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确立了“一面积极抵抗，一面预备交涉”的对日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一方面将政府移驻洛阳办公，以免受日本暴力的威胁；另一方面和过去相比，也作了比较积极的军事部署，如召开对日作战会议，商讨对日作战计划，将驻在京沪、京杭线上的第87师、第88师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率领，前往上海增援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参与对日作战等。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担心战争持续和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战争一开始，即企图通过英、美等国的调停和国际社会的斡旋，与日本方面早日达成和解协议，结束上海战事。

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与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因其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东北和成立伪满洲国的目的已达，也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有关停战和撤军为主要内容的谈判。双方经过多次谈判，于同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以对日的妥协让步，换来了暂时的和平，也迫使侵略上海的日本军队自5月6日起开始撤退，恢复到战前的状况。

行都徒具其表

当初，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既迫不得已，又事起仓促，被当时媒体形容为：“一会之后，立时迁洛，既成行矣，始发布告。”然而，等到大批政府要员迁都洛阳后，才知道这座古都早已今非昔比，远非想象中那样繁华，与行都的要求相差更远。用冯玉祥的话说，就是“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

可想而知，当《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日军开始撤退，首都南京所面临的战争威胁得以解除，虽然此时国民政府尚未决定还都南京，但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的有关要员，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陆续向南京迁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