军的红巾军就发源于凤阳府，由此可见此地民风之强悍。“寿州图经，其俗尚武，稍习文辞。”[16](P36)《太平寰宇记》云：“山川风气刚劲，固习俗尚朴，民力耕桑，性率真直，人尚结义。”又因淮河常年水患，生活环境的恶劣，无论再勤劳的农民也会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逐渐的使民风变成安于享贫，不思进取。凤阳府灵璧县志记载到“土瘠民贫,生理鲜少，加以频年被水,日就凋残。……盖藏之家百无一二，地鲜种稻，所产惟麦、豆、秫、粱。既播种,即束手而听之于天。”[17](P94-95)

三、结语

由上可知，影响清代安徽省举人南北分布差距的因素主要有经济状况、书院教育和各地区区域文化，三者之间又相互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其书院数目更多，师资方面、学生资助方面、教学质量也更好。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没有考试读书的条件，甚至是最起码的生存都成了大计。同时地方的文化环境和民风，对读书的风气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尚学的民风会使子孙后代都能够形成读书取仕的优良传统，而尚武却不尚学的民风，会使其亲族子弟产生厌学的思想观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文化又反作用于经济之说。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文化氛围也非常浓厚，大商巨贾兴办书院，鼓励当地子弟投身科举之路，借以摆脱商人低贱的身份，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科举取士之人有了高官厚禄之后又兴学回报家乡，以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由此导致清代安徽省内南北举人差距较为明显。

[1]楚江.清代举人额数的统计[D].长沙：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张杰.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曹天生.中国商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4](清康熙)安庆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清乾隆)江南通志(卷27)[M].乾隆元年刻本.

[6](清嘉庆)宁国府志(卷9)[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7]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

[8](清)沈葆祯，吴坤修.重修安徽通志(卷9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9]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一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10]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八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11](清乾隆)颍州府志(卷10)[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2]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庆地区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5.

[13](清康熙)徽州府志(卷2)[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14]杜诚，朱万曙.徽学百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15](清嘉庆)宁国府志(卷9)[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6](清光绪)凤台县志(卷1)[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7](清乾隆)灵璧县志略(卷4)[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On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about Anhui Ju-ren in Qing Dynasty

HU Keke, HUANG Aijun

(FacultyofHistoryandCulture,AnhuiFinancialandEconomicUniversity,Bengbu233030,China)

As a great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Anhui had produced many Ding Jias and families which are good at imperial examinations. Because of the big diverse of grade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between the southern areas and northern areas inside Anhui and the imbalance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gap of Provincial Examination between southern Anhui and northern Anhui is obvious. Through analyzing the behind reasons of the differences 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t can capture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comparison upon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local custom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areas of Anhui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Ju-ren； allocating traits； reasons analysis

2017-05-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研究”(COA150139)；2016年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课题(SK2016A0031)。

胡可可(1992-)，男，安徽淮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黄爱军(1960-)，男，安徽宿松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

K249

A

1009-9735(2017)04-01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