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光

《环球时报》于8月22日刊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一题为《“自由”市场须由强大政府提供》的文章。该文以英国产业革命为例，阐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观点立意新颖，启示性强。

然而，文中使用的部分概念及涉及中国的事实部分似乎需要进一步明辨，本文尝试就其有关观点与论据提供自己的粗浅之见，与文一先生及广大读者共同探讨。

首先，“三大非市场要素”有被夸大之嫌。文一认为，众多市场经济国家中只有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原因是背后的三大非市场要素作用，即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作为公共品的统一大市场和完备的市场监管。文一认为，上述三要素的建立成本非常高昂，只有“有为政府”治理下的国家（比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才能具备这些条件，否则就会被阻拦在工业革命以外。文一还举例说，“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基本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和英国没有可比性。

一，社会分工体制的建立是工业革命的前夜。在明代，中国纺织业的社会大分工已经完成，“江南六（市）镇”就是典型——不需要海外扩张即可规模化，不需要抢占殖民地，就可将世界的白银赚到手。当时的政府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三大非市场要素”基本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力量起了主要作用。

二，诱发产业革命的“妙拳”是对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中国当时并无这方面的概念。即便历代帝制时期，地方衙府有土地财产纠纷判例，但在皇权高于一切的专制体制下，连法理的“物权”概念都没有(清末民律草案即立即废，不足为证)，“知识产权”就更不用想，这是一个需要承认的历史事实。这并非讨论“物权保护”到底需要多高的社会成本，而是物权保护观念存在与否的问题。一念之差，相隔千里。

三，从现实情况看，工业发达国家在“三大非市场要素”建设方面做得都不错，但是工业革命何时、在何地、以何种形式到来，总体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最好将其视为“偶然因素”。比如，第二次（电）、第三次（计算机）、目前的第四次（信息）工业革命主体都是企业，创造者都是相对不起眼的个人。如果突出强调“三大非市场要素”的作用，容易产生误解，进而得出错误的判断，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会产生误导作用。

其次，“有为政府”并非天然存在。文一认为，如果“意识到这三个高昂社会成本的存在……一个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得以出现和有效运作的前提和保障”。

其实，“有为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有为政府”的反义词是“无为政府”，究竟“有为”好，还是“无为”好？答案是“不做不知道”，有为政府是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概念。进一步说，在期待“有为政府”的同时，也要准备接受“无为政府”出现的结果，不能只预期“有为”一种可能性。

人们可以期待政府是“有为的”，但这不能被等同为政府一定“自动有为”。好比一个人怀着美好的愿望去做一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好事”，可是结果却很不理想。文一说，必须承认“改革开放前30年对后30年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但依作者的“非市场三要素”方法分析，前30年中“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作为公共品的统一大市场”的一部分（如技术开发以及教育事业）可被涵盖进来，但还没有足够的解释力。

总结改革开放前30年政府经济工作经验教训时，我们喜欢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正是汲取了这些经验教训，才有后30年大刀阔斧的改革。用“非市场三要素”来看当今中国经济，可以说，过去30年里我们继承前30年的部分少，扬弃的部分多。因此严格来讲，我们审视这段历史时，更应关注过程，即政府“如何做”，这才是“有为”的真意，而非预先设定“有为政府”的前提。

由于不能排除政府犯错误的可能，社会需要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政府也应主动征求民意，掌握经济规律，这是经济治理能力提升的渐进过程。纵观全球，很多时候政府出于好意制定产业政策，但产业并没有按照政府预想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学习，同样的错误还会再犯。

再次，非市场要素并非一定是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文一认为，“自由市场并不自由……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

事实上，这是个滞后的判断。建“公共品”的目的，是为市场的安定，减少企业的盲目行为，进而减少社会成本的损失，因此“有效的公共品”是必需的，但其成本并不一定是高昂的。它的建立和有效行使，就像胚胎发育一样需要应有的时间积累，伴随着整个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道德意识的深入人心，不可片面期待弯道超车。说“中国10年完成英国200年进程”是个善良的误解，它大概只是就经济规模而言，切不可认为整体国民素质10年提高的程度，可超人家两百年。▲

（作者是旅日华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