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青丽，夏秀敏，王 慧，吕良波，吴 妍，杨益民

(1. 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2.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北京 100049； 3.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030)

广州榄园岭遗址先民祭祀遗迹的炭屑和植硅体分析

孙青丽1，2，夏秀敏1，2，王 慧3，吕良波3，吴 妍1，杨益民1，2

(1. 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2.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北京 100049； 3.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030)

祭祀是先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贵族祭祀活动的研究较多，但平民祭祀遗迹却由于发现较少而难以深入分析。广州榄园岭遗址春秋时期墓葬群中发现了越文化中常见的碎物祭祀坑。本研究对若干墓葬和相关祭祀坑中的填土开展了炭屑和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先民在祭祀坑中有意燃烧过植物类祭品；用作祭品的植物种类较杂，包含扇型、棒型、方型或刺球型等植硅体。结合其他遗址中出现的类似现象，榄园岭先民的祭祀活动，应是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基础上，吸收了苗蛮文化的因素，同时影响了其他地区。这一发现为探索先秦古人的祭祀行为提供了丰富信息；此外，炭屑和植硅体分析为确定祭祀遗迹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祭品；榄园岭遗址；炭屑；植硅体；棕榈科植物

0 引 言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早在先秦时期已受到上至君主、下至平民百姓的重视，是古人缅怀祖先、表达自身对生命传承的敬畏，并祈求祖先庇佑赐福的重要媒介，也是中国古代一切“礼”的起源[1]。祭祀萌芽于早期的祖先崇拜行为，在发展中被加入各种理性和人文因素，演化成了具有社会教化和政治功能的礼仪文化。这种让活人缅怀祖先，表达自身对生命传承的敬畏，并祈求祖先庇佑赐福的祭祀行为一直贯穿整个古代中国，并延续至现代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2]。

对古代祭祀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历史学家从解析古文献入手，对历史时期的祭祀文化已有较为清晰的了解[2-7]；民俗学家通过实地调查，对甘肃、青海、内蒙及南方少数民族间流传的祭祀仪式进行分析，探明了部分民族丧葬仪式的源流及其所具有的功能意义[8-11]；考古学家则从出土实物出发，分析古代的祭祀遗迹，试图构建早期祭祀文化的发展脉络[12-17]。目前，考古学对古代祭祀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型祭祀遗迹的功能意义和文化内涵，而平民祭祀文化研究较少。原因在于，古代平民祭祀形式简单，墓葬周边多缺乏祭坛[18]、车马坑[19]或人祭坑[20]等具有指示意义的遗存，考古学家对遗址中出现的平民祭祀遗迹难以识别和定性，因而缺乏研究平民祭祀文化的分析材料。

古代祭祀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上至君主，下至平民百姓在祭祀活动中都会使用各种祭品。祭品是古人为了向神灵或祖先表达自己虔诚的态度，祈求神灵满足今人的愿望，向神灵贡献的物品，是祭祀活动中的必备要素[21]。对祭品进行研究，除了能够为解读古代祭祀文化，研究古人的丧葬习俗提供宝贵资料，还可以反映当时人群的物质生活水平，了解古人的饮食文化。古人使用的祭品有多个种类，大致可分无机质祭品、动物类祭品和植物类祭品三大类。无机质祭品包括玉器、陶器、青铜器、马车等，动物性祭品主要是马、牛、羊、猪、人等各种牺牲，这两类祭品在大型祭祀遗迹中多有发现[16]；植物类祭品包括未加工的各种植物如谷物、果蔬、白蒿等，以及用植物加工制成的糕饼、茶酒、纸线等，是平民祭祀活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祭品种类[1，22]。然而植物类祭品易于降解，在遗址中很难发现；且古代常见的焚烧献祭方式也破坏了祭品的完整性，使得植物大遗存分析方法受到很大的限制。

炭屑是一种植物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无定型含炭化合物，直径大于等于125μm的炭屑能够指示地方性的火活动事件[23，24]，保存较好的炭屑可能残留有植物种属鉴定的特征[25]。利用炭屑的这些特征，可以判断祭祀活动是否涉及焚烧植物。植硅体是植物从水中吸收的可溶性二氧化硅沉淀于植物细胞内或细胞间，由此而形成的非晶质含水二氧化硅颗粒。具有耐高温、耐酸腐蚀、种属可鉴等优势，可弥补考古地层中大粒径炭屑提取时易受损伤、难以鉴定的缺陷[26，27]。植物类祭品经过焚烧产生的炭屑和耐火的植硅体仍可能在遗迹中保存。将这些植物微体化石从土壤或相关遗迹中提取出来，鉴定其种属将有助于判断植物类祭品，从而克服祭祀活动中大植物遗存不易发现的困难。鉴于此，本研究对广州榄园岭遗址墓葬中的祭祀坑开展了相关分析，以期为研究古越人的丧葬习俗提供分析线索，并为古代平民祭祀活动的研究提供可靠资料。

1 遗址背景

榄园岭遗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棠下村，是继从化横岭、萝岗大公山和增城浮扶岭之后，在广州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又一重要遗址。遗址主要分布在适宜人类居住的低矮冈地上，是一处南越先民的家族墓地。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发掘出土了50多座春秋时期墓葬，而北区仅分布1座西汉早期墓葬。墓葬整体排列有序，主要沿山势分布，规格较小，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数量不多，主要有五联盂、陶罐等西汉早期遗物和原始青瓷、陶豆及青铜箭镞等春秋时期遗物。在遗址内出现了越人墓地中较为常见的打破墓葬的祭祀坑(图1)。祭祀坑一般位于墓葬中部，形状较为规整，以圆形和方形为主，坑内出土了较多的陶器碎片，部分墓葬祭祀坑中的陶片能够拼接成整器，象征着血缘纽带关系。除此之外，祭祀坑中的填土颜色与周边墓葬填土明显不同，祭祀坑中的填土为灰褐色，而墓葬填土为接近生土的砖红色。这种现象暗示先民在祭祀坑中燃烧植物。这种特殊的墓祭方式在越文化区屡有发现，应该是越文化区共同的祭祀习惯[28-30]。

图1 T2614M47墓葬和祭祀坑形貌图

2 样品采集和实验方法

2.1 样品采集

随机选取墓地中的6座墓葬进行采样，在各个墓葬的祭祀坑与周边的墓葬填土中各采集一袋土样，样品信息见表1。

表1 榄园岭遗址样品信息和炭屑(粒径≥125μm)密度统计表

(续表1)

2.2 炭屑提取与统计

炭屑分析方法使用提取和统计大粒径炭屑(粒径≥125μm)的方法：烘干样品，量取5mL；加入10%盐酸，离心，去上清液；加入10%氢氧化钾，水浴加热；用孔径125μm网筛过筛，烘干并收集样品；在尼康LV100POL体式显微镜(50×和60×)下统计炭屑个数，采用随机抽取数字的方法计算炭屑密度[23]。

2.3 植硅体提取与观察

祭祀坑中的植硅体有两种来源。一是原生植被环境下植物腐烂残留的植硅体。二是古人祭祀燃烧植物遗留的植硅体。而墓葬填土中的植硅体只有第一种来源。这种差别应该导致祭祀坑中的植硅体密度高于墓葬填土。在植硅体提取时加入石松孢子可做定量分析，但是加入石松孢子后植硅体的提取效果非常差，无法满足植硅体统计数量上的要求，重复实验三次后，仍没有改善。因而本研究采用不加石松孢子直接提取植硅体。

植硅体提取方法采用重液浮选法[31]。具体过程如下：烘干样品，称取5g；加入30%双氧水，搅拌；加入10%盐酸，搅拌；样品转至离心管中，清洗三次；加入比重2.3～2.4的溴化锌重液，搅拌，离心，吸取上浮液；重复一次；烘干样品；制片。在实验室配备的eclipse LV100P0L 显微镜(200×和500×)下进行观察和鉴定，每个样品统计300粒以上。按照国际植硅体命名法规对部分植硅体的命名进行了描述和更新[32]。

2.4 植硅体统计与分析

在同一墓葬中，如果某种类型的植硅体在祭祀坑中的比例高于其在墓葬填土中的比例(超过1%)，则通过卡方检验考察这种差异的显著性，从而推测祭祀坑中有意燃烧的植物种类。卡方检验用统计软件SPSS 19实现。

3 实验结果

3.1 炭屑分析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大量炭屑(图2)。经过统计，墓葬填土与祭祀坑中大粒径炭屑密度差异非常明显(表1)。差异最小者为T2513M37，祭祀坑中的炭屑密度是墓葬填土的3.3倍；差异最大者为T2414M44，祭祀坑中的炭屑密度是墓葬填土的14.96倍。少量炭屑粒径较大，保留了部分植物管腔(图2B)，但种属鉴定特征不明显。

图2 T2614M47祭祀坑中提取的炭屑图

3.2 植硅体分析

如图3所示，墓葬填土和祭祀坑中有扇型、棒型、方型、刺球型、圆型、针型毛细胞、木本等15种可鉴形态的植硅体类型。鉴定出来的各种植硅体数量列在表2，相对比例见图4。其中含量最高的是扇型、棒型、方型、刺球型和圆型这5类植硅体，百分比总和为88%～92%；针型毛细胞和木本植硅体比例相对较低，总和为4%～9%；竹节型、短鞍型、双裂片型、帽型、水稻扇型、水稻双峰、导管及海绵骨针数量最少，总和仅为3%～9%。如果图4中某种类型的植硅体在祭祀坑中发现的比例高于其在墓葬填土中的比例(超过1%)，则通过卡方检验考察这种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见表2。

(a) M33HK扇型植硅体；(b)M18HK棒型植硅体；(c)M33HK方型植硅体 ；(d)M33HK针型毛细胞植硅体； (e)M33HK刺球型植硅体；(f)M18HK刺球型植硅体；(g)M18HK竹节型植硅体 ；(h)M18HK短鞍型植硅体； (i)M33TT双裂片型植硅体；(j)M18TT帽型植硅体；(k) M33HK海绵骨针(海绵骨针不是植硅体，但可反映区域潮湿的水环境)； (l)M18TT导管；(m)M18HK圆型植硅体；(n)M33HK水稻双峰型植硅体； (o)M33TT水稻扇形植硅体；(P)M18TT木本植物植硅体

样品编号扇型棒型方型刺球型圆型针型毛细胞木本竹节型短鞍型双裂片型帽型水稻双峰水稻扇型海绵骨针导管总计M18HK20214214610212432777346008709M18TT174125179441858255954420．50652．5卡方检验(p值)0．450．69<0．01M33HK2293372071455695561735071171166M33TT21115217412625602986923502812卡方检验(p值)<0．010．060．540．18M37HK2101682192441781074312107775M37TT17211716514719931617321070304802卡方检验(p值)<0．01<0．01<0．010．33M38HK204137179108267313125921003772M38TT2331171621203574151110833023796卡方检验(p值)0．100．17M44HK28919014735356315699201110812M44TT1499911912232134511130．54454．5卡方检验(p值)0．310．51<0．010．66M47HK24011719314024431675310116797M47TT2021031451792047184952100．51736．5卡方检验(p值)0．250．700．030．41

图4 墓葬祭祀坑与墓葬填土中的植硅体类型百分比图谱

在卡方检验中p值小于0.05，认为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表2中，T2413M18墓中祭祀坑与墓葬填土中刺球型植硅体的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刺球型植硅体主要来自棕榈科植物的叶片[33]，说明古人在这个墓中至少使用了棕榈科植物进行祭祀。

T2614M33墓中祭祀坑与墓葬填土中，棒型植硅体的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古人在这个墓中使用的植物至少包含了棒型植硅体。

T2513M37墓中祭祀坑与墓葬填土中，扇型、棒型和方型植硅体的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古人在这个墓中使用的植物至少包含了扇型、棒型和方型植硅体。

T2513M38墓中植硅体的差异主要来自棒型和方型植硅体，比例差异尽管达到3%；但卡方检验表明，棒型和方型植硅体在祭祀坑与填土中的比例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T2414M44中祭祀坑与墓葬填土中，刺球型植硅体的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古人在这个墓中至少使用了棕榈科植物进行祭祀。

T2614M47中祭祀坑与墓葬填土中，方型植硅体的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古人在这个墓中使用的植物至少包含了方型植硅体。

4 讨 论

榄园岭遗址祭祀坑中较高的大粒径炭屑密度表明，先民在祭祀坑中有意识地燃烧植物。燃烧的植物种属可以进一步运用植硅体的分析方法加以鉴别。植硅体分析结果中，祭祀坑中比例显著高于填土的植硅体类型。除了刺球型植硅体外，还有扇型、棒型和方型植硅体，后三种植硅体在多种植物中均有产生，难以确定种属[34]。这些有显著比例差异的植硅体类型在6座墓葬中的分布无统一规律，因此春秋时期的榄园岭遗址先民并未选取某种特定植物作为祭品在祭祀坑中燃烧，用作祭品的植物来源没有固定。

古人燃烧祭品的祭祀方法，一方面是为了破坏祭品本身的形状，将现世的物品传送给阴间的祖先，另一方面是为了借助燃烧产生的大量烟气营造祭祀现场烟雾缭绕的视觉效果，使祭祀仪式更具神圣性，祭祀者也可以在烟雾中与祖先进行精神交流，表达自身的诉求[35]。有时也会选择白蒿、水藻或柏树等燃烧后会产生浓郁香味的植物作为祭品，进一步取悦阴间的神灵，体现自身对先祖虔诚恭敬的态度[36]。这种祭祀行为与古时的燎祭现象有许多相似之处。古人祭天时会在祭祀场所堆烧柴草，柴草燃烧时产生的大量烟气起到了连接人界与天界的桥梁作用，祭祀者通过烟气祈求天神保佑人间风调雨顺，和泰安康。甲骨卜辞中也有类似记载如“癸巳贞，其燎十山，雨”“壬午卜，于河求雨，燎”[37]。然而，榄园岭遗址的燃物与燎祭存在很大差异。燎祭活动一般是由君王主持，祭祀者在平地堆烧大量薪柴(一般是栎树或松树)以祭天[38]，而榄园岭遗址的燃物行为却是为了祭祀祖先。祭祀所用的植物性祭品在各墓葬中并无统一规律，可见先民并未专选某种植物作祭品使用，且祭祀时是在祭祀坑内燃烧植物，而非平地堆烧。同时，祭祀坑中特殊的碎物祭祀现象目前仅在南方越人遗址中集中出现，在其他文化遗址中发现很少，是越人共有的文化习俗[39]。

值得注意的是，碎物与燃物这两种祭祀方式同时在一个遗址中出现的现象除了越文化的广州榄园岭遗址和增城浮扶岭遗址外，仅在湖南望城县高沙脊商周遗址墓地中发现——在遗址墓葬中的碎物祭品之上覆盖有草木灰；而高沙脊商周遗址属于接受商周文化影响的原江汉平原的苗蛮部落，毁物和燃物的祭祀习俗是当地特有的文化现象[40]。而我国古越人自古有“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之说，今天的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古时均有越人繁衍生息，因此苗蛮部落生活的湖南等地也居住着大量越人[41]。相比于越文化区发现的几处祭祀遗迹，湖南高沙脊遗址发现的墓祭遗迹时代更早且墓上无专门的祭祀坑，因此越人墓葬中这种以墓上祭祀坑承载碎物和燃物活动的祭祀现象，很可能是与苗蛮部落生活地域重合的古越人，在苗蛮文化的影响下，新创造出的一种祭祖方式。而自新石器时代起百越民族就表现出极大的文化共性，在他们生活的整个地域内，民族间的相互影响非常强烈，生活在湖南等地的古越人很可能将这种特殊的祭祀行为传播至广东[42]。

至于选择何种植物作为祭品，不同人群受其生活的环境影响，如榄园岭遗址T2413M18和T2414M44祭祀坑中使用了棕榈科植物，它是热带、亚热带地区常见的植物类群[43]。这类植物在古代也曾被广泛利用，棕榈纤维可以缝制皮毛，树干、树叶、棕皮是很好的建筑材料，棕榈的皮和果实也是止血通便的奇药[44]。植硅体分析表明汉唐时期，棕榈科植物在岭南地区人群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5]。将这种具有多种功能的植物用于祭祀活动中，体现了古人对逝者的关怀，也反映了古人的祭祀所用的物品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祭祀礼仪中使用的原料是就地取材。

根据民族学的研究，云南哈尼族的祭祀活动也利用了棕榈，其被族人赋予了希冀祖先保佑村寨繁荣兴盛的意象[46]。哈尼族原属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古羌族，古羌族生活的整个区域内气候寒冷，不适合棕榈科植物的生长。公元前三世纪古羌族的一部分迁徙至云贵高原，成为“西南夷”的一部分。此间南越国在经济和文化上与西南夷各民族频繁互动，影响范围已远至云南桐师[47，48]。因此，迁徙而来的哈尼族在祭祀方式上很可能受到越文化的影响。

5 结 论

本研究对祭祀坑与填土中提取出的炭屑和植硅体进行统计和分析，表明榄园岭遗址先民存在将植物作为祭品，并通过燃烧的方式献给祖先的行为。先民用于祭祀的植物种类较杂，主要包含扇型、棒型、方型或刺球型植硅体，这几种植硅体在祭祀坑中的分布并无统一规律。结合祭祀坑中同时发现的特殊碎物祭祀现象，推测古越人这种特殊的在祭祀坑中打碎陶器祭品，并燃烧植物祭品的祭祀方式很可能受到了苗蛮文化的影响。而榄园岭遗址先民用棕榈祭祀的行为，体现了先民挑选祭品时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特色。使用棕榈祭祀的现象在哈尼族中也有出现，鉴于哈尼族原本生活的青藏高原并不适合棕榈科植物的生长，推测哈尼族棕榈祭祀的行为可能是受到了生活在此区域的越文化的影响。

本研究也证明先秦时期平民祭祀遗迹中除谷物外的其他植物性祭品的存在，为研究岭南地区先民的丧葬文化和古人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表明炭屑和植硅体的分析方法在研究考古遗址中平民祭祀遗迹上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将为研究历史文献匮乏、考古遗址整体保存状况不佳的岭南地区提供新的线索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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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谢 燕)

Charcoal and phytolith analysis of sacrificial relics at the Lanyuanling Site，Guangzhou

SUN Qing- li1，2， XIA Xiu- min1，2， WANG Hui3， LYU Liang- bo3， WU Yan1， YANG Yi- min1，2

(1.KeyLaboratoryofVertebrateEvolutionandHumanOrigin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InstituteofVertebratePaleontologyandPaleoanthrop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4,China; 2.DepartmentofArchaeologyandAnthropology，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3.GuangzhouInstituteofAntiquityandArchaeology,Guangzhou510030，China)

Sacrific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ies in the daily life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Due to the limited materials found, there is little analysis of civilian sacrificial culture in spite of a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on sacrificial practices of the elite.Sacrificial pits with many broken pottery shards, common in the region of Yue culture,were found in the tombs at Lanyuanlingsite,Guangzhou. The site is dated back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B.C.～476B.C.). In this paper, charcoal and phytoliths in the soil fill of several tombs and related sacrificial pits were extracted and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ancient people had consciously burnt, as offerings, several kinds of plant that yielded fan- shaped,elongate, rectangular or spherical crenate phytoliths.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findings at other archaeological sites, suggests that the special sacrificial customs of ancestors at the Lanyuanling site might have absorbed cultural practices of Miao tribes,but they may have been adapted to suit local conditions, and material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profound information for exploring the religious rituals of ancient people. Furthermore, charcoal and phytolith analysis offers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to confirm sacrificial relics containing burnt plant sacrifices.

Sacrifice; Lanyuanling site; Charcoal; Phytolith; Arecaceae

2016- 07- 24；

2017- 02- 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41472145)，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资助(XDA05130303)，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基金资助(2013281)

孙青丽(1991—)，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残留物分析，E- mail： sunqingli14@mails.ucas.ac.cn

杨益民，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E- mail： yiminyang@ucas.ac.cn

1005- 1538(2017)04- 0053- 09

K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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