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青青　王喆

摘 要：福音书中的“耶稣之死”的叙述蕴含奉献、忘我等主题，国内一些作家以此为原型，根据个人创作的目的和意图，将相关故事情节艺术性发挥和增减，对其文本进行“超越”。我们认为，超越体现了中国语境下对耶稣形象的人文性理解，超越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思想意识和叙事风格等方面，本文拟以鲁迅与徐志摩的作品为依据探讨相关超越方式。

关键词：耶稣之死；文本超越；人物形象与思想意识；叙事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6-0112-03

“耶稣之死”是《圣经·新约》（New Testament）中叙述的故事，該故事在《马可福音》中叙事尤其生动详细。根据圣经，耶稣为“神之子”（son of God），以圣子身份降世人间，“道成肉身”（incarnation），？譹？訛为“有罪”人类代赎罪，最终被大祭司和差役钉在十字架上，并复活。这个故事简单却具有很大的张力。国内的作家们以此为原型，根据自己创作的目的和意图，将福音书中所叙述的相关故事情节进行压缩或增补，对文本内容进行超越。例如：鲁迅着力于人道主义精神、冰心侧重于博爱精神、张资平突出社会黑暗、老舍描绘基督教精神的理想主义等。从这些代表性作家作品可以看出，他们基于中国的社会背景、个人理念和意志及现实的需要，进行了达旨式的创作，将圣经题材为我所用，供我所需，塑造了个性化、人性化的“耶稣”。本文旨在从文学叙事的角度，从人物形象、思想意识及叙事风格上将耶稣之死的圣经文本与鲁迅的《论人生》和徐志摩的《卡尔佛里》作品进行对比，探讨其对圣经文本的超越。

一、人物形象的超越

《马可福音》中记载，耶稣是“神之子”（Son of God）。上帝为他的到来和未来的经历铺平了一切。耶稣具有“神性”，可以医治被鬼附着的人，可以用五个饼和两条鱼让五千人吃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5]。但是在文学中，作家以“耶稣之死”为原型，常常去除其“神性”，并将其“人性”放大，他拥有个人痛苦，会恋世，会呼喊。例如：在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中写道：“……痛处也深入到心髓中……”，“他（耶稣）腹部波动了，悲悯和诅咒的痛楚的波。”“‘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还是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杀。”[2]文中通过对耶稣在钉死时的屈辱和痛苦的详细刻画和描写，展现了耶稣为人类谋福音而惨遭迫害的战士形象，以及作者对于迫害革命者人的可怜和诅咒。

鲁迅《论人生》中的耶稣是一位英雄革命者的形象。这一形象具有召唤正义的人格魅力。鲁迅写道，“但厌恶现世的人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雌。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预言者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没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的恭维赞叹时，必然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3]。他被“故国”所不容，但他的死可以让他获得“恭维赞叹”，可以唤醒受挫的民族。而且他现在是千千万万为民族独立牺牲的革命者的代表，为了唤醒迷茫的民族，同心协力反抗侵略者和顽固派势力，在众多方法无效时，他们只能选择献出自己生命的方式。鲁迅所处的革命时代，需要为国牺牲的革命者，他根据自己的时代需求，借耶稣的革命者的形象向世人宣告对英雄的呼唤。这是鲁迅《人生论》中的人物形象对圣经原文本中耶稣人物形象的超越。

二、思想意识的超越

在去除“神”性过程中，耶稣不再是触摸不到的神，而是具有普通人的心理特征和思想意识，读者可以感受到“零距离”的人性化耶稣。本节以鲁迅的《论人生》为例分析。

《马可福音》中耶稣来到人世间传递上帝的福音，拯救万民，牺牲了自我，这是一种伟大的牺牲。但在鲁迅的《论人生》中，他不只是具有伟大牺牲精神的牺牲者，更是一个热爱民族的革命者，一个有着强烈的反抗顽固派势力意识的革命者。在《论人生》中，鲁迅这样写道，“人被杀于万众聚视之中，比被杀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杀了无泪的人也看不见，一定连血爱人不觉得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3]在此，一个具有真实肉体的耶稣展现在我们面前，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救赎自己的同胞。他没有向爱他者和仇恨他者说一句话，但他内心具有强烈的情感和意识。他用自己“没有眼泪”的方式，报复杀害他的敌人，让那些顽固派势力和汉奸得不到任何的快乐，同时让那些爱他者不会为他的痛苦和死亡感到过度的悲痛。鲁迅《论人生》中的耶稣被去除了圣经文本中的“神”性，不再是远距离的神，而是为革命事业做出伟大牺牲的，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革命者，这种思想意识是鲁迅作品文本对圣经文本的超越。

三、叙事风格的超越

文学叙事中因叙述者类型变化和叙述者聚焦的变化而形成不同的叙事风格，而对于同一文本中的事件使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又造成对原文本的超越。本节将以徐志摩的《卡尔佛里》为例，与《圣经新约·马可福音》中对“耶稣之死”的原文本作比较，发现叙事方式和叙事风格的不同，从而发现超越原文本的效果。本节主要从隐含作者传递内容、叙事类型和聚焦的不同来分析。

首先是“隐含作者”传递的内容不同。“隐含作者”对文本叙事有很大的影响。每本小说或者诗歌中都有一个隐含作者，他是读者依据叙事所体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重构的作者，或者是能表达所叙述之事的主导倾向的作者[1]。《马可福音》的隐含作者是要为他们的隐含读者传达耶稣的牺牲精神，让耶稣神的光环永远闪耀。例如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死时的描述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5]。耶稣断气之时也是幔子裂开之时，隐含的作者是在传递耶稣的神性。而徐志摩《卡尔佛里》的隐含作者要传递一种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精神，例如他借“看客”口说道：“再看那群得意的犹太，法利赛，穿著长饱，戴著高帽，一脸的奸相；他们也跟在后背，他们这才得意哪，瞧他们那笑！”[4]法利赛人的笑其实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笑，耶稣在这里代表着是为民族牺牲的英雄，看客对法利赛人笑的鄙视，其实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厌恶和鄙视，更是对民族英雄牺牲的怜悯和同情。

其次是叙述者类型的不同。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有不同类型，根据本文需要，借用梁工教授以叙事文学为对象的交流模式中的时间关系、可觉察程度和知情度三方面进行阐释叙述者类型的不同。《马可福音》中叙述者是个“事后的（Ulterior）”，外显的和全知的。“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是黑暗，申初的时候……”[5]，“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5]中的“从午正到申初”、“后来”（正是因为叙述者经历了从正午到申初的一切，他才知道在那个时间，遍地都是黑暗。）这些时间的词语都可以证明叙述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再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孚的父亲”[5]，“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已初的时候。在上面写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5]等，前者是在解释谁是西门，后者交代给我们时间和场景，都可以明显的觉察到叙述者的存在。并且他如同上帝一样，出现在公会前受审现场，在钉死耶稣的各各他（Golgota），他也知道审判者彼拉多的内心的想法“他（彼拉多）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5]，尤其是“嫉妒”这个词，他更知道每个人的心理，如和耶稣一同钉死人的想法“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5]等，这些例子无不说明《马可福音》的叙述者是个全知者叙述者。

而徐志摩的《卡尔佛里》中，叙述者和受述者是“同步的”，叙述者本身又是内隐的和非全知的。文中的“看”和“再看”[4]，无疑展现了“耶稣之死”的场景之感。但叙述者保持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不与受述者接触，也不试图影响和说服受述者，叙述者只是按照两个“看客”的逻辑在叙述，以“看客”角度展现。比如“有人说他是一个魔鬼；有人说他是天父的亲儿子”、“弥赛亚……看，那就是，他来了”、“我看著惨，看他生生的让人钉上十字架去，当贼受罪，我不干”[4]，这三句话分别描述的是看客的所闻所见所感，叙述者没有进行任何的评论或者解释。而诗中叙述者只是在叙述“看客”的所见所闻所感，并没有透析“看客”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算有感受“我看着惨”，那也是“看客”自己讲出来的，不是叙述者知道的，因此叙述者是内隐的。

《马可福音》以一种客观的角度在叙述，给读者一个完全自主的空间，但也时而通过自己的评价来影响读者的判断和价值观。例如他对和耶稣一同钉死的两个贼的描述是“那和他（耶稣）同钉的人也是讥誚他”[5]。既然用到了讥诮，就代表是讽刺和嘲笑，是对两个“贼”的贬抑，同时也是对耶稣的褒奖。而徐志摩通过拉近与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让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加强作者情感的流露，并从侧面更加清晰的说明叙述者的价值观倾向，也就是从“看客”所闻所见所感更加深刻地强调平民百姓对爱国英雄牺牲的痛心，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鄙视和憎恨。同时也从侧面将耶稣基督描述为一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牺牲者和启示者，他的死被“看客”们当作闹剧。从中可以体现出当时社会中对革命者遭杀害的麻木现象，同时也通过“看客”之口，叙述者从事件的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普通人对革命者、民族英雄牺牲的同情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

再次，两部作品叙述的聚焦方式不同。热奈特明确区分“谁说”和“谁看”，认为前者确认了文本中的叙述者及其“叙述声音”，后者辨明叙述者通过谁的视点进行叙述。为了对二者做出更明确的区分，热奈特用“聚焦”一词取代“视点”，并提出三种聚焦模式[1]。《马可福音》中叙述者的聚焦是“零聚焦”或“无聚焦”，即“叙述者>人物”。叙述者没有固定视角的进行全知叙述。叙述者就相当于文本中的上帝，知道文本中任何人物的所思所想所感，比作品中的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能不加限制地讲述。例如：彼得三次不认主，其中叙事焦点便在大祭司院子内部和外部一再转移“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5]。再如叙述者了解彼得在三次不认主后内心所想，“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思想起来，就哭了”[5]。在《马可福音》文本中叙述者基本是全知的，叙述者主要以“零聚焦”和“无聚焦”的聚焦方式进行叙述。

而徐志摩的内聚焦方式将耶稣的革命者形象更加近距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引发平民百姓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痛恨和对革命英雄者的同情。在徐志摩的《卡尔佛里》中的叙述却是运用的“内聚焦”，即“叙述者=人物”。聚焦者是文本中的“看客”，文本中的所有事件都是“看客”在讲述，而且是从“看客”的角度来讲述。例如，一个看客向另一个看客交代清楚要去干嘛，发生了什么事，“看，喂，看热闹去，朋友！在哪儿？卡尔佛里。今天是杀人的日子；两个是贼，还有一个——不知到底是谁？”[4]而且看客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法利赛人进行了嘲笑和鄙视“再看那群得意的犹太，法利赛，穿著长饱，戴著高帽，一脸的奸相；他们也跟在后背，他们这才得意哪，瞧他们那笑！”[4]同时在此，作者以口语化的表达形式，将人性化的耶稣更加贴近读者。

文本中叙述者聚焦的不同，传达出不同的文本主题。徐志摩将法利赛人塑造为“顽固的国民党反动派”，耶稣为“民族英雄或救国英雄”，看客为“平民百姓”。民族英雄被残害，百姓痛苦至极但又无能为力，他们能做的就是嘲笑那些反动派，给革命者以精神的支持。由上文可见，无论是“隐含作者”传递的不同，还是“叙述者类型”和“聚焦”的不同，都与圣经中耶稣之死的叙述风格有所不同，超越了《马可福音》原文本中对耶稣之死的叙述。

四、结语

“耶稣之死”的原型历久弥新，作家作品中的形象更多的是契合历史背景，社会需要来创作。此为原型进行创作的作家通常将耶稣在圣经文本中的“神”性去除，凸显其“人”性。鲁迅将耶稣描述为一个为革命事业牺牲的革命者，他刻画的革命者不仅具有牺牲精神，还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思想意识，这样形象的耶稣超越了圣经文本中具有神性意义上的牺牲形象。而徐志摩通过与圣经文本不同的叙事方式，拉近耶稣与读者的距离，聚焦于“看客”，从“看客”的表述中展现出耶稣的革命者形象及为国、为民牺牲的精神，同时反衬出“法利赛人”即（国民党顽固派）的顽固与卑鄙。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原文人物形象、思想意识和叙事风格的超越，达到了歌颂革命者，鞭笞国名党顽固派势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梁工.圣经叙事艺术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5-76.

〔2〕鲁迅.野草：复仇<其二>[M].万卷出版公司，2014.111，112.

〔3〕滕浩.品读经典（人生论）[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71-76.

〔4〕徐志摩.志摩的诗[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26.

〔5〕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新标准修订版）[Z].中国基督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bstract： "The death of Jesus" in Gospels is an ancient but enduring topic. Some domestic writers surpass the original text by developing the plots artificially， by cutting and adding the plots， according to their creative goals and intentions of writing. We think， surpass reflects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the way of surpass mainly in the figurative images， consciousness of Jesus and narrative styles， etc..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is topic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works of Luxun and Zhimo Xu.

Keywords： The Death of Jesus； Surpassing the Original Text； Figurative Images； Consciousness of Jesus； Narrative Sty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