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光

《环球时报》于8月22日刊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一题为《“自由”市场须由强大政府提供》的文章。该文以英国产业革命为例，阐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观点立意新颖，启示性强。

然而，文中使用的部分概念及涉及中国的事实部分似乎需要进一步明辨，本文尝试就其有关观点与论据提供自己的粗浅之见，与文一先生及广大读者共同探讨。

首先，“三大非市场要素”有被夸大之嫌。文一认为，众多市场经济国家中只有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原因是背后的三大非市场要素作用，即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作为公共品的统一大市场和完备的市场监管。文一认为，上述三要素的建立成本非常高昂，只有“有为政府”治理下的国家（比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才能具备这些条件，否则就会被阻拦在工业革命以外。文一还举例说，“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基本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和英国没有可比性。

一，社会分工体制的建立是工业革命的前夜。在明代，中国纺织业的社会大分工已经完成，“江南六（市）镇”就是典型——不需要海外扩张即可规模化，不需要抢占殖民地，就可将世界的白银赚到手。当时的政府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三大非市场要素”基本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力量起了主要作用。

二，诱发产业革命的“妙拳”是对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中国当时并无这方面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