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强 樊志浩

[摘  要]孔子的治国思想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体系，礼法并用、德治为本构成其主要特征，并形成了一整套治国方略。在孔子那里，治國的最高理想就是圣人的“太上”之治，即“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法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是礼教等社会规范不能发挥作用情况下的最后治理手段。理解孔子的治国思想，我们需要注意德、礼、法都具有特定的内涵，它们与当时的分封制度紧密相连，都主张君臣民的界限不可逾越，而且包含着特定的习俗内容。

[关键词]孔子;治国;德治;礼法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9-0016-04

在治国思想上，孔子到底主张德治、礼治还是法治，一直是学界的争论焦点。以周予同为代表，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以“德”为核心，形成了“德治论”的主张，与战国时代的“法治论”互相对峙;以蔡尚思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孔子的治国方案是“为国以礼”，认为仁虽是孔子最赞美的道德，但仁是达到礼的手段，礼才是仁要达到的目的，并因此形成了礼治论观点;对于孔子是否也有法治的主张，学界一般认为，孔子并不完全排斥法治，其是赞成用必要的刑罚来维持统治的。在以上观点的基础上，学者们还提出了“德礼之治”等观点。学界前辈的研究，为今天重新审视孔子的治国主张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观察路径，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创新的阶梯。立足于孔子的相关言论，本文认为，孔子的治国思想不应简单归结为德治论、礼治论或法治论，由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当时政治的特定形态，孔子实际上形成了一套治国主张的逻辑。这一主张内含有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基因”，但又不是三者的简单整合，而是“镶嵌”于特定治国逻辑的“链条”之中。

一、治理工具：礼法并用

分析孔子的治国主张，首先不得不了解孔子对政治演变的一般看法。在孔子看来，三皇五帝统治的“大同”世界，是一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人类最美好时期。这一时期，人们相亲相爱，鳏寡孤残皆有所养，人人以劳动为荣、以浪费为耻，社会“奸谋闭而弗兴，盗窃乱贼不作”，人类道德呈现出高度文明的状态，社会不需要礼法而能完美运行。而夏、商、周三代以降，社会由“大同”进入“小康”，“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社会财富成为私家之物，国家政权为一家一姓独占，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一时期，“礼”制兴起，“与天地并”存，“如有不由礼”而行事的，则会带来祸乱。为了平复祸乱、恢复秩序，包含刑罚内容的“法”也应运而生。

孔子认为，其生活的春秋时代就是“大道”不行之世。当时，礼崩乐坏，诸侯大夫征伐不断，人们生活十分困苦。孔子提出，礼是“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良方，恢复社会秩序必须用礼。那么，什么是“礼”呢？孔子在回答子张等弟子的问话时讲到，“礼者，即事之治也”，也就是说，所谓礼就是对事务的治理。有什么样的事务，就要有相应的礼来治理。“制度在礼，文为在礼”，礼是一切事务运行必须遵循的“理”。礼如此重要，对于礼的功效，孔子曾总结道：“居家有礼，故长幼辨;以之闺门有礼，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一切事务，只要有了礼的约束，就会适宜得当，“宫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轼，鬼神得其享，丧纪得其哀，辩说得其党，百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总之，“礼”是一切事务行为的准则，能够节制事务使之适中，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功效。

前面提到，孔子认为“法”也是社会必不可少的。当孔子做鲁国大司寇的时候，还曾亲自主持立法。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即“刑罚之源，生于嗜欲不节”。然而，上文也讲到，礼的重要作用就是将事务节制使之适中，礼与法具有相似的功效。那么，二者的区别在哪呢？根据孔子的相关论述，法是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是礼教等社会规范不能发挥作用情况下的最后治理手段，即“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这也告诉我们，在孔子看来，法的使用在次序上要后于礼。我们知道，法和礼共同对民众起到规范作用，那么它们的联系在哪呢？礼作为当时社会的基本规范，涉及人们生活和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与今天“法”的作用相似;而法则与今天的“刑”相近，其内含有对严重违礼行为的惩罚性规定。在孔子那里，违礼不一定违法，但违法必定已经违礼。因此，孔子教导人们要懂礼和遵礼，这样就能“豫塞”人们违犯刑律的源头，那些“不豫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也”。也正由于法的这一社会最后防线属性，法的使用应该格外慎重。不仅应该注重犯罪事实的掌握，而且要遵循犯罪情节的轻重、罪行的深浅来量刑，审理官也要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用忠爱之心来审理。另外，孔子强调，法一经确定，就不容改变，“行刑罚则轻无赦”，“爱之无宽于刑法”。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礼和法共同构成了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体系，对民众起到警示和劝善的作用，即“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

二、治理之道：德治为本

礼法并用，可以治理国家，但并不意味着治国的根本就在于用礼和使法。礼法是治国的二柄，它们的使用必须符合人世的规范，即人道。在孔子看来，天下共通的人伦大道有五条：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兄弟之道和朋友之道。实现这五条人伦大道，需要智、仁、勇三种天下共通的德行。对于三大德能够实现国治的内在机理，孔子讲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智仁勇三德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道路径的源头，一切治理方法的产生和运用都要以三德为核心，德治成为孔子治国思想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对于德治的功效，孔子多次提及。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等。总之，德治具有巨大的功效，是实现国治久安的根本之道。

孔子将智仁勇三德一同提出，那么它们对于治理国家是否同等重要呢？从孔子的相关论说来看，他并没有明确区分三者的地位，但其对“仁”及其与“仁”相关的德行的强调却是十分明显。对此，我们应该足够注意。孔子重视仁，并认为孝悌是行仁的开始。他曾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就是告诉后生小子，学习要从养成孝悌亲仁开始。对于孝悌的作用，孔子甚至将它提高到“仁之本”的高度，这从孔子学生有子的论说可见一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要求弟子孝悌和亲仁，具有重要意义。孔子一生期望能够实现天下大治，尽管也曾亲自参与鲁国政事，但其贡献主要还在于通过培养弟子间接影响政治。这也是孔子被称为“素王”的原因。

在孔子的治国思路中，以德为本占据重要位置。那么，礼法二柄与德的关系怎么样呢？简要来说，就是“表里”、“主辅”和“先后”的关系。以德礼为例。面对子游的如何为孝的问题，孔子首先批评当时社会将孝等同于养的做法。他认为，就是狗马都能够得到饲养，若对父母不存孝顺的“敬”心，那与狗马“何以别”呢？赡养父母是礼的要求，如果没有孝敬父母的德，仍然不能称之为“孝”。赡养之礼可见，在外;孝敬之心不可见，在内。因此，德与礼首先是一种“表里”的关系。德与礼还是一种“主辅”关系。鲁人林放向孔子询问礼的本质，孔子回答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意思是说，就一般礼仪，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朴素俭约;就丧礼，与其仪文周到，宁可过度悲哀。这就启示我们，相较于德，礼处于次要地位。礼的施行在于实现德，不能因礼损德。德与礼还体现为“先后”关系。当子夏向孔子询问诗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意思，孔子的回答是“绘事后素”。也就是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才画花。子夏立即领悟了孔子的意思，马上问道，是不是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很高兴，赞扬道，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与德礼关系相似，德法同样具有“表里”、“主辅”和“先后”的关系，不同的是，法由于具有刑杀之性，被孔子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而较少提及。即便提及，孔子也多批评专用刑罚的弊端。正是由于这种“表里”、“主辅”和“先后”的关系，孔子常常将德礼、德法一块儿谈及。例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恵”，“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修;民无修，则迷惑失道”，等等。

三、治理之策：治国九原则及其实施

礼法并用、德治为本，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体现了孔子治国理念的内在逻辑。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孔子提出了一整套的治国策略。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遵循九条原则：“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重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即修养自身，尊重贤人，亲爱亲人，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纳工匠，优待远客，安抚诸侯。这九条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修养自身能够确立正道，尊重贤人就不会困惑，亲爱亲人族人就不会导致怨恨，敬重大臣遇事就不会迷惑，体恤群臣士人就会更加厚重地回报，爱民如子百姓就会努力劳动，招纳百工财物就会充足，优待远客四方之人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人都会敬畏。九原则如此重要，应该如何实践呢？孔子提出：实践修养自身的原则，就要像斋戒那样穿着庄重的服装静心虔诚，不符合礼仪的事情坚决不做;实践尊重贤人的原则，就要驱逐小人，疏远女色，看轻财物而重视德行;实践亲爱亲人的原则，就要给有才能的人加官进爵，给以丰厚的俸禄，同时与他们保持爱憎一致;实践敬重大臣的原则，就要努力达到官员众多足供任使;实践体恤群臣的原则，就要对群臣真心诚意地任用，给他们丰厚的俸禄;实践爱民如子的原则，就要使民劳役不误农时，同时减少他们的赋税;实践招纳百工的原则，就要天天省察，月月考核，以保证付给的工钱粮米与工作业绩相对等;实践优待远客的原则，就要对远方客人来时欢迎，去时欢送，嘉奖有善行的人而怜惜能力差的人;实践安抚诸侯的原则，就要努力使绝嗣的家族得以延续，复兴那些废亡的小国，治理祸乱，扶持危弱，按时接受诸侯朝见聘问，并赠送丰厚，纳贡菲薄。

孔子的治国九原则，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规范。然而，正如鲁哀公询问孔子的，“子之教寡人备矣，敢问行之所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实施呢？再看孔子对为政的论述，可以发现，他强调的主要有两点：表率和“正名”。表率指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集团要修身养德给百姓做表率，引导民众向善服从统治。为此，孔子提出了“七教”说，即“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甚至认为“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对于表率的主体，孔子十分重视国君的作用。他曾指出，“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并明确表示：“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而俗朴，男悫而女贞”。对于表率的巨大作用，孔子曾多次讲到。当季康子询问如何使民众尽心竭力服从统治时，孔子的回答是：“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就是说，只有你们在上位的人对待百姓的事情严肃认真，百姓才会对待你们的政令严肃认真;你们孝顺父母、慈爱幼小，百姓才会对你们尽心竭力;你们努力提拔有修行的人、教导能力弱的人，百姓才能够得到劝勉。可见，在孔子看来，统治者的良好品行，能够激发和提升民众的服从意识，从而使统治变得更加容易，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表率还能够导民向善，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孔子曾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意思是说，在上位的人能用深厚感情对待亲族的人，那么百姓就会走向仁德了;在上位的人不遗弃他的老同事、老朋友，百姓也就不致对人冷淡无情。作为当时的社会道德精英和国家统治阶层，“君子”的德行对百姓具有导向作用。君子的这种作用，孔子在批评季康子想要运用刑杀方法治理盗窃时，得到了鲜明的揭示。孔子讲，“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此，孔子将君子的德行比喻为风，将百姓的德行比喻为草。风过草低，百姓也就会趋于向善。对于在德行方面的表率行为，孔子甚至认为，它是统治者唯一要重视和保有的治国之器。当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和蔬菜的方法时，孔子不客气地拒绝了，并讲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意思是说，作为统治者，应该在德行上为百姓做好表率，而不是只想着学习种庄稼这些百姓们才应掌握的技能。

在孔子看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第二点要做好的就是“正名”。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周天子已经不能有效控制诸侯国，诸侯之间征伐不断，各种越礼行为时有发生，整个时代呈现出礼崩乐坏的状态。孔子对于这种状况非常不满，多次就越礼行为进行了批评。对于季氏使用六十四人方阵的天子之礼在庭院奏乐舞蹈，孔子十分气愤，认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当孔子看到当时鲁国当政的三卿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也用天子之礼，唱着《雍》这篇诗来撤除祭品，孔子严肃地批评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笔者注：出自《雍》诗，意思是“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儿主祭”）这两句话，用在三家祭祖的大厅上在意义上取它哪一点呢？诸侯大夫们的越礼行为，使规范社会秩序的礼变得名不副实，不仅严重威胁社会有序运行，而且还可能使民众变得巧言善變、狡猾乖张。

孔子的治国思想，具有特定的逻辑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德治为先、礼法并用。在孔子那里，治国的最高理想就是圣人的“太上”之治，即“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也就是在天子、君子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表率和教导下，社会处处依礼行事，回复到三代之治。孔子的治国主张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但不应简单理解为纯粹的道德说教和民舆监督，而是深深扎根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化礼法的基础上。对于孔子的治国思想，我们还要注意，德、礼、法都具有特定的内涵，它们与当时的分封制度紧密相连，主张君臣民的界限不可逾越，而且包含着特定的习俗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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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