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

[摘  要]本文关注结婚率的变化情况，同时试图回答晚结婚会不会导致不结婚这一问题。基于沈阳市人口普查资料，本文采用Hernes模型对不同年龄组的结婚率进行了模拟和预测，发现尽管初婚年龄在推迟，但预测结果表明结婚率仍然是相当高的。这表明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给婚姻一个机会，剩男剩女的确存在，但理解这一现象的前提是人们现在普遍推迟婚姻，而晚结婚并不代表不结婚。

[关键词]结婚率;初婚年龄;Hernes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9-0065-05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婚姻观念也在发生改变，当下剩男剩女的话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诚然不同世代人们的婚姻行为选择肯定是有差异的，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当下出现的剩男剩女问题呢？

人可能会在一生的任何时点进入婚姻，现在未结婚不代表将来也不结婚，观察婚姻需要一个时限。对于当前未婚的年轻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在推迟婚姻，并没有像以前的人那样年纪较轻就选择进入婚姻，如果是这样，那么剩男剩女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些未婚的年轻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或是不急于寻找另一半，晚结婚未必不结婚。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当前未婚的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们的选择是不结婚、不进入婚姻。

婚姻问题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篇文献是Goldstein and Kenney（2001），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发现美国新娘年龄从1970年的20.8岁推迟到1998年的25岁，但他们利用预测模型发现美国女性的结婚率仍达到90%左右，也就是说人们虽然结婚晚了，但绝大多数人仍然不会拒绝婚姻。同时他们还发现，美国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其结婚的可能性越高，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更倾向于不结婚，继而进一步探讨教育对婚姻的潜在影响。

推迟婚姻这种社会现象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即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国内相关研究更强调某些政策对婚姻市场的冲击，如吴要武和刘倩（2014）发现高校扩招对中国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高校扩招不仅导致入学人数迅速增加同时也导致推迟进入婚姻市场，再如于嘉和谢宇（2013）发现住房制度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的初婚产生了影响，房价上升通过教育这一中介机构对初婚产生作用。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并不能直接反映结婚率的变化情况，正如Goldstein and Kenney（2001）所指出的，当前未婚的年轻人可能只是晚婚而不是不结婚，结婚率和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并不匹配。

本文關注结婚率的变化情况，同时试图回答晚结婚会不会导致不结婚这一问题。实证研究中，由于不知道现在未婚的年轻人将会在未来哪一个时点进入婚姻，因此需要进行预测。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设计了很多统计模型对初婚的年龄分布进行研究，最著名的两个分别是Coale-McNeil模型和Hernes模型，本文采用的是Hernes模型。

全文安排如下，首先是引言，其次是沈阳市的婚姻情况，然后是Hernes模型及预测结果，最后是总结和讨论。

二、沈阳市的婚姻情况

数据来自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沈阳市人口普查资料。在人口普查的统计方式中，衡量婚姻分为“有配偶”和“有婚姻经历”两种，本文使用的是“有婚姻经历”，即是否进入过婚姻，本文未婚的含义即指没有婚姻经历。本文只关注女性的婚姻情况，考虑如下：首先婚姻是双方的，考虑一方即可;其次很多研究都指出男性的婚姻行为相对女性要更加复杂，婚姻中男性年龄普遍要比女性大，男性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要更多。本文选取沈阳市数据最主要的考虑是避免地区间差异的影响，于嘉和谢宇（2013）指出中国的转型和经济改革不仅使影响初婚的个人因素的效应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也使这些影响因素的效应在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别。

表1为不同时点沈阳市女性分年龄组的婚姻情况。不管在哪一个时点，15-19岁年龄组的女性一般都没有进入婚姻，这归因于中国婚姻法定年龄。20-24岁年龄组则不同，1990年沈阳市这一年龄组女性未婚的比例为49.4%，2000年上升到63.64%，到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79.91%，表明年轻女性的初婚年龄在推迟，这与人们的直观感觉也是一致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10年30-34岁年龄组女性中有11.36%的比例未婚，而2000年同年龄组女性的未婚比例不足3%。三个时点40岁以上年龄组女性的未婚比例都不高，2010年沈阳市40-44岁女性的未婚比例相比2000年和1990年略有增加，也仅有1.81%，表明当观察婚姻的期限足够长时，基本上所有的女性都曾有过婚姻经历。还有一点就是与城镇相比，农村女性的未婚比例要低。

图1为不同时点沈阳市女性分年龄组和受教育程度的婚姻情况，篇幅所限仅给出20-39岁年龄组和初中以上学历的婚姻情况，其中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受教育程度还包括中专，但2010年没有，因此我们将1990年和2000年的高中和中专合并，同时1990年受教育程度没有研究生一项。首先，同年龄组女性中，学历越高未婚比例越高。吴要武和刘倩（2014）指出，接受高等教育会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提高搜寻失败的概率，并且随着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下，匹配困难和失败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其次，这种差距在高年龄组中变得很小。最后，是比例和存量的问题。同年龄组中，高学历女性未婚比例相对高，但她们占同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并不大，因此整体来看高学历未婚女性占同年龄组未婚女性的比重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未婚女性中绝大多数并不具有高学历，相反由于媒体的关注和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敏感可能使得社会过分强调高学历女性的未婚问题。

三、Hernes模型及结果

Hernes（1972）基于扩散（Diffusion）的概念将一队列（cohort）人口进入初婚的过程数理化，这种扩散过程类似于创新在企业间的散布或是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他认为有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会影响人口进入初婚的比例。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同队列人口中已婚者比例的越来越大将增加对婚姻的社会压力，推动结婚率的上升;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未婚的同龄人也越来越少，对个体而言找到合适结婚对象的可能性也在下降。

标准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中，任何一个时点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率Pt，取决于当前已经发生转换的部分Pt和仍然保持初始状态的部分1-Pt，就好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既取决于当前感染人数还取决于当前未感染人数。Hernes（1972）还假设人是同质的，对个体而言，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结婚能力（marriagability）会下降。这一设定可以被理解为最有可能结婚的人已经被选择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未婚的人更倾向于保持单身，用Abt的幂函数形式表示，其中b<1刻画了结婚能力随时间变化的下降。

因此，Hernes模型如下：

Pt，=Abt[Pt（1-Pt）]

Li and Wu（2008）进一步将模型一般化为Pt，=f？穴t？雪[pt？穴1-pt？雪]，并且定义g？穴t？雪=logf？穴t？雪。在Hernes模型中f？穴t？雪被设定为幂函数形式Abt，因此g？穴t？雪=logA+tlogb即为线性函数，继而可采用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估计和预测，Li and Wu（2008）基于Hernes（1972）的数据和2001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也验证了Hernes模型函数设定的合理性。早期实证研究中并没有较好的统计方法拟合Hernes模型，Wang（2001）设计了Hernes模型的Stata应用程序，Niu（2005）应用Hernes模型对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

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中提供了分年龄进入初婚的统计数据，这使我们能够应用Hernes模型。国外研究中由于数据年限较长，因此观察婚姻的截止年龄多是50岁，甚至更大，但中国人口普查资料是截至40岁。借鉴Li and Wu（2008）处理方法，我们观察了由沈阳市数据计算得到的g？穴t？雪的线性情况，发现18岁以下年龄组的观察值会明显降低线性拟合程度。考虑到婚姻法中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0岁，并且18岁以下年龄组的观察值不到整体样本2%，我们将其删去，因此本文观察婚姻的期限为18-39岁（人口普查出生为0岁）。

图2为沈阳市不同年龄组女性分年龄进入初婚的累积分布。由于本文将观察婚姻的期限截至39岁，因此35-54岁女性具有完整的觀察期限。严谨地说35-39年龄组也不完整，截至39岁时35-38岁是没有婚姻数据的，由于影响较小本文将其忽略。但这一问题对30-34年龄组来说却不能忽略，图2中30-34年龄组的实际值是截至30岁。这四个年龄组中最终97%以上的女性都进入过婚姻。正如许多人口学者所指出的，东亚地区对于婚姻是非常传统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最终都会选择婚姻，未进入婚姻的始终是少数。

图2中，40-44岁、45-49岁和50-54岁三个年龄组女性进入初婚的累积曲线从20岁开始快速上升，27或28岁时90%左右的女性都已经进入婚姻。而35-39岁年龄组进入初婚的累积曲线要平滑一些，表明晚婚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这也与当时的国家婚姻政策相一致，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伴随的恰恰是国家对晚婚晚育的提倡，这一年龄组90%左右的女性都进入婚姻对应的年龄要稍迟一点，在30岁前后。

对于30-34岁女性年龄组，由于观察期限并不完整，本文模型预测截至39岁这一年龄组的结婚率为95.14%，与前几个年龄组相比略微降低，明显的区别是累积曲线要更加平滑，从22岁或23岁才开始快速上升，90%左右的女性都进入婚姻对应的年龄要更晚，在32岁前后。

综上所述，首先本文认为Hernes模型能够用来拟合人口的初婚分布，其次重要的是，沈阳市30-54岁各个年龄组女性的结婚率都在95%以上，表明人们对婚姻的态度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选择婚姻的始终是少数，尽管初婚年龄在推迟，但结婚率仍然是相当高的。2010年30-54岁对应的出生年份为1956-1980年，1956年出生的女性20岁前后进入适婚年龄恰逢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也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十年间至少基于沈阳市婚姻数据我们没有发现结婚率的较大下降。

由于需要观察的期限较长，因此对更低年龄组的人口初婚分布很难做出严谨预测，就模型而言则是实际观察值较少，见图2中25-29岁和30-34岁对比。2010年25-29岁对应的出生年份为1981-1985年，中国在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这一年龄组高中毕业时恰逢这一时期，受教育年限增加势必会对婚姻市场产生冲击，更多的人由于学业没有进入婚姻市场。图2中25-29岁年龄组女性在18-25岁进入婚姻的比例要明显低于30-34岁年龄组，本文模型预测2010年沈阳市25-29岁年龄组女性截至39岁的结婚率为89.8%，与30-34岁年龄组相比下降5个百分点。

需要补充的是，本文猜测图2中25-29岁年龄组的预测结果可能偏低，原因在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2010年沈阳市人口普查25岁年龄女性共抽样4570人，在24岁结婚的比例为8.27%，在25岁结婚的比例为3.61%，二者相差较大。再观察26岁年龄女性，抽样4453人，在24岁结婚的比例为9.07%，在25岁结婚的比例为9.43%，二者相差并不大。本文猜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人口普查是跨年度的，普查截止时数据可能不是一个完整年度统计。这一问题的影响却是差异很大的，如果是30岁或者更大年龄，由于新进入初婚的比例低从而影响较小，但如果是25岁，那么普查数据与真实情况的偏差就会很大，继而造成本文的预测结果可能偏低。

四、总结和讨论

基于沈阳市人口普查资料，本文采用Hernes模型对不同年龄组的结婚率进行了模拟和预测，发现尽管初婚年龄在推迟，但预测结果表明结婚率仍然是相当高的。

目前探讨婚姻问题的文献中在解释人们为什么选择婚姻以及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时主要有两种视角，分别来自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会学视角中，婚姻被视为一种社会制度，人们进入婚姻视为对社会规范的一种反应。正是对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的强调，社会学视角认为即使婚姻或家庭的经济角色发生较大变化，但不会改变人们对婚姻的态度。而经济学视角中，婚姻被看成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体在婚姻和独身之间进行抉择，取决于成本收益比较。类似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经济学视角认为婚姻或者家庭中两性分工的存在能够创作“合作价值”，这才是人们选择结婚或者离婚背后的原因，如Becker（1981）认为随着女性收入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生育率下降使得两性分工不再具有优势，女性选择婚姻的收益在下降。

实证研究中，这两个视角争论的焦点首先是结婚率的历史变化情况，其次是教育对女性是否选择进入婚姻的影响，或者说受教育年限增加势必使女性要推迟结婚，那么晚结婚会不会导致不结婚。如果较长时期内的结婚率比较稳定，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结婚率差异并不大，表明社会学视角在起作用，女性受教育程度增加会导致晚结婚但不会不结婚（Oppenheimer et al，1995;Goldstein and Kenney，2001）。相反，如果较长时期内的结婚率在下降，尤其是受教育程度高人群的结婚率相对要低，表明经济学视角在起作用，女性受教育程度增加不仅会推迟婚姻同时还会导致不结婚（Bloom and Bennett，1990;Chang and Li，2011）。

本文更赞同社会学视角，它更符合中国人对婚姻的观念和态度。经济学视角基于两性分工在解释婚姻时过于理性，婚姻中个体的收益衡量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婚姻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互陪伴和扶持，这些收益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计算。当观察的期限较长时，至少本文基于沈阳市婚姻数据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十年间结婚率是比较稳定的，即使对80后一代会有高等教育扩招的影响，但本文模型预测结婚率的下降也会比较小，这表明绝大多数人还是会给婚姻一个机会。笔者作为一个80后，直观感受是20多岁时身边很多人还都没有结婚，但30岁一过突然发现身边没结婚的已经是寥寥无几。我们承认，剩男剩女确实存在，但理解这一现象的前提是人们现在普遍推迟婚姻，而晚结婚并不代表不结婚，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观念的改变和女性更加独立自主，她可能并不急于进入婚姻。

诚然，本文的分析并不严谨。在数据层面，可以通过心理问卷调查来更直接地获取未进入婚姻群体对婚姻的态度，尤其是90后一代，他们的生活条件更加优越，观念也更加新潮，他们对婚姻的态度更需要仔细探究。在实证方法层面，国外研究中也在不断改进，如Myrskylα and Goldstein（2013）采用随机扩散模型进行预测。本文相信晚结婚会不会导致不结婚这一问题仍需要更加细致和谨慎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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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Wang D.2001.Modeling the Process of Entry into the First Marriage Using Hernes Model.Stata Technical Bulletin.

[11]吳要武，刘倩.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剩男·[J].经济学（季刊）.2015.

[12]於嘉，谢宇.社会变迁与初婚影响因素的变化[J].社会学研究，2013.

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