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坊洪+涂雅玲

摘 要：乡村文化凝聚了中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承载了乡村社会深厚的历史记忆。论文以江西省九江市为例，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九江乡村文化的现状和面临的隐忧，提出了构建政府、社会和乡村居民三维协同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模式，注重城镇化特色保护与塑造，推动乡村文化创新发展等思考。

关键词：城镇化；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

乡村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植根于民间土壤，蕴藏了丰富的乡村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展现出中华民族独特智慧和灿烂文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冲击着乡村社会的生态结构，动摇了乡村文化的根基。研究我国优秀的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于弘杨好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进有文化记忆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九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江西省九江市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

江西省九江市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毗连皖、鄂、湘三省，古称柴桑、江州或者浔阳，据史记载，秦灭楚后划全国36郡，就设有九江郡，至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优越的理优势和人文底蕴造就了九江独具特色的优秀乡村文化资源。名人文化、山水文化、宗教文化、家风文化、书院文化、建筑文化等展示出九江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年来，九江各级政府坚持保护管理为主，传承开发为重，按个案先行的原则，有序的开发利用资源。

（一）保护名村名镇，推动保护规划的实施。传统村落是先辈创造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是不可再生的乡村文化精品，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九江市抓住国家“中国传统村落”评选的机遇，加强宣传教育，认真组织申报，明确责任分工，推动名村名镇保护规划编制实施。截止到2016年，全市已有6个村成功申报“中国传统村落”。（表1）

（二）建立名录体系，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截止到2016年，全市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1个（表2）、省级非遗项目52个、市级非遗项目97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4人（刘诗英-瑞昌剪纸、宋增礼-瑞昌竹编、喻芳泽-湖口草龙、孟凡林-武宁打鼓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43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18人，逐步建立起结构较为完整的国家、省、市和县四级非遗四级传承人保护体系。九江市清真梁义隆食品有限公司确定为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宁红有限责任公司等13个单位为市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三）加强文化遗产宣传，展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促进九江文化遗产的传播，九江市文化部门经常开展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以此促进传统文化与广大群众的情感交融，夯实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群众基础。同时，与高校合作举办业务骨干培训班，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不少县区与高校共建传统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如湖口县与九江学院签订保护传承青阳腔戏曲文化合作协议，星子县与九江学院签订保护西河戏的合作协议。为顺应非遗数字化管理的趋势，从2011年起，九江市及各县（市）区都建立了非遗数据库，对非遗工作进行详细的记錄、存档和充实完善，湖口县的国家级项目青阳腔还摄制了1200分钟音影文件。通过多途径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四）打造乡村文化品牌，探索文化产业化发展之路。近年来，九江市立足文化特色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一是出台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文件，制定文化市场准入和投融资优惠政策，设立市级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和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二是大力发展以湖口草龙、瑞昌竹编等加工类，书法、剪纸艺术作品类和修水的花灯戏、湖口的青阳腔、武宁的打鼓歌等演艺类的特色文化产业。三是因地制宜开发乡土文化资源，打造乡村文化品牌。如九江县借助“四大贤母”中的陶母和岳母葬于此地这一事实，建起了一座中华贤母文化主题公园，打造中华贤母文化品牌。四是在城镇化建设中融入文化元素，建设了一批具有赣北乡村风土韵味特色村庄，为乡村文化在现代社会建设中获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延伸秀美乡村旅游资源，增加农民收入，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

二、江西省九江市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的隐忧

九江市共有11个县（市）区共195个乡镇，笔者先后深入到修水、都昌和湖口三个县，重点调研各县在古村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有关情况。我们感受到，近年来各县在乡村文化保护和传承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但仍面临着一些隐忧。

（一）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长效机制。乡村文化的保护工作是一个长久持续的过程，需要政府有明确的文化保护政策与稳定的政策执行机制。[1]但从调研的情况看，各县乡村文化保护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较为完善的长效保护机制还未建立。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管理过程中。条快分割的问题比较突出，乡村文化保护工作由于分工的不同，文化、规划、城建、商业、财政等等许多部门在工作中难以协调一致，形成不了工作的合力。二是在重要性的认识上。基层政府需要统筹当地的经济、政治、民生和文化等多重工作，文化工作与其它方面相比，他们认为是最不重要的，文化保护往往被后置。大多数乡（镇）没有配备专门人员，当然更谈不上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资金的支持。调研中，有27%的被访者认为乡镇领导对乡村文化保护比较重视，53%的被访者认为不重视。不少受访者认为现在有相当部分政府官员在追求政绩的主导思想下，大量拆除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古建筑，丝毫没有文化保护的意识，以至于很多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二）民众价值观念离散，缺乏对乡村文化情感认同。乡村是农耕文明载体，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承载乡村文化的传统村落减少，另一方面冲击着乡村社会原有的生态结构。这种冲击压缩了乡村文化公共空间，导致民众个体价值观的失衡。在我们对三个县的问卷调研中，感觉强烈的是民众缺乏对乡村文化发展情愿认同，有71%的受访者认为，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日渐消失，29%的受访者认为城镇化的过程使利益成了人们最大乞求。对于“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对本村的影响”，虽然有30%的村民认为“环境优美，居住条件改善，邻里乡亲关系融洽，人们生活和谐”。但大多数村民认为，城镇化带来了“乱拆乱建现象严重，村民新建筑与村庄整体风貌格格不入”、“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租赁入住，造成社会风气变差，治安不好的现象”、“百姓生活水平较差，邻里乡亲关系变得淡漠”等等。endprint

“中国传统村落”都昌县鹤问村所属的苏山镇领导也认为，当前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村民的思想不统一，乡村发展和村民观念冲突明显；很多村民对于乡村发展处于观望状态，更多的会看重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因此，对于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需要增强村民对乡村文化情感认同，提高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乡村文化主体流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以常识、技艺、传说、故事和歌诀等面貌出现。一方面，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年龄都比较大，若不及整理和传递，就有可能伴随着他们的离去而失去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另一方面，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村人口批量流动稀释了非遗的传承与传播概率，乡民尽其所愿追逐城市文明的意识也阻断了自身对于非遗的认同忠诚，归根结底造成的是民间信仰的淡化、文化自信的离散、集体记忆的消失以及群体认同的瓦解。[2]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口青阳腔传承人殷武焕今年已经86岁，湖口草龙传承人喻芳泽今年已经74岁，他们年龄都普遍偏大，急需要年轻人将他们的技艺传承下来。同时，现在乡村的许多年轻人特别是一些掌握知识和有一定能力的乡村精英为了家庭生计而不愿意学习。修水中国贡砚技艺传承人王令先生说，他自己是经过17年的潜心学习才获得经济收益。如果国家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利于非遗传承的政策措施，作为乡村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逐渐衰落甚至消失。

（四）乡村文化“活化保护”意识不强，难以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共生演进。文化本身是由人来承载的，农村乡土文化本身是活的，它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被凝固下来。许多农村文化遗产除了具有价值突出、原真性和不可再生性等文化遗产的一般特点外，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活着的”遗产类型。[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同样，乡村文化保护的目的一方面在于重塑乡土记忆，另一方面也要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实现乡村文化功能的现代化转型，这是当前乡村文化保护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九江许多县还是缺少资金的支持。“政策支持的力度不大？，资金投入不足”和“缺乏专业的管理队伍”是他们反映最多问题。如“中国传统村落”修水箔竹村的领导认为，对于箔竹村这样一个交通不便村落，政府投入的资金只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屋维修和河道清淤。若要发展当地的文化旅游产业，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注入。同样，非遗传承人也期望政府资金扶持，比如建一个非遗讲习所或博物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实现文化遗产从抢救性保护向生产性保护转型。

三、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认为在城镇化背下九江市对于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清楚的认识到，我国乡村文化根在广大乡村，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现代化与乡村文化的内卷化的博弈格局将是长期的存在的。纪丽萍认为：我国乡村经济发展既是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也是鄉村非物质文化建设的基础，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驱力。[4]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的传承，创新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新模式。一是构建政府、社会和乡村居民三维协同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模式。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健全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发展规划、金融服务、保障机制、考核评价等机制。加大政策供给，完善乡村文化金融服务投融资平台建设，引导社会资本与文化建设的有效对接。赋予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责任，增强他们的保护意识，二是要注重城镇化特色保护与塑造，推动乡村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传承是周而复始的连续过程，坚持“原真性”与“现代性”的统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历史文化等比较优势，培育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实现乡村文化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英魁，徐彩勤.当代中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与治理对策—基于山东省莒县柏庄古村的考察[J].长白学刊，2015，（05）：117-126.

[2]谢中元.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新探[J].理论导刊，2015，（01）：75-79.

[3]佟玉权.农村文化遗产的整体属性及其保护策略[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03）：73-76.

[4]纪丽萍.变迁视阈中的现代性与中国乡村文化[J].理论月刊，2013，（05）：176-179.

[基金来源：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6年）规划课题（课题编号：16DQ1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