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华

《私立武汉中学简记》，是1963年78岁、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回忆录。但着重忆及的是他从辛亥革命前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实践经历与心路历程，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段历史的宝贵资料和思考那段历史的重要启示。

董必武生平简介及

《私立武汉中学简记》写作背景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内城南街（今南正街）一户清贫的乡塾先生家庭。1905年至1910年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1908年改称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堂）求学期间，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开始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1911年10月参加辛亥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征程。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均遭失败后，董必武等革命党人不能在湖北立足。1914年1月，得朋友资助他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攻读法律。同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同月，经居正（时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部长、《民国》杂志经理）介绍，他谒见孙中山并毅然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1917年3月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结业，4月回国。后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激励下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从1920年創办私立武汉中学起，逐步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此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是新中国开国元勋和新中国法制的奠基者；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学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董必武是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以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他毫不畏惧，迅速转入秘密活动。1928年他受党的派遣到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起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1945年4月，他代表中共和解放区军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向旅美侨胞和国际人士介绍中共的纲领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成绩，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他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后前往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和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1948年8月，他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并当选为主席。随后，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进行立法方面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著有《董必武选集》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 《董必武法学文集》 《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 《董必武诗选》等。

《私立武汉中学简记》的主要内容

《私立武汉中学简记》，全文5100余字。主要内容包括4方面。

（一）私立武汉中学创办的背景

1920年3月，在武昌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一所新式中学正式开学，它就是私立武汉中学。该校后来成为湖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摇篮。对该校筹备创办的背景，董必武着重回忆了以下情况：一是从国际上看，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如他所写：“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拟在巴黎开会商定对德和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二是从国内看，军阀“混战了几年之后，没有结束，南北两方在上海议和”。1919年春他“自鄂西革命军队中去上海找孙中山先生。”三是从他在上海遇到的故友和新友看，一种新的现象已出现。即“湖北省善后协会也组织起来了，公推我和张国恩主持会务，我俩因得每日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分子接触”；“李汉俊新自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住址与湖北善后协会很近，故常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员詹大悲、查光佛等来协会闲谈”；“李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文书籍，我借读后，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四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与他同乡及好友等。他们已认识到，“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商谈中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但办报的计划后来成为“画饼”，因此办学校的提议引起一些人的共鸣。

（二）私立武汉中学创办的经过

“私立武汉中学设在武昌，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这是董必武在回忆录的开篇就写到的。具体筹划在五四运动后他8月回到武汉后所做。这一筹划工作细致而周到。当时，办私立中学有5个先决问题：校址、校舍问题；开办费和基金问题；董事会的董事长问题；教员职员问题。前四个问题解决后，还有一个立案问题。对此董必武等一一予以妥善解决。其中，校址选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的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校舍“有教室三间，办公室一大间，风雨操场一个，还有大小几个院子，有可供学生食宿用的两排房间”。开办费和基金由创办人中募集。学校创办人为学校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公推竹溪人湖北省议会议员郭肇明担任，“郭曾任两湖师范学校校长，是……湖北著名的教育家，国民党员。借郭之声望，学校立案就少受阻力。郭忙，不能出席董事会，又公推其乡人崔琴甫为董事，所以董事因添了郭、崔，就由九人成为十一人。” 董事会决定学校名为私立武汉中学校，公推刘觉民任校长。“刘当时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授，老老实实地教课，政治色彩不浓，不招人忌。”此外，“职教员的配备是很整齐的”。校董事会遵照部定私立中学校章程呈请立案，“教育厅批准了私立武汉中学的立案”。其间作为创办人之一他要承担一部分开办费用，但当时没钱就将身上的皮袍脱下付当铺质当，凑足开办费。

1919年冬至1920年1月，经系列努力创办工作办妥。3月，私立武汉中学招考了两班学生，开始照章教课。

（三）私立武汉中学的办学特点

这是该回忆录的核心内容。对此，董必武列举了十点。其中“第一至第七在开学时就表现出来；第八至第十，则是在开学后逐渐表现出来的”。它们分别主要是：第一，学生报考费和学费都比当时武昌私立中学低； 第二，职教员是低薪或不支薪。第三，职教员的学问资历都够格，虽低薪或不支薪，自愿尽义务干事或教课，都特别认真。第四，招生考试准许用白话文；国文课，白话文、文言文兼用（当时审定的中学国文课本只有文言文）。在湖北省，中学国文课采用白话文，自武汉中学开始。第五，男女同班，这也是自武汉中学开始，未经过备案手续。第六，学生组织学生会，对学校兴革事宜，可以向董事会提意见。各班设班主任指导班会。第七，帮助学生课外阅读报纸书刊，促进学生注意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包括俄国革命问题。第八，迎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这在用白话文教国文时更为方便。第九，学生没有对学校闹过风潮，这是本世纪20年代中国学校中很少有的现象。学校也没有开除过学生。第十，学生思想进步，课业也学得较好。概括上述十特点后他讲了如下情况：一是1920年秋，湖北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由他和陈潭秋等组织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传播，在武汉中学内很少受到阻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叫SY）在湖北也是由武汉中学学生开始发展组织。”二是武汉中学第一批学生毕业后，1924年考入收生很严格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即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的就有4名。这证明学生课业是很优异的。三是他任校董并教国文课，陈潭秋任英文教员并兼做班主任，二人深得学生的敬重，“在学生中的影响最显著”。

（四）私立武汉中学的其他若干情况

第一，私立武汉中学创办时，虽有怀抱革命思想的人参加，但其创办人并不都是为革命而办校；学生的思想动态就更复杂些。第二，他和陈潭秋也只在参加中共后才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学生中陆续组织起党和团的支部，领导学生接近工农群众。第三，私立武汉中学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大多数同情国民党和加入国民党，学生加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者亦不少。所以在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们参加革命工作很活跃。而“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武汉中学师生起了分化，多数跟着国民党跑，也有一些跟蒋介石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继续革命，这些革命同志绝大多数在土地革命中牺牲了”，其中包括曾任学校英文教员的陈荫林（陈潭秋弟弟）和曾任学校职员的张培鑫。第四，1928年国民党桂系军阀攻夺武汉，霸占湖北后，把私立武汉中学封闭了。

《私立武汉中学简记》的历史评价

《私立武汉中学简记》是篇通俗易懂的回忆录。但它涉及的历史是深远的，蕴涵的思想是丰厚的。

第一，它涉及的历史是深远的。对此，仅对该文所提及的部分内容做3点说明。

关于董必武来上海申诉蔡济民案的情况。1919年春董必武到上海后，的确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于3月29日见到了孙中山，并详细报告了蔡案的原委，请孙中山主持正义，查究此案，为蔡济民昭雪。他还会见了章太炎等各方人士，报告了蔡济民被害慘况。不过，孙中山虽对被害者深表同情，但因已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难以相助；其他各方或无实力相帮，或各人自保，不肯出力。这使申诉难得结果。面对这样的结局，作为一个赤诚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护者和实践者的董必武，感慨万千，陷入苦苦的思索中。

关于董必武在结识李汉俊前后的思想变化。他并不是在结识李汉俊后才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但结识李汉俊前对十月革命未真正认识。从他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后的经历看，1915年6月，他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其间曾两次被捕，计在黄安坐牢近10个月，先后由陈逵九等具保和因袁世凯病死始获释。1917年4月他再次返国后，先在武汉后到成都和鄂西利川等地投入孙中山发起的第一次护法斗争。其间，虽然1918年春他在成都就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但他对这一革命并不真正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明确的认识。直至1919年2月其政治信仰没明显变化，但辛亥革命后的坎坷经历却不得不使他认真反思走过的路。也是在这种心境下，在他主持湖北善后公（协）会期间，结识李汉俊并在李帮助下开始真正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也因此他后来尊称比他年轻4岁的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关于董必武与陈潭秋的结识与友谊。他结识陈潭秋并与陈建立深厚友谊，始自五四运动中。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带领湖北善后公会组织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5月8日，该会致电湖北省议会、教育会、武汉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呼吁“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湖北善后公会并告知上海各界将“开国民大会，誓死力争”。5月中旬，湖北善后公会致电湖北各团体，揭露北洋军阀政府“袒庇卖国贼党”。在全国革命形势和湖北善后公会等爱国组织的影响鼓舞下，武汉爱国运动迅猛发展。5月下旬，武汉各爱国团体为扩大影响和相互学习、支援，纷纷组织赴京、沪、宁学习参观团。这使董必武得以在上海多次会见湖北赴沪代表，由此结识了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陈潭秋。从此，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后来两人都成为湖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并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进一步开阔了董必武的眼界，给他以新的推动。董必武曾谈到：五四运动前，他感到“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但是，“至于怎样改，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漠然”。五四运动的发生，为董必武等逐步消释这种“漠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第二，它所蕴涵的思想是丰厚的。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董必武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人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后，中国一批先进分子逐步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的必然。董必武是从辛亥革命开始踏上救国救民征程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是一个赤诚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但又是从辛亥革命后的坎坷经历中，发现了此路不通。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俄国革命成功的启示，在艰难的摸索中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的真理”，逐步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道路。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党外共产主义者以及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的共同经验。这一宝贵经验，使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了董必武所说的：“辛亥革命的战士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这个希望，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而终于实现了；辛亥革命的战士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现在我们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希望也一定能够实现。”

董必武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伊始，即注重把向苏俄学习的着眼点放在学习“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上，决定改变以往“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而努力探索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虽然，我们不能说，有了这一认识就等于解决了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学习和运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但这毕竟是一个正确认识开端的体现。董必武的这一思想贡献，是我们不应忽视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探索国家出路，需要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与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紧密、和谐地相统一。从《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我们可知，为培养革命人才，董必武等克服诸多困难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学生中陆续组织起党和团的支部，领导学生接近工农群众”，“同时在武汉各学校、各工厂找到一些联系，也建立起一些组织”。不仅如此，董必武、陈潭秋等还“领导学生办平民夜校、办识字班，于寒暑假期中回家时去做农村调查工作，接近农民，帮助农民识字、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有的后来发展为农民协会”。董必武、陈潭秋等在这一方面的模范行动，从一个方面诠释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总之，我们应该珍惜这篇回忆录的历史价值，珍惜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