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丹烨+何书卿

内容摘要：现代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狐的形象，狐被赋予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在这些作品中吸引大众的不仅仅是狐本身，更有其体现出来的人性内涵。然而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其狐形象在相同中又存在着不同。本文就中日文化对主流狐形象进行了简要的对比，分析了中日文化中狐形象的人性表现以及人性内涵背后的中日文化差异。

关键词：狐形象 人性内涵 主流 中日文化

随着文学在国际中的杂糅并进，狐形象在众多现代作品中呈现出来。现代的文学甚至影视作品以狐这一形象为流行趋势。而自古以来关于狐的故事在各个地方都有流传，欧洲的《伊索寓言》、中国的《广异记》以及日本的稻荷神等都是关于狐的传说。那么在文化的长河中是什么赋予了狐这样特殊又吸引大众的魅力呢？

一、狐形象的考据

中国的狐文化较为复杂，大致以唐为界。唐朝之后狐文化因在人性上的突破而在历史中记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直至今日。

传说或故事能够独具魅力而流传深广，首先是因为它自身的艺术价值。黑格尔说：“艺术到了成熟期，按照必然律，就必须用人的形象来表现。”狐形象能够吸引大众正是由于其丰富的人性化表现。

中国最早的狐信仰出现于《山海经》，“青丘国在其北，有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山海经·海外东经》）而郭璞在他的《山海经图赞》中道：“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摽灵符。”狐在此就被赋予了祯祥的寓意，同时被神性化。到了两汉时期，当时神仙之说盛行，人们受到“物老成精”思想的影响，狐被给予了精怪的形象，逐渐被妖性化。而到了唐以后，狐被大量写入志怪小说中。这类故事的受众下移至民众，使得狐开始介入人们的世俗生活，从“狐吃人”变成“狐变人”，狐形象开始有显现人性内涵的趋势。直至明清，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使得狐形象愈发的丰富，狐形象发展成熟到达顶峰。

日本在狐这方面的分界点同样也是隋唐时期。至唐以前，狐形象多为“善”的存在。狐作为宗教信仰——稻荷神，是带来丰收的使者。在民间传说中则以狐妻形象出现。日本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开始，日本遣唐使、鉴真东渡将中国文化带入了日本，日本狐文化便也受中国的影响产生了变化。

狐形象伴随着土著信仰诞生，经过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浸染，抛开了狐本身的动物性，向狐仙形象过渡。弥生时期（公元前300年-公元250年）开始稻荷文明，狐因为食稻田中的老鼠，渐渐变成守护稻田的象征。因此狐被神格化成为稻荷神的信使。随着历史发展，日本狐形象逐步人性化，最大的体现即为狐妻形象。狐变美女与男子结亲，成为母亲，其中都含有人类感情和日本文化的表达。以《日本灵异记》为代表，书中讲述了美浓国的狐妻故事。

唐朝《灵鬼志》传入日本后，在民间流传开，狐也更贴近了民间生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唐以前和日本奈良时期之前，大部分文学作品或者民间传说都以旁人的角度，客观陈述有狐这一事情。涉及“人”只是一带而过，并未从狐本身出发展开一系列体现思想的描写。而唐之后，对狐的描写逐渐丰富，并且向世俗靠拢。狐故事的情节变得曲折生动，不论是通过整个故事警醒世人，还是通过狐直言现实中人类的思想，都很明显地体现出狐形象的人性内涵。

二、中日主流狐形象的对比分析

在人性化的表达下，狐故事内容愈发丰满并具有内涵。因此通过情节表达以及结局上的对比，可以发现中日主流传说中的狐形象有所不同。

中国的狐通常幻作美女迷惑男子，被发觉之后，男子会逃离狐或者由道士用法术驱赶狐。日本的狐幻化为女子与男子成亲生子。狐女被发现狐身份后自己离去，最后结局多为男子对狐女旧情难忘。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中就将狐女描写得十分貌美：

语旋，已至榻前，探手抚其面，指纤如春葱，滑泽如玉，脂香粉玉，馥馥袭人。心知其意不良，受其柔媚，且共寝以观其变。遂引之入，备极缱绻。至欢畅极时，忽觉此女腹中气一吸，即心神恍惚，百脉沸涌，昏昏然竟不知人。

狐故事大多围绕男子展开，以男子为中心，主要突出的也是中国男子的形象。中国狐女不生子，并且狐的大多结局皆为被男子发现后被驱赶、被杀害。这类故事充分地体现了狐的妖性，狐的媚人与害人画上了等号。此在告诫男子红颜为祸水，不可贪恋美色。

日本狐传说中最有名的当属狐妻形象，流传甚广，这也是日本本土狐文化的代表。在日本狐妻传说中，对于狐妻的描写更多。日本以狐妻形象为重，突出显现狐的善和狐妻母性的伟大。传说日本著名的阴阳师安倍晴明的母亲便为白狐，但事实是晴明的生母为地位低下的女子。通过这则流言可以看出，晴明通过狐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即狐母这一形象的存在为男子一方提供了正面的影响。同样的，《葛の葉》中狐妻被发现身份离去，还留下了和歌，大致意思为“如果你还留恋我，就来找寻我”。狐妻痴情，而男子也未对狐妻做出驱赶甚至杀害的行为。此处的狐妻为善良的形象，为男子生子。现出原形要离开孩子时的母亲形象令人同情。可以说对于男子形象的描写也是为了突出狐妻，从而渲染出对狐妻怀有长情的悲凉美感。因此日本狐妻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狐形象的突出。

但从结局来看，中日的狐形象大多都為悲剧，在这一点上似乎保持着一致性。日本《信太妻》中流传：狐妻被男子或孩子发现原型后羞愧难当，于是逃走。同样的，中国狐故事中也多为悲惨命运，不是狐死就是家亡。在《幽明录》中，淳于矜和狐女一见倾心，但最后母子三人还是死于非命。《广异记》中一位狐女嫁给了贺兰敬明，为了融入这个家庭而去偷别人家的镜子，最终被人打死。两国在结局上皆形成了“有情人不成眷属”的局面。

纵观中国狐形象的发展，随着其人性化的加重，狐形象中反映的时代思想更为复杂。尤其中国狐形象从祥瑞变成妖、魅，再发展为极具人性的狐，这些都在表达着当时人们的思想。中国的复杂性不仅仅在纵向上，从历史横向比较，同一时期有多种狐形象同时存在。宋朝崇拜狐仙，甚至建狐王庙，而此时狐故事中又使狐形象娼妓化。明清狐仙的思想极盛，而众多故事中又有狐媚、痴女、害人等形象。中国狐形象的复杂性正是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民族混杂，人口众多等特性决定的。

反观日本，在《灵鬼志》传入日本前，不论是稻荷神还是狐妻，狐在日本多以“善”这一形象存在。然而在奈良时期之后受到中国狐文化的影响，日本人民开始大量阅读唐宋志怪小说，日本狐文化开始了以狐变美女来引诱男子的模式，渐渐出现了类似于中国狐妖这类“恶”的表达。比如玉藻前形象的出现，《扶桑略记》中《善家秘记抄》篇好色男子被狐妖的妖法引诱欺骗等。虽然奈良时期后狐妻善良形象和稻荷神仍在流传，并在流传中进一步被赋予人性，但这一类“善”形象在日本狐文化中所占比重开始减少。可以说，日本相悖于主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狐文化的影响。

三、人性内涵背后的中日文化差异

在封建社会中狐形象逐渐的人性化，随着文学作品中描写地丰富，更加放大了狐故事背后的不言之意。中国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故事都以男子为中心，狐故事也大多如此。日本女性地位不及男子，主要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体现。但在狐形象上，日本以突出母性光辉为主。

历史上使殷商灭亡的妲己就被看作是狐精，而像这般贬低狐形象在狐故事中常有。《如是我闻》故事里男子发现钦慕的女子竟是“白发媼”，不仅“黑陋可憎”并且“冒耻自献”。这样的行为在旁人看来有违伦理，十分的恶俗。在作者赋予狐人性形象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封建文化。比如“三从四德”的礼教教义在女性身上的体现，或者封建思想下女子地位的低微。一些故事里，狐女尽心尽力地为人类夫婿谋福祉，比如《青琐高议》中的小莲，对待李郎中十分恭顺，服侍他也没有一句怨言，还多次为李家治病。这就满足了当代的思想，即是女子必须遵从“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这也不难解释为何中国狐故事总以男子为中心。

和歌《信太妻》講述的传说中，葛叶与安倍保明生下了童子丸，原型暴露的狐妻给童子丸留下了能听懂兽语的魔杖才伤心离去。在信州地区的传说里，狐妻在离开的时候，将家里的田都种上了水稻，使得家族兴旺。狐在离别时对孩子的不舍以及给家族带来的福祉，传达出了母亲无私奉献的形象。

从表面上看，相较中国对狐女的贬损，日本在狐人性上的体现是伟大母性。中日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但两国在狐形象上的体现却不一样。

中国的绝大部分文学都是由士人阶层创作，这些士人都受到当代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又或者是生存在阶层中，为了生存不得违抗主流的封建思想。加上古时女子“无才便是德”，文学大多由男子执笔创作，故事自然都是以男子思想为主。但结合日本文化可以得知，狐妻传说中的女子形象其实并不是直接的赞美，其中存在着一些对女子地位低下的体现。在日本文化中，古时日本女子在一个家庭中是一种附属品的存在，她们要独自承担着家务以及育儿工作。这就不难看出，传说中所谓的伟大的付出其实是日本伦理观的一个缩影，会凸显狐的母亲形象完全是由女性的独特的育儿形象决定的。

从动物狐的特性来看，中日在理解狐特点方面存在着不同，即中日自然观不同。古时，人们崇拜自然，民间信仰“万物有灵”。毫无疑问，狐也被赋予了灵性的形象。然而在中国，人们发现狐昼伏夜出，多疑又多诈，琢磨不出它们的生活规律，总是会偷吃家禽，给人们带来了侵扰。因此中国先民给予了狐相对不好的形象。日本则注重于狐能吃稻田中的田鼠，为丰收带来帮助，所以赋予了狐稻荷神使者的形象。同样的，狐有着很强的繁殖能力，《山海经》中的九尾狐形象其实是中国先民生殖崇拜的表现。而后狐媚人、善淫也是由此衍化出来的。通过日本狐妻生子可以发现，日本只将生殖表现在表面，并没有深入衍化。但在狐妻生子最后离别丈夫和儿子的表现上却有另一种说法。

日本人对狐习性观察后发现，狐有“别子”的习性，这与故事中狐妻最后与孩子分别有着一定关系。狐在三、四月份产子后，到七月份便会为了训练其独立生活的能力而带狐子旅行。到了九月，狐子会被母狐强行驱赶离开家园。日本人对狐这种习性吸引，在狐妻故事中体现悲凉的离别感也是不无道理。

四、总结

随着狐形象的人性化，狐形象愈发的突出。在中日众多文献以及民间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日在主流狐形象是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以狐媚人为主，最后结局为被男子驱赶或杀害为主，其内在是在表达对世人不可贪恋美色的警戒。日本则以狐妻、稻荷神这类“善”的形象存在，表现出男子的痴情。然而从个案体现出，唐朝中国文化传入日本，这使日本狐文化受到中国狐文化的影响产生变化，日本奈良时代及之后文献对狐的记载增加，开始有了“恶狐”形象的存在。

通过对中日狐形象的对比分析，在人性化的狐形象背后蕴含着两国不同的文化。中国自古以来的封建礼教思想在狐故事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而日本则并不明显。两国狐形象的不同主要来自于两国不同的自然观。随着狐形象仍在继续发展，关于狐形象的研究也会继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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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江洪，日本传说中的狐妻形象，文学教育，2014

[9] 陈惇 孙景尧 谢天振，比较文学（第二版），第12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注基金介绍：KYS125617056，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基金。本文通迅作者是何书卿]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