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姝妍

内容摘要：小说语言是其存在的方式，是沟通作家和读者的桥梁，是小说传播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新时期之前、新时期之后、90年代以来这三个时期的我国小说语言及其特点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发现 小说的语言受到所处时期的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能够广泛而深刻的传播的小说一定是面向群众的、传递高尚思想价值的优秀作品。

关键词：小说语言 小说传播 研究

文以载道是文章的基本功能和普遍要求，小说除了具有说明道理这一文章的普遍功能外，还具有自身特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小说的发展，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越来越突出，这在我国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表现的比较明显，此外我国的当代小说还有新时期之前和新时期之后两个阶段。综合比较这三个阶段的小说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文化、社会、政治对小说语言有不同的要求，作家为了让自己的小说能够广泛传播，会运用群众乐于接受的语言进行小说的创作。但是作家在迎合群众口味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小说自身的思想价值。

一、新时期之前的小说语言与传播

新时期之前创作的小说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虽然革命干部和青年学生也会阅读小说，但是当时小说创作的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很多作家为了让自己的小说能够被工农兵接受，用工农兵的语言来表现工农兵的形象、生活和情感。如何运用工农兵的语言是这一时期作家需要重视的问题，因为要想让自己的作品广泛的向工农兵传播，就要运用他们熟悉的、能懂的语言，毛泽东曾要求作家应该熟悉群众语言，与群众打成一片。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人口众多。这一时期不仅工农兵大部分是农民，很多干部、学生、军人也来自农村，他们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都受农村的影响。因此，作家应该运用农民语言来描写农村的故事、人物和情感，充满浓郁农村生活气息的作品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运用口语化语言，这种语言容易被大众理解接受而走向大众。工农兵的文化水平较低，很难接受书面语。书面语与人的视觉关系密切，读者可以自由选择阅读方式、阅读节奏，认真理解品味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具有很大的主动性。与书面语相比，口语的接受者處于被动地位。小说实现语言的口语化要求作家选择短小常见易懂的词语，从而使整篇小说浅俗平白，生活化。很多作家为了实现小说语言的大众化、口语化，经常到农村与父老兄弟聊天，习惯他们的语言并运用到文章中。

很多作家为了小说能够被广大群众看懂，过分重视语言的简单平俗，很少运用隐喻、象征的创作手法，最终使文学作品失去创造性和可读性。

此外这一时期的小说还发挥着思想政治作用，小说创作的对象是工农兵，是人民大众，小说除了描写农村故事、农民生活外，还承担着向人民群众传递当时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如《虹南作战史》通篇充斥着领袖语录和政治说教，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故事情节，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令读者感到厌烦。小说变得工具化、理性化、政治化，而缺乏文学作品所应该具有的灵气和诗意，最终陷入困境。

二、新时期小说的语言与传播

新时期小说处于文革刚结束的时期，这一时期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还存在，文化专制主义还在戕害国人的思想，国人的愚昧无知和思想僵化使作家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一时期的作家没有因为要迎合群众而放低姿态创作通俗小说，而是以文化精英的姿态，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传播现代思想和五四精神。他们用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进行创作希望能够开启民智，重塑民魂。这一时期的作家主要通过悲剧叙事的形式来进行小说创作，他们通过描写人的不幸遭遇，来激发读者的同情和悲悯和对暴力卑劣行径的谴责，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但是作家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控诉上，还会对其中的悲惨遭遇和残暴卑劣的行径进行探索和反思，充满逻辑性和思维性。

这一时期的小说启蒙民众的人文精神，使其参与到建立现代思想观念中来，与新时期以前的小说创作相比，读者更具有主动性。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家注重对文化的探寻、审视和省察，作家用现代思想、观点审视和解读传统文化，使小说的文化意蕴更加深刻丰厚，引发了“文化寻根”的热潮。韩少功是“文化寻根”中的代表作家，他的《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运用现代观点审视并描写传统文化，并对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进行反思。《爸爸芭》中的丙崽一生只会说表达高兴和不高兴的两句话，这本是一个不幸的生理缺陷，但是鸡头寨人却把他奉为神明，称他为“丙仙”。这种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思考，作家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审视和反思，指出丙崽只会的两句话代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恰巧是鸡头寨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以绝对化、简单化、机械化的思维方式来认识缤纷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符合他们认知思维的丙崽自然会被奉为神明。《马桥词典》通过对马桥人日常语言的描写，解读了传统中国乡村语言的特点及其所处的语言文化环境。除了对传统文化的探寻，很多小说作家的作品中还融合了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如邓友梅的《翡翠烟嘴》、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包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张承志的《黑山羊谣》、阿来的《尘埃落定》、北村的《马卓的爱情》包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总得来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像新时期以前的小说那样为了迎合读者进行通俗化创作，但是因为其重视人文精神，传播现代思想和五四精神，对各种文化的探寻、审视和审查使其具有独特的价值，而被广泛深远的传播。

三、90年代以来的小说语言与传播

90年代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建立并发展，进入了文化消费的时代。这一时期人们阅读小说不仅是为了学习、提升自己，也是为了娱乐，读者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小说来阅读。这一时期的作家也开始重视小说带来的经济价值，为了自己的小说能够有好的销量，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重视小说的娱乐性和休闲性。

这一时期的小说还具有时尚化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小说题材和语言都比较时尚，反映当时的时代特色，引领了潮流。小说的时尚化体现为流行语的大量使用，流行语大多是以民谣、打油诗、口号等形式存在的，反映了社会某一阶段的社会时尚和审美趋势。如池莉的《来来往往》中“男人三件宝，皮鞋、皮带和手表。”，《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中的“嫁给干部怕下放，嫁给军人怕打仗，还是嫁给油子哥，有吃又有喝”等幽默俏皮，充满调侃的流行语的运用使小说充满了市民气息，反映了当时的市民生活和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很多作品描述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给民众带来了物欲横流和感官上的刺激。如卫慧的小说中大量描写国内外的大牌商品，“三得利”牌汽水，“妈妈之选”牌色拉乳、“德芙”巧克力等各种品牌充斥在小说中，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品牌的热切追求，用品牌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与众不同，给自己带来优越感，这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思想发生剧烈变化的真实反映。派对”、“飙车”等流行语随处可见，体现了民众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和追捧。

我国的当代小说可以分为新时期之前、新时期之后、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三个阶段。我国新时期之前的小说是运用口语化的大众语言面向工农兵创作的，传递一些政治理念，具有很强的工具性，不利于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新时期之后的小说是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创作的，作家经过深切反思，通过向群众传递现代思想和五四精神，具有很强的思辩性、理性。90年代以后的小说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更倾向于娱乐化、商业化，充满了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作品中充满了物欲横流和感官刺激，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倒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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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廖珏茜.浅谈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J].环球人文地理，2015（18）.

（作者单位：云南开放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