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吕俊是我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一直以来，他在翻译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创造性提出“建构主义翻译学”主张；针对翻译标准明确了“底线原则”；对文学翻译的评价也给予了特殊关注。本文着重对吕俊相关翻译批评理论的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借以提高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鉴赏力，更好地指导今后的翻译实践。

【关键词】吕俊 翻译批评 底线原则 共识性真理

翻译学属人文学科的范畴。其中，翻译批评作为连接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纽带，对推动翻译学发展功不可没。翻译批评古已有之，它随翻译实践产生。20世纪50年代的鲁迅、矛盾等对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这一时期，评论家多采用“挑错式”或“感悟式”的批评，很难形成体系。直到90年代，翻译批评研究才呈现出较为系统的形式。作为建构主义译学的发起人，吕俊教授不仅在翻译理论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对翻译批评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高屋建瓴的作用。

一、建构主义翻译学范式对翻译批评的启示

吕俊在2001年就已提出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性研究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解构主义阶段”，预见性指出解构主义不能建立翻译学，提出“借鉴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理论为哲学基础并走建构的道路。”此后，他潜心钻研，陆续发表了文章阐释补充该范式的内涵。他全面评价了以往范式，即“缺乏对客体研究而只关注主体的附魅式的语文学范式；只专注于客体语言分析而将主体虚无化的祛魅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强调主体间性与社会文化而忽视客体的返魅式的解构主义多元范式”，并重申了自己的“理性重建的建构主义范式”。

“建构主义翻译学”打破简单性逻辑，引入复杂性研究概念，强调“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不同于以往以作者或文本为中心，该观点认为翻译活动“不是一种线性因果的关系”，固需“交往行为”，“双重性逻辑”和“共识性真理观”来分析译品。翻译的本质是传播，忽视文本，否定主观性或认为翻译无标准都会损害传播效果。翻译批评者要以“整体主义观念”为基础，既注重语言，又考虑语境和包含“主体的价值观、目的性和情感性”的“具身性”。

二、底线标准是翻译批评的一般原则

严复的“信达雅”在翻译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并随时代变迁不断增添新内涵。1951年傅雷的“传神”论，1964年钱钟书“化境”说，其他如忠实论和等效论等体现出标准的不确定性。同时，这些标准都过分强调原文，忽视翻译作为一项复杂活动所具有的主观性和整体性特征。1989年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虽注意到这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无标准”或“怎么都行”的标准。焦菊隐认为，“给翻译批评指出一个原则性的方向，绝不是主观地订立一个衡之事实过高或过低的标准，而是要在今天翻译界的一般水平上，从一般翻译者的集体经验中，归纳出一个切乎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标准。”这些推动了吕俊“底线标准”的形成。

底线标准以两重性逻辑为指导，“标准”本身体现了求同需要，“底线”则是给差异留下空间。底线标准的内容为：“①不违背知识的客观性；②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③符合原文本的定向性。”该标准依据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理论，反应了语言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原则。较之前的标准，该标准要求不传递错误的信息，对作品的解释要符合共时性真理及不歪曲篡改原作者意图和原文内容，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能达到“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现阶段水平”的目的，也能使译者在尊重信息传播原则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三、文学翻译中的翻译批评

吕俊对文学翻译的批评在底线标准的基础上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文学语言是富于感性的，能够“唤起读者丰富想象的感性语言无论对创作者来说，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者来说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借鉴梅洛·庞蒂感性诗学，吕俊提出译者要忠实并扩大文学作品中的“感性内容和艺术因素”，以求达到“让语言变得感性十足，成为生命形式。”他引入哲学领域的“具身性”认识，要求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充分考虑到“脑，身体和环境世界这三者”的整体观念，强调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同时允许译者在不超过“理性的范围”内“有多种解释的出现。”

作为翻译理论家，吕俊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范式补充了翻译批评的关注点。其底线原则也因可操作性得到广泛关注。针对文学翻译，吕俊提出借鉴“感性诗学”和“具身性”认识。虽在“理性的范围”方面阐释较少，但其从哲学角度出发对翻译批评的认识为我们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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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晴（1994.10-），女，山西运城人，陜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笔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