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君子

张彻曾经这样抱怨过：“我们民族有许多良好传统，但也有若干不良传统，轻易给别人‘戴帽子就是其中之一。一顶‘帽子飞来，‘附逆，‘附匪等等，不需有任何罪行确证，就足以处理此人了！”（《张彻近作集》，页50）

这是他针对当年上海电影圈“附逆”事件发的牢骚。张彻电影或许会被视为水平粗糙，张彻人品或许会被称为刚愎自用，但无论如何与“附逆”，“附匪”这样的罪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可惜墓木已拱，张彻再无法像当年和专栏作家孙宝林女士那样起于地下笔墨自辩，那么作为他电影的一个爱好者不妨就几个对张彻的电影成见进行一番讨论。

人都有想象，都有梦，所以有文学、艺术。人们把他的梦，将想象力变成文字，进一步绘成图画，有了形象；再谱成音乐，有了声音；还觉不够，要人用动作、歌唱演绎出来，古今中外，都有人看戏，便因此故。电影的产生，使戏剧的演出更细致而多变，又可以记录下来，不会演过便消失，可以推广无远弗届，自然更为人们喜爱……电影便是人们的造梦工场，人们可以发挥想象力，参加创作工作。這就是电影工作对人们有吸引力的原因。（《张彻：回忆录·影评集》，页44）

张彻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2000年年初，张彻在接受香港《电影双周刊》杂志采访时被问到两个“有关二十一世纪香港电影的切身问题”，第一个：“你为什么还拍电影？”回答是“喜欢”；第二个：“踏入二十一世纪香港电影会不会死亡？”回答是“不会”。他的所有凭仗其实不过是“对文化，中华民族应没有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