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17日，据新华社消息，系列采访实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组采访由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学习时报》记者采写，共有19篇访谈稿，采访了29人，既有同他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又有同他朝夕相处的当地村民，还有当年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

8月18日，《学习时报》用四个版面摘编了其中大量内容。

“好后生”

在那之前，1969年1月13日，北京八一学校的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其他学校的年轻学生同乘一趟专列奔赴陕北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历程。

办理插队手续时，八一学校的雷平生遇到了同学习近平，当时的习不满16岁，还不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但却执意要走。“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2004年，习近平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据雷平生回忆，习近平办理完插队手续后，出门对他提议，“到了陕西延川，咱们在一个生产队好不好？”就这样一句口头约定，二人便有了在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一起插队，并同住一个窑洞的经历。

初到梁家河时，习近平岁数小，曾称当时“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也曾讲到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对此，和习同住一个窑洞的王燕生认为，习近平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

雷平生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一个故事，他认为习近平多次谈到的“陕北的人民收留了他，爱护他也保护了他”，是有事实根据的——

那是刚到农村的头一个月，雷平生和习近平到文安驿公社另一个大队去玩，那个队也有八一学校的同学。谁知刚到那里不久，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文安驿公社全体知青和基干民兵到公社开会。

由于通知规定的时间很急，习近平和雷平生就与那个大队的知青与基干民兵一起步行向公社出发，队伍由那个大队党支部的宋书记扛着红旗前行。走了一段，快到公社会场时，看到梁家河的队伍从沟里出来迎面走来，于是习近平他们就离开原来的队伍越过干涸的河床与梁家河队伍会合。

“没想到，到了公社会场便有‘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的喧嚣。”雷平生说，习近平由于家庭原因“目标大”，早已被一些人注意上了。

这件事情不大，但传播得很快很广。其他村的农民纷纷向梁家河群众了解情况，就连公社干部也询问习近平到底怎么样。不过梁家河的乡亲们异口同声说习近平是“好后生”，才使得一场风波消散于无形，没有造成后果。

当时，习近平的父亲習仲勋已受到多年迫害，仍命运未卜；母亲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他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习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

王燕平忆起九大召开的时候，他们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的习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他情绪的失落。

“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别人是从零开始，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雷平生说。

“能咬出个小牛犊来”

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这些知青们一开始并不适应。

刚到生产队时，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

“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王燕生说，他也是北京知青，从人大附中来到这里。但是，不会干也要跟着干，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挑粪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筐子里洒出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王燕生回忆道。

习近平当时是梁家河大队最小的一个，那些农活对他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他从村里往地里挑粪，扁担把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据当时生产队队长张青远的夫人刘金莲回忆，习近平只好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他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当时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返乡知青王宪平说，本地知青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

所以那时，根据实际情况，村里组织不擅长耕种的知青们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

据王宪平回忆，习近平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返乡的知青们和当地农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要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也基本谈不上劳动保护措施，没有手套，习近平就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工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

“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王宪平说。

两年左右，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习近平却因为家庭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知青刚去的时候一天只给6.5个公分，如果早晨不出工，就只能挣5.2分，差不多值5.7分钱。“我那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的。”1995年，习近平曾在接受央视采访中回忆。

活干得不少，但饮食里没什么油水，当时他们都是十六七岁，长身体的时候，和习近平住在一个窑洞的戴明说，他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第一年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他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戴明回忆道，他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待等到正月十五过完，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原来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戴明说，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知青。

习近平还曾讲过在另一个春节“吃生肉”的故事。

那是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决定，对当时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习近平和雷平生两个人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1974年的春节，他们决定过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

当时的猪肉质量不错，“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雷平生说。几个知青连夜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习近平说了个笑话，他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主人公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

这时，有人提出，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

紧接着，习近平和雷平生两个人便真的用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小心地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

“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雷平生回忆，生肉吃完了，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威信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

当知青的那几年，王宪平说，习近平的脸上、鼻子上总是黑的。

那是因为每天晚上，习近平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在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他就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把他的脸和鼻子熏黑。

习近平的好读书在雷平生眼里，已经到了夜以继日的程度，他回忆道，有一次白天聊起天来，习近平曾说“昨晚看书至深夜，四周寂静，颇有些‘世人皆睡我独醒的味道”。

梁家河村民武晖经常去找习近平借书看。“最先看的是《十万个为什么》，对这本书我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武晖说，他还从习近平那里借过物理、化学课本，还有古典文学和历史名著——《三国志》是文言文，习近平会很耐心地教给他，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而这些书都是习近平从北京带来的。

据说，习近平也读了不少古典诗词，“他喜欢曹孟德作品的悲壮苍凉，喜欢建安乐府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气势雄浑的风格。对于词作，他更喜欢读辛弃疾。”雷平生说，有时习近平读古典诗词读得兴奋了，就跑到院子里大声朗诵，有时在山上劳动的时候也会朗诵，“李白那首《将进酒》我就听他背诵了多遍。”

近几年，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国家时，都曾提到过他所读过的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雷平生说习近平列举的都是他认真读过的，“我印象中，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他都很喜欢读。”

同样在延川县插队的黑荫贵曾与习近平一起赴四川学习办沼气，他称习近平在赴川考察有一个特点，“凡是门上的对联，不管是峨眉山寺庙里的，还是青城山的，几乎都很认真地抄写下来，然后细细品味。”

在他眼里习近平不仅见了好对联就抄下来，遇到新鲜事也爱刨根问底。

当时黑荫贵与习近平在峨眉山上住了三夜，他们见到有大学生毕业来当尼姑，“近平和她们聊，你们为什么不上学而来当尼姑？原来有的是厌世了，有的是家里逼婚，还有的是想通过这个考一个宗教学院，也是一个出路。”而在寺庙借住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些僧人，“近平也和他们聊，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寺庙怎么解决生活问题？你们每天想的是什么，等等。”

那时的习近平已经在1974年当选为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他带领村民创建沼气池解决当地缺煤缺柴问题，开代销店方便社员生活，打深水井方便市民，后来又筹办铁业社、缝纫社、磨坊等等。

“他当时带领社员做的很多事情，到4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挥作用。”武晖说，“农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际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

习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

习近平当时称，“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他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考察的时间“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习近平的继任村党支部书记石春阳说。

1975年9月16日，县上派下来两个念大学的名额，延川县招生领导小组决定，推荐习近平到清华大学读书。

离开的那一天，他还没有起床，村上的男女老少就已经到了他的窑洞门口，想送他一程。梁家河村民梁玉明说，当时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也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當时就下泪（陕北方言，流泪）了。”

而后，十多个人把习近平一步步地送到县城，又住了一晚，“第二天，大家说留个纪念吧，就你三毛我五毛地凑了五块五毛钱。”梁玉明说，十几个人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照片中习近平坐在正中，自此，他的知青年代画上了句号。

资料来源：《学习时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