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晚上10点半，突然一阵铃声响起，在夜晚的静谧中显得格外急促、紧张，惊醒了处在朦朦胧胧睡前状态的我。爬起床来到书房接电话，是山东师大的老同学魏建兄打来的，他劈头就问，听说王富仁老师去世了，是真的吗？我脑袋嗡的一下，有点懵了，回答说我不知道。魏建说，网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我想找你求证一下消息。电话挂断后，我立马上微信看王门微聊，果然上面已经是蜡烛成群，泪流一片了。几分钟后，电话铃又一次惊乍地响起，这次是北师大的李怡师弟打来的，他告知了相关情况，语调低沉、沙哑，听得出内心的悲痛。确实，虽然富仁师患病已久，从去年9月以来数次北上住院治疗，对先生病情了解的弟子们可能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遽然听到这一消息，心仍然像被刀锥一般地痛。这天晚上，彻夜难眠，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在脑海中呈现。多少往事，多少情景，多少追悔莫及的遗憾，一齐涌上心头。

最早见到先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刚进入山东师范大学师从冯光廉先生读研究生。那个年代就像五四时代一样，是个文学的时代，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时代，学术界明星璀璨，偶像群集，像富仁师，还有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刘纳等等，都是我们这些在读研究生崇拜的偶像，他们才情横溢、思想激扬的文字，每每在同学中争相传阅。但对于我们这些山东师大的研究生而言，富仁师似乎显得更加亲近些。因为先生是山东人，早年曾在聊城工作过很长时间，那些来自聊城的同学讲起先生就像讲家人的故事一样有趣。冯光廉先生当时在中文系做主任，也给我们提到过先生研究生毕业时，山大和山师大都有引进他的计划，据说先生乡情深厚，当时也确实有着回山东的打算。所以，提到先生，我们不由得感到亲切和自豪，当先生真的要来山东师大作讲座了，同学们的那种激动和兴奋简直难以形容。那次讲座完全就是一场学术的嘉年华。先生说他不会讲别的，只会讲鲁迅，而一个鲁迅被先生讲得如此震撼人心，至少在我是从来没有过的听课体验。记得当时先生来济南后就患了感冒，带病连续作了好几场讲座，喉咙都嘶哑了。晚上回北京前，为了满足青年学子们的愿望，先生硬是嘶哑着喉咙，扎扎实实又讲了一下午。临走的时候，还像道具一样坐着，分别和学生合影留念。折腾完了，我们去送先生，感到他连说声再见都很困难了。那次见面，先生戴着一个呢子的鸭舌帽，身着一件磨得发亮的旧中山装，中山装的口袋上方端端正正地别着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印象很深刻的是，先生的衣着，和我下放在农村时见过的许多大队干部比较，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从先生炯炯发亮的眼神中，我得到了一种异样的、前所未有的强烈感觉。我觉得先生很特别，他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当他沉浸在自己的言说中时，那种眼神似乎像刀一样锋利，撕开着愚昧的假相，洞穿着世俗的诡计，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但一旦从言说状态中退出，回到与学生们的日常交谈中，那眼神瞬间就柔和起来，温暖起来，随意起来，就像一个溺爱孩子的家长，对学生们有求必应，百般顺从。

1993年秋考到北师大读博，我有幸同萧同庆一起成为先生招的第一届博士生。入门后，听先生讲话的机会就多了。先生的书房就是我们的课堂，差不多每个星期我和同庆师弟都要去先生家聊一个晚上，说是聊，只是说形式上的随意，其实主要还是先生讲，我们听，偶尔插插嘴，提个问。聊学术，聊人生，也聊时事，什么话题都聊，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先生最崇敬的鲁迅。先生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同庆兄虽然年轻，满身的书卷气，但烟民的资历也颇为不浅。在这一点上，他们师徒俩对上了脾气，你一支来，我一支去，抽得欢畅极了。整个书房烟雾弥漫，我身在其中，丝毫不以为意。最近读同门师兄弟们写的怀念文章，多有深情地回忆起在老师的书房里享受烟熏的情景。对我而言，能够享受这样的烟熏，不仅是一种幸运，一种福气，而且还具有一种特殊的象征意味。因为20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我心中的鲁迅影像，就是在这种浓重的烟雾中完整起来的。读硕士时，导师冯先生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他是一个相当理性的学者，讲究明晰、清楚，引领着我去辨析一个鲁迅的侧影，去解决鲁迅研究中的某个问题。而在先生这里，烟雾弥漫之中，感受到的则是情感的激越和心灵的震撼。在我的印象中，先生从来没有津津有味地讨论过鲁迅日常生活的细节，也从来没有专心致志地讲述过鲁迅学术工作上的雅趣，他呈现给我们的鲁迅，从来就是精神上的先哲，思想上的智者，一个觉醒的受难者和他孤独的大写人格。先生为我们展现的鲁迅影像，构架清晰、逻辑圆满，但是他的饱含张力的话语，他的滚雪球似的增值性思维，又似乎时时刻刻在诱引你走向一个朦胧的鲁迅，一个深不可测的鲁迅。那时，先生的研究领域正在拓宽，陆续发表了一些鲁迅之外的现代作家综论，在书房的聊天中，先生也常把这些作家与鲁迅对谈。我的感觉是，鲁迅在富仁师那里，始终是一个原点，一个标杆，一种尺度。所以，那几年的烟熏，不仅让我从先生那里继承了一种浓浓的对鲁迅的敬仰，而且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也可以说是体会到了先生的一个经验，这就是，一个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无论你研究的路数有多丰富，方式有多炫目，最终你还是要以鲁迅为基点；无论你开拓的疆域有多宽阔，走过的领地有多璀璨，然后你还是想回到鲁迅那里去。

随先生问学三年，学术上的亲炙不计其数，最不能忘怀的事情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因一个很特殊的机缘，大概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我相当认真地读了一些常见的佛经。而且一时兴起，也不揣浅陋地写过几篇现代作家与佛学的单篇论文。1993年去先生那里读博前，《文学评论》又发表了我的《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一文。这篇论文综合地梳理了现代作家与佛学之间的关系，也宏观地阐析了现代作家与佛学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在现代文学学术界或许算得上是首例。我当时觉得，已经写过几个单篇，现在又做了一个综论，这个课题可以到此为止了。所以，入学后同先生商量开题时，我说想写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当时确实也做了一番准备，于是对先生大谈自己的写作计划。先生还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透过袅袅的烟雾盯着我，听我的汇报。听完后，他把还未抽完的烟按熄在烟灰缸里，往里倒了一点茶水，静静地反问了我一句，你的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就是一个好题，为什么不继续往下做呢？接着他又说，遇到一个好题目，不要轻易放弃，要做细，做深，做成一颗钉子，钉在学术史上，让后来者无法绕过你去。先生说这番话，随意得就如叙家常，对我而言不啻醍醐灌顶，如雷贯耳。回到宿舍，整个晚上我都兴奋得无法入眠。1995年的暑假，我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初稿，一开学就交给先生去审阅。那本稿子是学先生的习惯，用蘸水钢笔写就的，还特地用了500字规格的稿子，有较宽的空白处可供老师批阅。记得先生接过稿子，很高兴的样子，当时就和我谈到了这部论稿的取名。先生说，一部书稿也好，一篇文章也好，看它是否有创见，就看它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内容，而这句话要是别人没有听过的话。后来我把博士论文的题目由“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改成“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就是听了先生这一言语的启示而得来的。在此后自己的教学经历中，我把先生的这些教诲归纳成“钉子”主义和“一句话”原则，不断地对我自己的学生传授。我的那些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富仁师的这些教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是获益多多，受用无穷。1996年元月，我提前半年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主席是《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答辩委员是钱理群、宋益乔、郭志刚和朱金顺四位先生，吴福辉和凌宇先生也为拙文写了通讯评语。答辩整整一个上午，但我过得还是比较轻松，因为让我答辩的问题其实不多，大部分时間是老师们自己围绕这个话题兴奋地讨论。后来，拙文出版时，富仁师效仿师祖李何林先生，将七位评审委员的评语串联起来，放在序中，立此存照。这些评委都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他们的评语本身就是一篇篇精彩的学术短文。这些年来，自己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时不时会把他们的评议翻开来，不断地温习，从他们热情的鼓励中吸取力量，从他们细致的建议中启发灵感，我想，这也许就是先生如此这般写序言的初心吧。先生在序的结尾中也说：“谭桂林的这部论著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的开拓性，在于它做的是披荆斩棘的工作，是翻耕这块生地的工作。这也是一种‘收获，但这‘收获还不是最终意义上的，还只是为种庄稼做了必要的准备，真正意义上的收获还有待于后来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它是进行曲，而不是主题曲。”从那时到现在，一路走来，我虽然做鲁迅研究，做诗学研究，兴趣来时，也去当代文学评论领域中敲敲边鼓，凑凑热闹，但始终还是牢牢记着先生的教导，把主要精力坚持不懈地用在“翻耕这块生地”上。最初是研究现代作家与佛学的关系，后来拓展到现代作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最近又出版了《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能够有这些成绩，无疑都要感恩于20多年前那个晚上先生的当头棒喝。

毕业之后，我回了湖南工作，虽然有时到北京出差，抽空到先生家里看望一下，有时开会见到先生，也尽量利用时间随侍左右，但见面的机会毕竟不多了，主要还是通过电话联系，谈话的内容也不再是学术，而是嘘寒问暖的寒暄、照顾身体的叮嘱之类。但我就像上世纪80年代读先生的《呐喊》《彷徨》综论一样，始终关注着先生自己的学术发展，为先生提出的每一个震撼现代文学学界的新见而击节叫好（如先生提出的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是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等等），并把它们化入到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也随时跟进先生的学术步武，到先生所开辟的每一个新的学术天地中（如先生后来提出的“新国学”、先生曾经热衷过的语文教育改革等等）去领略先生的思想与智慧，来开拓与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所以，在先生身边也好，不在先生身边也好，一样可以沐浴浸润着先生的精神熏陶、学术光耀，这对我们这些王门弟子而言，不啻是人生最为幸福的事情。当然，我也深知，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而言，先生不仅属于我们王门弟子，而且属于鲁迅研究界，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界，甚至说属于当代中国的学术界也毫不为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者乃人类追求真理之楷模。先生也许并不在意自己的声名，也许并不着意追求自己的影响，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先生创造性的学术成就，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学术的一个奇迹，一种标志，一种思想力量的化身。

先生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这些天来，一个令人伤感的问题始终在我的心里纠结缠绕。先生的离去已经成为今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不幸，这个事件对于未来的学术界它将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这些弟子乃至许多敬仰先生的青年学子而言，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亲可爱的导师，对于先生同时代的各位尊长而言，他们送别了一位值得信赖和敬重的同伴，而对于整个的鲁研界、现代文学界乃至当代中国学术界呢？这个损失恐怕也是无法估量和弥补的，因为先生的思想、先生的学术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也是一个可以追随但无法复现的存在。先生的学术之路深深刻印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每一个足迹的深度及其震撼力，除了来自于本身具有的严密的逻辑推论与高屋建瓴般的理论思维之外，无疑也来自于先生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深邃的洞察，以及對自己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个人经验的富有意义的发现、升华与坚守，它们不仅记录了一个非常时期中国学界的思想风云，而且昭现着一位杰出学者的良知、激情、智慧与真诚。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分化日益显明，被五四新文学严厉批判过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方式在卷土重来，而重考据，作实证，爬梳整理，旁征博引的研究方式也大行其道，但真正熔铸着学者个人良知、激情、智慧与真诚的学术成果则越来越珍稀，学术的纯化与规范化正在付出激情萎缩与思想褪色的代价。先生去世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好给研究生上鲁迅专题课，内容是鲁迅文学中的革命叙事。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将课上完，临下课时，我向同学们宣告了先生离去的消息。看着学生们惊谔的神态，我实在情不自禁，满含泪水，用颤栗的声音又补了一句：“这位先生的离去，或许将预示着鲁迅研究一个时代的结束”，随即宣布下课。事后想来，这话说得有点情绪失控，但它确实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显示着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在我心中的地位与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