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王驾吾

著名文史学家王驾吾教授（1900-1982年）是我父母的世交，多年以前就想写点追忆他的文字，只是忙于教学、课题，搁了下来。记得有一次母亲对我说，王老师是南通人，对外公（李升伯）的为人处世相当了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公从国外回来，受南通张謇（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教育家）邀请，任大生纱厂总经理。外公到职前（1928年），大生纱厂实际上已经濒于倒闭，由于外公力挽狂澜，才使得大生纱厂绝处逢生，转而兴旺发达。那时大生纱厂是南通经济命脉的支柱，全市农工商学，各行各业，无不仰赖大生企业发展而发展。

母亲当过语文教师，爱好文学，尤其是对古典诗词有特殊兴趣，凡有了疑难问题，就牵着我的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只是个小学生）到王驾吾家请教。因此，自幼就熟悉王驾吾在道古桥旁杭大教职工宿舍的寓所。在他的书房里，书架、地板上，全堆着层层叠叠的书，许多是线装书，甚或还有古董，让人肃然起敬。

有一次，王驾吾对母亲说，令尊（李升伯）当年在苏北的所作所为，南通男女老少，尽人皆知，南通人是不会忘掉升伯的好处的。

在王驾吾家中，我们认识了刘子衡先生，也得到刘先生的不少指点，正是受他们的感染，才使我对文史学产生了兴趣。

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建德农村插队落户）。在建德，我当了三年农民后，调到村里小学当民办老师。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可是我没有参加考试，原因很简单，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以后，知青可以由贫下中农推荐进工厂或上调（读大学）。每次上面如有人来抽调知青时，虽说贫下中农一再推荐道:“小龚人老实，表现好。”

可是，总有人跑到公社告状：“这个人的家庭成份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怎么能上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刷下来，让我灰心丧气，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

王驾吾听说了，马上告诉母亲：“应当马上动员儿子参加考试！现在政策有了松动，我有个朋友，父亲也不怎么样，竟然考取大学。”

父母听了，立即给我写信，逼我参加78年高考（七八年高考仍允许“三届生”参加）。其实，我下乡前只是一个初中生，到初三就碰上文革，还是个“半串子”。母亲安慰我说，王驾吾告诉说，现在大学生的文化程度远不如你儿子，叫你尽管大胆参加考试！正因为驾吾师的一番劝说，才使得父母一再写信，让我参加78年的高考。

现在想起来，王驾吾平时谨言慎行，一门心思做学问，专业又是个冷门（先秦文学），成天泡在故纸堆中，研究的是先秦诸子，这些古文化内容较深奥，也较宽泛，不易被“上纲上线”，才能在历次运动中幸存下来。

文革前，王驾吾担任杭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粉碎“四人帮”后，大学图书馆开放，教育部有了新规定，馆长必须要有“教授”职称。王驾吾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杭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又有了文件，大学图书馆馆长必须参加校务会议。

那个时期，“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口号响彻云霄，图书馆长参加校务会议（教授居然可以参加校务会），其实，也是上级的一种不易让人察觉的微调，或者说是避免嫌疑的一个变通说法。

图书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部门（一个充满“封、资、修”的角落，革命群众弃之若敝履）文革时关闭，粉碎“四人帮”后的治理整顿中，才被“有限”开放。由此，像王驾吾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居然也有资格参加校务会了。

到了1977年，王驾吾又以杭大图书馆馆长与校务委员名义，被安排为浙江省政协常委。

那年（1978年），我在建德的杨春桥中学参加了高考，果真如此，获得了“体验资格”，我马上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父母。

坦率地说，我已有多次被“刷”下来的经验，清楚地意识到，这次命运也不会例外，只是“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完全没有信心。

妈妈看了我的信，又一次找到了王驾吾，他宽慰地说，只要有了“体验资格”就好（考分过了线），招生办他有个熟人，他去问一下。妈妈听了，感激得几乎要流泪了！

那年，我如愿进了大学。

1982年，王驾吾被安排为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二任馆长（首任为马一浮先生），可叹的是，正当恩师的人生旅途要迈上新的里程时，噩耗传来，驾吾师驾鹤仙去，留下了无限的悲伤与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