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

[摘  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人道的经济现象的批判，深刻剖析了国民经济学的反人道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道德伦理的忽视。他通过对人的真正本质的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指明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应是实现经济和道德的双重进步。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伦理;国民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A8;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9-0004-05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作为个人？熏经济学家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但在其经济学模型中，他们却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以保证其模型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1]随着18世纪“休谟命题”，即“‘事实命题能否推导出‘价值命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事实领域的研究与价值领域的判断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自利性”与伦理道德领域所呼吁的“利他性”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现象已经十分常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隔离。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割裂直接导向了经济学研究的贫困化，而且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道德缺失现象。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述当中，包含着大量的经济伦理范畴的演绎：对经济主体伦理命运的关怀，对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分析、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关系的描画，因而可以断言，马克思的经济学无可辩驳地具有经济伦理学的性質。”[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原始雏形，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孕育基地。虽然在这部著作中并没有出现过明确的经济伦理学概念，也没有相对完整、系统的经济伦理思想，但依然透露出马克思对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在《手稿》中，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述，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做出了深刻剖析，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与道德悖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伦理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对这些不合理的经济现象的批判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他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强大的道德批判力度以及对于劳动阶级的深切伦理关怀。

一、国民经济学的伪道德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伪善性的揭露，以及由此而阐发的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之间的不协调性的深刻批判。

如果说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财富”还被理解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直接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那么，到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已经被移入了到人的主体中来，“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思想也被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将私有财产同人融为一体，把人本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扬弃了财富的外在性，这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是不可否认的进步和贡献。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合理性成分，看到了这一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明确提出了只有这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的理论、只有这种“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才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意识形态。但是，正像路德没有摒弃宗教本身一样，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们”也仅仅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粉饰。“古典经济学肯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价值源泉，但是他们又认为只有私有财产才是最自然的。他们除了私有财产而外从来没有想到过还会有什么别的财产状态，他们研究的经济规律只是私有财产的发展规律即资本主义的规律。”[3]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之所以会处于这种非人的悲惨境地，是由于资本家追逐利润的需要造成的，但是国民经济学家不仅对无产者的命运毫不关心，还作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对其行为进行掩饰：首先，他们把工人的需要降低到归结为维持最简单、最粗陋、最抽象、最低级的牲畜一般的肉体活动层面，工人生存的目的仿佛仅仅是为了“不被饿死”。国民经济学家把这种动物般的生活和需要当作是人的需要和存在，除此以外，工人都再没有也不应当再有其他活动或者享受的需要了。其次，他们把工人这种维持生存的最低的生活需要当作计算标准，并认为这一标准适合于大多数人。总而言之，对于无产者，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掠夺他们，并且把他们的需要压低到最低的限度，而把超出最低限度、最原始需要的东西，都斥责为浪费奢侈。他们宣扬禁欲主义，蒙蔽工人安于这种非人化的生活，向工人们鼓吹节约，劝告工人们把一部分工资存进储蓄所、投到资本主义企业中去，并赞美节约精神是一种道德理想，企图促使工人们进一步限制自己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达到抑制工人的消费并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的目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关于“禁欲的科学”的真正理想实质上是“禁欲的却又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却又进行生产的奴隶”。[4]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是丰富多样的，它既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又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和充实。而在私有制的范围里，由需要而产生的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劳动产品则构成了尔虞我诈、逼人破产的手段，私有制条件下的需要是被异化了的需要、是私有财产实现自身的不断增值的需要。他人的需要不是生产的目的，而只是自己贪欲的手段，对任何对象的需要和欲望都会使人对这一对象的拥有者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马克思还分析了在国民经济学家内部发生的对于各种不同需要的评价的争论。以罗德戴尔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推崇奢侈而谴责节约，而以李嘉图和萨伊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推崇节约而谴责奢侈。但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前者要求奢侈，是主张以直接挥霍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后者推崇节约，是为了压低消费从而更有助于资本的扩大。马克思指出，只推崇奢侈而不同时提倡节约是不行的，不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为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取得必要的资本;而只推崇节约也是不行的，因为资本和生产的扩大必然要导致奢侈，没有奢侈，就会有一部分产品无法卖出去。因此，辩论的双方并无实质性的区别，都是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做辩护。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学家还将道德和社会生活割裂开来，并给这两个方面制定了不同的标准。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是发财致富的原则，按照这一道德原则，人们为了发财致富可以不惜采取任何卑劣的手段，可以背弃自己道义上的义务，可以任意背叛、欺骗和出卖自己的人格，只要这样做可以使自己获得货币就行。而另一方面，官方的资产阶级道德则依然在堂而皇之地宣扬着德行、良知、纯洁等传统规范。所以马克思说：“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用另一种尺度。”[4]125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学宣扬的道德，是为资本家的贪欲进行辩护的道德，是掩盖其贪得无厌的本质的遮羞布，国民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维护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异化了的道德规范，它通过提出难以达到的道德理想，从而使自己也陷入了一种矛盾境地。

二、工人成为“贫困的资本”体现劳资关系的不平等

国民经济学家曾一度把劳动与资本相混淆，否认它们的本质区别，以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他们把劳动、资本、地产都看作是“资本”，而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则凭借这些“资本”相应地取得工资、利润和地租，这让他们在表面看来似乎成为了平等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工资、利润、地租都是工人劳动所得，只是后两部分被他人无偿占有，而工人仅得到最小一部分而已。所以，劳动并不是工人真正的、用以增值的资本，可是一旦失去了劳动这种资本，工人就连存在的必要也失去了，因此马克思说：“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4]65

工人是贫困的资本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工人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马克思指出，工人作为人的存在是由其劳动的本质决定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只有作为异己的资本的存在才能获得其现实形式，工人对资本的依附关系是畸形的、异化了的：只有作为资本的存在，作为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的时候，工人的人的特性才有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现實关系无疑割裂了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不是作为人存在，而是首先作为工人才获得了自己的存在。作为工人存在的唯一特性就是劳动，一旦停止劳动，“工人”这种特性便将不复，人也就无法再作为人而存在。不能作为资本的工人即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就自然变成了“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其次，工人的劳动不仅仅作为资本，同时也作为商品而存在，工人的价值像商品一样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在资本家眼中，工资只是为了保障“工人后代不致死绝”，工人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并无二致，工人的工资同生产工具的维修和保养也具有几乎等同的意义，为了最大化利益，资本家只会支付给工人“不超出必要需要”的最小一部分工资。对工人来说，他若想要把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商品成功卖出去，就必须努力去满足、迎合资本家的需要，而当资本家对工人不再需求时，工人这种资本也就毫无价值，这时的工人就会彻底失去维持生活的工资来源。工人的劳动是一种能够转化为活的、能增值资本的资本，但是，工人作为资本对其本身来说是无意义的，它只有被出卖给资本家、成为资本家可以增值的资本，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体现出极为不平等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表现在，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是成反比例关系的，只有通过最大程度地降低工资，资本家才有可能增加收益，“资本家和工人彼此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4]67

在《国富论》中，斯密已经论述过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雇主与工人之间的斗争，并且清楚地指出了雇主总是在想法设法把劳动工资减低到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以下，在劳动双方的争议中，资本家总是能持久地占据有利地位。马克思将这些分析进行了深入挖掘，进一步指出，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工人永远是吃亏的、被动的，工人始终无法得到与其实际所付出的劳动相契合的工资。马克思依据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收入分配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工人的悲惨遭遇给予了强烈的道德关怀。他清醒地看到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私有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它是不可能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待问题的。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是“经验的生意人”，他们对现实的状况看得一清二楚却无动于衷。而马克思的进步性就在于，他已经坚定地站在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看到了此时的工人阶级俨然正处于一种被麻痹了的、非人的、异化的境地，并且能够果决地站出来维护和代表他们的利益，为资本家压榨下所造成的工人贫困化的悲惨状况和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敲响了一记警钟。

三、人的发展方向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前提，这一学说认为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普遍追求。“经济人”理论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系统的阐述。在《国富论》这一经典著作中，斯密将“利己心”看作人性的基础，通过阐述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诠释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斯密认为，“自利心”出自于人的本性，“各个人都不绝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觅最有利的用途。放在他心里的，诚然不是社会的利益，只是他自身的利益。”[5]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经济的发展并不会阻碍道德的进步，反而可以为其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手稿》中，他高度赞扬了工业的力量：“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4]140但是，马克思也清楚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之间始终会存在着难以消除的对立矛盾，在对于财富的不断追求过程中，人的道德羞耻感很容易被随之蒙蔽，因此对于人内在的伦理道德感的唤醒十分必要。在论述国民经济学内部论战的时候，马克思这样写道：“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是谋生、劳动和节约、节制，但是国民经济学答应满足我的需要。道德的国民经济学是富有同情心、德行等等;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有德行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能有道德心呢？”[4]125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把握到了经济伦理所应当关涉的两个主要维度——“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和“道德的国民经济学”，前者揭示了经济分析应当以满足人的经济需要为基本点;后者则反映出经济生活也应符合一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也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我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败。但是，我更想说明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6]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人的自利性，出于自我私利动机产生的经济行为的确是人的本性的体现。但在马克思的经济伦理观里，人的道德性也同样重要，这种道德性体现在人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也应当努力做到不损害他人利益，并尽可能为他人和社会带来一定福利。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行为是可受并且应受道德伦理规范的，社会发展的方向应当是既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要促进社会的整体繁荣发展。

马克思对于人的存在即其本质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早期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人类的理性，即自由精神，人只有首先作为理性存在物然后才能成为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就是对理性法则的服从。后来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加深和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深入思考，马克思开始摆脱黑格尔式的思辨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深刻地指出黑格尔只看到了抽象的精神劳动、将人等同于自我意识的错误之处所在。人作为感性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105但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人具有自然的肉体的本性，还看到了人的本质最主要应该在于人的社会特质。他反对那种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所谓抽象人性和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认为必须把“人”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行动中去考察。通过对人的感性对象性的分析，马克思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已经内含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4]83马克思虽然主张研究一般的人性，但“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6]

因此，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社会活动的产物，人的本质应当体现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之中。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性出发，进一步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把异化了的劳动形式当做人的本质。他认为这种异化了的社会活动不是人的本质之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一针见血地指明：资本主义条件下催生了物对于人的统治、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统治，人与人之间变成了“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4]183因此，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而一切经济和伦理活动也都应该是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展开。我们已经看到，在《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出发来综合把握人的本质，而人的利己性只是人的自然性的一个方面。“经济人”假设割裂了人的自然性和历史性的统一，片面夸大了人的自利属性，进而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性“合法化”。而从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出发，人的本质应该是全面的、丰富的，人的需要也是多层面的，不仅有经济层面的，也有精神、实践、伦理层面的需求，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物质财富方面的满足对于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言是远远不够的。“经济人”只是人在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时表现出的特性，而现实活动中的人应是在各个层面都使自己的本质得到彰显和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承认并尊重每个人对于自我私利的追求，还突破了“经济人”的局限性和负面性，看到经济的发展的最终目的应当在于指向“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对人来说是真正的实现”[4]113。从“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出发，马克思把握到了经济发展所应当具有的伦理维度——经济进步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自觉的发展而服务，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人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内在统一，这就避免了过分强调人的利己行为而导致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道德缺失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呈现出的经济伦理思想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作辩护的西方传统经济伦理学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并未纠缠于与经济伦理概念相关的细枝末节，而是通过对两种不同的经济主体——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了的人和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分析比较，透彻地指明了国民经济学的道德伪善性;通过客观冷静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劳资之间的剥削压迫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幻想性，进而从根本上指明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实现人对于自己真正本质的复归与把握，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未为我们展现出一条十分清晰的的经济伦理学脉络，对于许多经济伦理问题的讨论相比于后期《资本论》等著作也不够完整、系统，但他依然通过对经济发展的理性审视确立起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无论是对于人性、人的本质的探讨，对于人的发展方向的思考，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还是对于经济主体伦理命运的深切关照，对劳资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强烈谴责，这些都对他后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

[2]余达淮.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视角与现实研究意义[J].道德与文明，2003，（3）.

[3]杨适.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1.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2.

[6]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346.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