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人》特约撰稿 董彦斌

2016年的读与思：古今之变与不变

文《法人》特约撰稿 董彦斌

二·一六，余赴东瀛，时为半年，客寓驹场，离群索居，未逐时尚，忧世难言。盖今岁东瀛所思者，为如何通古今之变。而所谓通古今之变者，其中又有不变处，又有难变处。

“改革型社会”与“停滞型社会”：读《古代法》

梅因的《古代法》新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译者郭亮）中译本与沈景一的译本相比，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在我看来，新译本的一大亮点，是将梅因的“改革型社会”与“停滞型社会”这一对概念给予突出显示，既让人较深地去理解“从契约到身份”这句名句，也让人把梅因的“改革型社会”当成一种理论、概括和分析方法，以此思考“古代法”与古代社会。

我曾在《略述法律与司法的“除魅”》一文中，引用何兆武先生的话，称“从身份到契约”是“一言而为万世师”的警句，认为“除魅”实质上也有这样的高度概括性。尽管“从身份到契约”如此重要，但一般而言，我们并未完整思考其意思。

尽管沈景一的译本中多次出现“进步社会”的概念，也有将“静止的”和“进步的社会”并列，但他没有把“进步的社会”“静止的社会”或者“进步的社会”“不进步的社会”清晰地突出。这些表明，沈先生忽略了梅因的一个重要划分——即便按照他的译法——进步类的社会和静止类的社会，而这种划分里，才隐藏着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一半的含义。

我当然不是批评沈的译本，其实我首先要肯定甚至赞美这个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