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锋

摘 要：李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宣称要“颠倒万世之是非”的叛逆者，试图打破“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传统。万历三十年，囚禁在北京监狱的李贽割喉自杀，屈原之后一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中，没有发生过诗人或哲人自杀的事，李贽的自杀打破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沉寂，以淋漓的鲜血写就了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一页。

关键词：思想禁锢 东林党人 封建统治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 （ 2017 ） 08-0-01

李贽，号卓吾、温陵、龙湖，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他的学说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致于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的一大关键。可以说，李贽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

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讦李贽。最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他的著作。李贽入狱后，他坦然说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后来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三月十五日，李贽留下一偈：“壮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以剃发为名，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而死，享年76岁。李贽的悲剧，不但是在明史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著名的政治事件。

李贽是学术界公认的晚明启蒙思想家。李贽之死，无疑是统治者消灭异端思想的又一典例。但李贽也自杀“成仁”的，万历并无杀他的夺命朱批，大金吾的司法建议也只是“大略止回籍耳”，李贽完全可以回籍终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李贽自杀？纵观李贽的人生经历及学术思想，可概述为以下三点。

一、对道学虚伪的揭露惹怒东林党人

李贽是万历皇帝亲自下令把他逮捕究治的，但细一考究，向万历皇帝告发李贽的，是被我们称之为“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的东林党人。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乙卯，著名的东林党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专门弹劾李贽的奏疏。奏疏原文如下：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归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在这份奏疏中，张问达使用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谣言和污蔑不实之词，甚至制造“桃色新闻”，必欲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在李贽被捕后，东林党人冯琦落井下石，建议万历皇帝将李贽治罪并发动清算李贽思想运动。同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令天下“学术涂炭”。此外，万历三十年对李贽的迫害，其实只是万历二十八年的那场迫害的继续。万历二十八年李贽在湖广被驱逐，他居住的芝佛院和他预备身后埋骨之塔被人放火烧毁，追随他的一批出家人也被逮捕法办。迫害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赫赫有名、被东林党人引为同道的冯应京。为什么代表社会进步思想的李贽，偏偏是被同样具有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告发而身陷囹圄？李贽的思想为什么会遭到东林党人的误解和谩骂呢？

有学者认为，是因为“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的东林党人把晚明“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社会风气归罪于李贽的学说。沈瓒《近事丛残》说：李贽的学说“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防溃，而释氏绳检亦多所屑弃”。毫无疑问，儒教是东林党人安身立命的招牌和门面，李贽的学说敢于翻其是非，揭其真相，发其隐私，触其痛处，自然要遭到报复。李贽有一句话，不见于他的著作，却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在其日记《小心斋札记》中私下摘录保存下来：“李贽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卓吾平日议论，往往能杀人，此语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废之。”以道学名义整人的人，自然深知假道学的利害，所以历来有千千万万的人委琐取容，丧尽良知。而心口不贰、正道直行的李贽，只有义无反顾地走上荣死诏狱的道路，死在假圣教以济私的道学家之手。

二、李贽思想的影响力冲击官方意识形态，为封建统治者所无法容忍

儒学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核心思想，李贽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提倡社会功利主义。管东溟说：“好事者……以天台师与李卓吾之对立，引以为话柄，传唤四方。”李贽与耿定向在是否“以学孔子为正脉”、要不要维护儒家伦理问题上的争论，在当时传播媒介还很落后的中国，却迅速地扩散了开来，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在朝廷中，一部分官员支持耿定向，另一部分官员则为李贽辩护，两部分人之间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周思敬侍郎作为李贽的朋友，同时也是耿定向的朋友，便在其中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调停于两派之间，以求息事宁人。但这种调停并不能解决两派思想路线的分歧。同时，面对先后两次的迫害，保护过李贽的那些人有总督（如漕运总督刘东星）、巡抚（如大同巡抚梅国桢）、御史（如马经纶）、侍郎（吏部右侍郎周思敬）、新科状元（如焦于，万历十七年殿试第一）；“己亥庚子间”（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间），朝廷中崇拜李贽而时常在一起聚会的官员有“楚中太史（袁宗道），同弟中郎（袁宏道），与浣上吴本如，蜀黄慎轩，……浙中陶石蒉（陶望龄）”等人。他们“旬月必有会”，以至“高明士夫，翕然從之”。由此可见，李贽的思想不仅在与他同辈的高级官员中，而且更在相当多的一批年轻官员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共鸣。endprint

李贽的学说在民间的影响更大得惊人。沈瓒《近事丛残》说：（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朱国桢《涌幢小品》说：（李贽学说）“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

封建统治者的神经是脆弱的，他们既不能容忍民间有这种比官方意识形态更有影响力的思潮存在，更不能容忍这种新思潮渗入统治集团内部，动摇那定于一尊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基础。因此，收到东林党人张问达弹劾李贽的奏疏后，万历皇帝对李贽的“桃色新闻”并不介意，而李贽离经叛道的思想言论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万历皇帝决定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李贽逮捕治罪，立即派人奔赴北通州，从被削职为民的前御吏马经纶家中，将卧病在床的李贽带走，关进监狱。朝廷随即下令：“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三、“荣死诏狱”的自我选择

萬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李贽在吩咐侍者为他剃头后取刀自割咽喉，血流遍地，尚未断气。侍者问他“和尚痛否？”李贽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何自割”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三月十六日夜子时，李贽在狱中与世长辞。要了解李贽自杀之谜，应该体会他临终前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这句话的隐衷。当时按照圣旨他是要被押送到福建的，但李贽知道后宁愿身死。其实，李贽在数年前就为自己选定了“荣死诏狱”的最后归宿，称这是“天下第一等好死”：那时他在山西上党刘东星家中躲避当局的迫害，曾对前来问学的汪本钶透露了自己对“最后一著”的打算，遗言身后白布盖尸，土坑埋葬，并不无欣慰地说：“到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最后他以这种方式“成就此生”，向世人表白自己“不见知己之恨”。

所以，李贽是自愿牺牲，为坚持自己的思想而死，无所他求。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他的生要“手辟鸿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他的死同样是为了成就一种历史使命。李贽敢于在思想极端禁锢的时代起来反对封建礼教，这给晚明的思想界注入了一针极为猛烈的兴奋剂，这也使后人对他格外的推崇，尊他为现代进步思想的启蒙导师。他就像西方敢于宣判“上帝死了！”的尼采，在一个压抑的时代喊出了魔鬼般的声音。

马克思说：“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李贽这两者兼而有之，但更接近于后者。李贽是死于自己的思想，也是死于封建制度对他的迫害，更是死于自己在那个时代的孤独。李贽的死，彻底暴露丁僵化的封建意识形态与社会新思潮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明末思想史抹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尽管他叫喊的声音足够让人惊心动魄，也有很多的人期待听到他的声音，但并没有人真正了解李贽对于那个时代的意义，包括他自己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但李贽拥有的先知般的觉悟和敢于破坏旧事物的勇气，足以激励后世的思想家坚定地高昂起不屈的头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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