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人牛希济政论文探论

2017-08-28李博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广东珠海519087

名作欣赏 2017年24期

⊙李博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广东珠海 519087］

花间词人系列研究（一）

花间词人牛希济政论文探论

⊙李博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广东珠海 519087］

牛希济生当乱世，其提倡作文当以“治化”为务，欲通过文章挽救其时衰颓之政局。他的政论文多重教化，从政治角度阐释及评论古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庄重肃穆，为晚唐五代文坛所罕见，其中亦展示出牛希济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与理想破灭的凄凉心境。

牛希济政论文内容心理

一

牛希济的《本论》言立君之事。其认为立一国之君，虽不必立嫡立长，但一定要立有德才之人。而王之嗣君，却“莫不蔽于私爱，忘其善恶”，更“有不离襁褓之中，童婴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强臣而为之辅”。牛希济以为此实乃十分危险的做法，稚子生于深宫，长养妇人之手，“身躯则安于玉堂金殿舆服之盛，耳目饱于声色靡曼之乐”，从不曾知晓“君臣父子之道，忠信邪佞之属，农桑艰难之本”，故受小人的蒙蔽与欺辱。而主少不明，又会令政乱国危，宗庙不血食。昔日叔孙之祷曰：“主少，国家多难。祝我者使我速死，无及于乱。”宁可身死亦不愿亲见国之覆亡。如今的牛希济再读此语，发出了“此忧之深也，悲哉”的感叹！牛希济的《荀息论》仍论立君。全祖望《跋唐人牛希济〈荀息论〉》认为此篇“言唐宪宗以后，遗诏择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谋，皆左右近密”，但考其全文，似不止于唐末立储之事。《荀息论》开篇即言春秋时晋国的骊姬之祸。晋献公有九子，其中多有贤德之人。但献公听骊姬之谮，尽逐群公子，唯骊姬之子奚齐及其娣之子卓子留于宫。骊姬因宠而二子得立，然献公离世后，强臣不事幼主，晋国内忧外患。晋献公舍贤而立亲的错误做法终究埋下了祸国的隐患。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但可叹的是，王建纵然意识到王衍无帝王之才，但太子元膺已死，内妃与外臣勾串支持王衍，局面已非王建所能控制。《十国春秋》记王建“尝自夹城过，闻太子与诸王斗鸡击球喧呼之声，叹曰‘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乎？’由是恶张格，而徐贤妃为之内主，竟不能去”。王建无力改变政治局势，又恐诸将不为幼主所用，遂以宦官宋光嗣代之，却使得“宦者始用事”。王建曾手书“太子虽幼有贤德，次不当立，卿等固请于外。妃后笃爱，朕未能违，立为储君，勉力匡襄，无坠我邦家之休命”。又言太子若“不堪大业，可置诸别宫，幸勿杀之”。但此仅为王建一厢之希望，其爱子之心、怜妃之意，最终化为一场悲剧。“一日，帝疑信王暴死，徐妃及张格阴使尚食进鸡烧饼，帝中毒而逝。”其朝夕挂怀的王衍，亦死于非命。《新五代史》记后唐庄宗召王衍入洛阳，“衍捧诏忻然就道”，“数千人以东”。同光四年（926）四月，王衍等人行至秦川驿，庄宗采纳伶人景进之计策，“遣宦者向延嗣诛其族”。清人吴任臣曾感慨王建“负骁雄之姿，奋不世出之略，智驱田、陈，力并杨、顾，北问罪于岐陇，南御侮于长和，功綦茂矣。而衅起萧墙，戮及嗣子，何遇之酷也。卒之艳妻方处母爱子抱，舍长立少，不再传而失国，岂所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乎？”“自古蜀亡未有如王氏祸之烈者也。可不哀哉！”

牛希济多年颠沛流离，亲历晚唐废立之事，亲见前蜀灭亡之景，对于兴衰治乱有着深刻的体会，写下了诸多评论性的文字。在牛希济的观念中，儒家思想乃是根本。其向往的是尧舜式的统治，期盼能出现周公般的臣子。他对唐王朝立国之时的繁盛情状憧憬不已，《治论》言“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从魏文公之言，以王道为治，不三年而化成”。如今蜀地多难，官吏横行，百姓不法，社会动荡，“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蚕也，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蚕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赋在焉，诸侯之车服剑器在焉，职官之禄廪资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织，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难乎”。如此情况下，“不为盗，不为非，不鬻不时之物，不犯及时之禁，不受役于乡豪，不为污诈之计，以给其家，可乎”？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朝廷当用贤良，远邪佞，重农桑，禁游惰，废不急之务，方可“丕复祖宗之耿光”。而在这些恢复王道的措施中，“用贤良”之重要性居于首位。

牛希济政论文中对于人才多有阐说，其用大量儒家功成的典型来表明擢拔任用人才的重要性。《治论》言：“无士不可以为治世，无民不可以为国。唯明王择君子之人，有辅相之才，深治理之道，与之为政。”这里指出士是治理国家的基础，圣明的君主当尽力寻求明治国之道、有治国之才的君子，与之一起治理国家，方能达到治世。牛希济提出朝廷应该重视“求贤”，不论其出身，专论其才干。《寒素论》指出“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此种行为乃谬举，“士之美者，非贵胄之子，而登卿相之位。况投竿而为王者师，挽车而为王者相，岂白屋之士，可自遗之哉”？《贡士论》亦认为当今“明廷无策问之科，有司亡至公之道”，进士科考使“得其术者，舍耒耜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所取之士在“秋风八月，鞍马九衢，神气扬扬，行者避路。取富贵若咳唾，视州县如奴仆”，此类“登第之人，其辞赋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质虎皮”，为此，牛希济希望君主要着力改变这种局面，使真正的人才能得到任用。

牛希济认为君主要尊重人才、了解人才，量才而用。《本论》用唐太宗的例子说明君王当如何对待人才：“太宗文皇帝贞观之初，北门之选举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预焉。既久与游处，非唯知民间之疾苦，时之否臧，从而更之，以熙帝载。至于臣下之情性好恶，无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适其材矣。”牛希济还指出人才固然重要，但朝廷擢拔人才要审慎，必要之时须用奖惩的制度来保证官吏所荐、朝廷所选之人乃德才兼备之士。《荐士论》专论“朝廷求贤之道”，其言“姬周之世，荐贤者多受赏，鲁史有之矣。魏晋之日，门生故吏有罪，必连坐举主，史有之矣”，而“今荐贤之赏，久已废矣，连坐之典，又不行矣”，因此“今之所举，非徒古者知之审，取其必达，取其必富贵”，“他日之功过，皆莫知也”。这种任人不明的情况，将会对国家的统治造成危害。因此，牛希济提出“当在申明上赏连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援之路，渐将息矣。一举之妄，后当自获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贤者矣，有道之士争趋之矣”。

牛希济反复论说人才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求取人才的方法。这种做法实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前蜀后主王衍“嗜酒色游戏”，不理国政，尽管其曾作《制科策问》：

朕念守器之重，识为君之难，思得奇才，以凝庶绩。因举故事，以绍前修。子大夫抱道逢时，投书应诏，必有长策，以副虚怀。何以使三农乐生，五兵不试，刑狱无枉，赋敛无加？以何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卜长世？朕当亲览，汝无面从。

此文貌似求贤若渴，却终是姿态而已。其“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惟险巧是近、惟声色是尚”，“阉官执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内”，“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虎狼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使得前蜀国运江河日下，牛希济有鉴于此，发诸多之评论。

二

牛希济有澄清玉宇的理想，其满腹经纶，识略精深，效法三代，是师承孔孟的正统而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他把治世文章看成拯救乱世的唯一希望，但他的希冀却最终化为无限凄伤。《十国春秋》记牛希济在王衍一朝“累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国亡入洛”。《鉴诫录》记天成初年，后唐明宗“临朝，宣亡蜀旧宰臣王锴、张格、庾传素、许寂、御史中丞牛希济等，各赐一韵。试《蜀主降臣唐》诗，限五十六字。成，王锴等皆讽蜀主僭号，荒淫失国。独牛希济得‘川’字，所赋诗意，但述数尽，不谤君亲。明宗览诗曰：‘如牛希济才思敏捷，不伤两国，迥存忠孝者，罕矣。’当日有雍州亚事之拜，至今京洛无不称之”。诗曰：“满城文物欲朝天，不觉邻师犯塞烟。唐主再悬新日月，蜀王还却旧山川。非干将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数尽年。古往今来亦如此，几曾欢笑几潸然。”

这是牛希济现存的唯一诗作，对于此诗，有学者以为语意谄媚，是一种无德操行为的表现。因在五代，再仕新朝不仅不受舆论责难，毫无道德上之负疚心理，且简直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一种大家认可的不成文的道德准则，或以为牛希济本身就是一个反映儒家道德沦丧的例子。然此说可商榷。五代确是乱世，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普遍落潮，危机感与幻灭感增强，对于历经前蜀政坛混乱局势的牛希济来说，前蜀败亡于后唐，已是必然，君数已尽亦是客观事实，故此诗所呈现出的非谄媚式的“两解之辞”，是一种冷静的平和。牛希济于李唐亡而仕前蜀，前蜀亡而入后唐。或许是见惯了王朝的更替，或许是对曾经理想的放弃，他的诗中没有愤怒，没有指摘，一种独立于世外冷眼旁观式的孤寂弥漫于字里行间，带着一种看透世事人生的悲慨与苍凉。牛希济的诗文，令人可多角度地审视这位于乱世中苦苦挣扎的儒家文人，更深入地体味其丰富的情感世界。

①⑩⑪⑱⑲⑳㉑㉒㉔〔清〕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83页，第8875-8877页，第8887-8888页，第8878-8881页，第8892页，第8891-8892页，第8889-8891页，第8891页，第1293页。

②③㉖刘尊明：《于“花间”香风中行“教化之道”——论“花间词人”牛希济的散文创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7期。

④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⑤2⑨罗宗强：《牛希济的〈文章论〉与唐末五代倡教化的文学主张》，《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⑥⑦〔宋〕孙光宪：《北梦琐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2页，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