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玥［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雏凤清声

中国学者对韩国电影研究综述

⊙袁 玥［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中国学者对韩国电影的提及从1964年开始，却至1993年才开始正式研究，到2005年开始井喷式增长。其中归纳起来，八十余年间，研究内容从殖民、政治层面走向对导演和电影文本的关注，而随着“韩流”的入侵，韩国电影产业模式得到了学界的重视，直到中国电影产业初步形成，对韩国电影的研究才回到对电影本体与电影产业的多方讨论。

韩国电影 政治文化 电影文本 产业

一、政治、殖民现象

追根溯源，在1964年松都发表于《世界知识》1964年第9期的《南朝鲜文化的殖民地化》中，浮光掠影地以“猥亵影片源源而来”“日美电影交替演出……一片乌烟瘴气”对韩国电影在殖民时期的总体做出了概述。然而对当时的电影制作环境、拍摄类型、美学流派等情况，只字未提。在这里，作者似乎只将电影看作是被殖民文化的一部分，至少在中国研究者眼中，还不足以成为一门值得重视的艺术门类进行研究。

1965年，李纯青将日本在韩国放映电影时“经常放映吹嘘自卫队或美化侵略战争的电影”作为对韩国电影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尽管对韩国电影的研究仍未提上案台，却已经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独立研究。相较之前，稍有成长，但仍为政治服务。

这样的境况直至1992年仍在《汉城信步》等文中作为一些对日本殖民手段或韩国社会状况描写的附庸物，甚至在陈飞宝发表于《当代电影》的《对台湾电影的几点省思》中，也仅是作为一种殖民文化的比照出现，并无对其独立研究的可能性可言。

二、独立艺术的确立

直到1993年，《世界电影》上发表的韩国人李英一写的《韩国电影史》，算是正式将韩国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进入学术视野。文章将韩国电影以“无声电影的全盛时期”“三十年代有声电影登场”“日本统治者的镇压达到顶点”“解放——韩国电影的复活”“韩国电影的中兴——第二次黄金时期”“六十年代文艺电影的主要创作者们”“七十年代的电影艺术及产业衰退”“八十年代——从开放走向自由化”“展望——走向真正的民主化”等，对韩国电影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包括制作环境、重要导演及作品、重要美学流派及运动等。文章尽管不是中国学者所写，但在《世界电影》这样重要的学界期刊上发表，却代表着国内学界对韩国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承认和重视。

随后，出现了张锡龙于《世界电影》发表的《韩国电影现状——写在光复五十周年之际》等对韩国电影整体状况进行研究的文章，以及张志峰等人对影片《悲歌一曲》的研究。韩国电影的重要导演、作品及美学流派开始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改革开放等大事记，国内学术研究圈也开始了一派“走向世界”的研究倾向。此时，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开幕也将韩国电影以一个更为开放的程度带入了中国学术研究者的视野。康花娥于《电影通讯》发表的《为亚洲电影的飞翔——韩国釜山电影节散记》则向国内学术界展现了一个更为开放和多元的韩国电影世界。

1997年至1999年间，国内电影学者开始对韩国导演及其美学特征进行分析与借鉴性研究，其中以林权泽为重点研究对象。有多篇论文对林权泽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进行了详尽分析与美学探讨。

三、商业化研究

随着2000年中国电影自身开启了商业化时代，对韩国电影的研究也转向了对营销方式的关注。其中以雷雯于《文汇报》发表的《韩国电影崛起的秘密》为例，文章将韩国电影的崛起归因于“本土、海外票房双赢得”“整合国际化人才、扩展海外市场”“政府全力支持、企业进军影业”，从电影产业方面结合作品对韩国电影崛起的原因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这样的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文化侧影，也不再是单纯的文本和美学探讨，它在确立了韩国电影已拥有成形产业的同时将它放在商业层面上进行分析。

此后一段时间对于韩国电影的研究，在担心韩国电影带来的韩国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形成冲击的同时，关注其产生冲击的原因。这一点，在邹宇泽于《中外文化交流》发表的《文化冲击波——扫描韩国电影振兴轨迹》等文中均有体现。国内学者们一面将之视为一种文化冲击，一面对其充满好奇。

四、商业化交流

在一阵诚惶诚恐的喧哗后，对于韩国电影的研究转向了“学习”，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中国电影在初入“市场化”大潮时与韩国电影的“碰撞”。其中以吴月玲于《中国艺术报》发表的《电影“韩流”碰撞中国电影》为代表。中国学界开始从包括市场在内的文化、艺术、美学领域将中国导演与韩国导演进行对比，同时提出展望与设想，在两者比照中进行着这样一种来自“学术”层面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在更多层面上偏向商业交流。

例如，对韩国电影本体研究的《现代性的一种叙事——关于韩国影片〈薄荷糖〉〈绿洲〉和〈打头回的情书〉的分析》一文，对韩国政府电影政策进行研究的《韩国电影振兴的秘密武器：电影基金》，以及对韩国电影行业进行关注的《韩国电影工会成立》和对韩国电影产业进行探索的《韩国2005年：出口增长15%76%的电影赔钱》等。这些研究集中在2005年，韩国电影作为一种产业，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五、研究与思考

（一）电影本体

2005年以后，对于韩国电影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井喷式增长。

“韩国电影”作为关键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硕士论文与本科论文中，越来越受到青年学者的关注。由此可以推测，“韩国电影”已经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学科教学中，青年学者在学习之时便植入了视野范围。

而自2005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雏形初成，中国学者对于韩国电影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电影美学与电影产业两个大的方面。

在电影美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韩国电影类型、题材、主题，以及导演美学特征的研究。其中黄妙丹在《艺术科技》发表的《韩国电影〈熔炉〉中现实主义风格的塑造》从“现实性题材凸显社会问题意识”“利益构建的权利因果照应现实”“权利体系的建立”“特权下的三种反抗”等角度，全面分析了《熔炉》一片何以完成现实主义风格的塑造。范思媛在《鸭绿江》发表的《韩国电影的美学特征分析》从“东方文化的禅境美”“儒家文化的古典美”“叛逆、疏离的悲情美”“精雕构思的细节美”“淡雅有致的意境美”和“富有意境的音乐美”层面就韩国电影的美学特征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兰晓英于硕士论文《金基德电影的意向世界》中以“从意向角度谈金基德”“展现主题的人物和动物意向”“多重象征意义的自然和人造意向”“被误读的视觉意向与发人深省的听觉意象”“金基德电影的意向品牌”等角度对金基德电影做出了有针对性的意向性分析。

另外，对于韩国电影与好莱坞的“难解之缘”也在学界有着多方讨论。如岳凯华在《创作与评论》发表的《19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振兴策略浅析》一文在“模仿策略”一章直接指出：“作为亚洲电影的一支新生力量，韩国电影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在于韩国电影对英语其他国家（地区）电影大胆地采取鲁迅所谓的‘拿来主义’。”直接指出香港电影的“好莱坞色彩”和“香港胎记”。

如此研究，也在十余年间以“大同小异”的方式出现在其余研究者的作品中，在此不做赘述。

（二）电影产业

而就电影产业方面的研究，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着大片策略、政府政策、配额制度、资本介入、行业内部监管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问题对韩国电影产业的影响。

宋世锋和张红秋在《当代电影》发表的《韩国电影产业“大片化制作方针”》中将韩国电影的“大片化”归因于美国进口大片的刺激，又从大片策略的利弊双方做出了分析与评价。认为大片策略对于韩国来说有利有弊，然对中国来说则可称为他山之石，对在票房井喷中走入瓶颈的中国电影产业颇有借鉴意义。

而李林俐发表在《电影文学》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产业发展特色》则从“政府对韩国电影产业的推动”“韩国电影从业者对韩国电影产业的推动”“韩国观众对韩国电影产业的支持”三方面对韩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做出解读。认为韩国电影产业的迅速崛起来源于“政府、电影人和电影观众对本土影像的强烈支持使他们结合为一个能动的整体，携手为韩国电影保驾护航”。

卜彦芳在《现代传播》发表的《韩国电影产业新观察》一文，则从“保护与自由同在——配额制度与分级制度”“多元融资为高额制作费用‘解忧’”“日趋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发行、流通体系”“电影节的推波助澜”等方面透析了韩国电影产业飞速发展的原因。结论认为韩国电影产业已经成了一项多方调用社会资源为电影发展出力的社会性产业，并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出了导向性主张。

不可否认，尽管在中国国内对韩国电影的研究中并未出现将韩国电影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文化上的阐述的论著，但国内的评论家们也并未让“韩国的归韩国，中国的归中国”，在对韩国电影的研究中，更多地注意到了市场环境、观众培养，以及影片质量等一些国内可借鉴的经验或需要注意的教训。这一点，对票房井喷而影片质量后劲不足的中国电影来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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