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力

萧军是20世纪30年代涌现出的“东北作家群”中的杰出代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他与鲁迅先生的交往早已传为文坛佳话。萧军的一生，大半辈子坎坷和多难，其“张扬个性”的“怪异行为”常常被人不解，人们也习惯把这一切归咎于其刚直暴烈、侠骨柔肠的性格，晚年的萧军更是以“辽西凌水一匹夫耳”自嘲。其实，一个真正的萧军何止一介“匹夫”！如果说萧军留给后人的一半或多一些是文学创作上的收获，那么，另一半则是他的为人，他敢爱、敢恨、敢说、敢做，磊落光明、坦率真诚。让我们一起走近萧军，解读他独具个性的人生经历吧。

1.“匹夫”之刚

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萧军出生于辽宁省西部锦县一个叫下碾盘沟的小山村。

幼年的萧军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父亲是个细木工人，在镇上开了一处作坊，人精明能干，但却暴躁贪婪，有嚴重的“夫权”和“父权”思想；二叔上山当了土匪，在当地杀富济贫，人称“十三太保”；三叔长得人高马大，拉起一支义勇军队伍抗日，是一个失败后被打了两千鞭、压了滚杠也不流一滴眼泪的硬汉。萧军7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因不堪忍受父亲无端的毒打，在给萧军口里塞满鸦片后自杀身亡。萧军大概因为嫌鸦片味道太苦不肯吃，而免于一死。后来他知道了母亲的死亡真相后，对父亲产生仇恨，这使他终生都藐视权威。

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幼年的萧军倔强而刚烈。如果有人惹着了他，他会一屁股坐到院中积水的冰上，任冰冷刺骨和家人打骂，没有人来硬拉他是绝不肯起来的。

10岁那年，萧军随父亲流落到长春，进入当地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书。在这里，一些忧国忧民的老师常常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萧军萌生练习武术、长大当一名闯荡江湖的大侠客，杀贪官、打土豪、除尽天下不平事的想法。他甚至向艺人磕头拜师，每天放学后一个人躲在无人居住的破屋子里练习拳脚。他还模仿《楚辞》体写了一篇《大风歌》，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抱负，把自己比作直冲霄汉的大风，用自己的威力扫尽人间不平，为民除害。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吼吼兮，荡荡兮”，表现了狂风怒吼、摧枯拉朽、惊天动地的宏伟气势，使得国文老师大为惊奇，不敢相信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能写出这样气势磅礴的文章。

萧军生前多次说过：“锦县下碾盘沟村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那时候，这里穷山恶水，交通闭塞，乡亲们为生活所迫，读书的很少，却十分崇敬绿林好汉。……小时候，我常常坐在大树下听祖母给我讲《杨家将》等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听四叔说鼓词，听五姑唱皮影戏，使我最初懂得爱国爱民的道理和做人的忠奸之别，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受到了文学艺术的启蒙。”

的确，粗犷的辽西山水，养育了一代代强悍的辽西人，也影响到萧军。萧军后来戏称自己是在这片蛮荒的土地上蹦出来的“石头疙瘩”。

2.“匹夫”之勇

1925年春天，向往戎马关山岁月已久的萧军到吉林的一个军营当了骑兵。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在当时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兵士中罕见，于是被提拔为“字儿兵”，专管抄写往来公函。这时，萧军遇到一位能工诗词的朋友，开始学起了作诗赋词，很快他就能做出让别人赞赏、自己也很得意的诗作。他当时最欣赏的两句诗是：“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1927年深秋，萧军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在讲武堂，萧军目睹被欺侮的士兵，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之心。

一个初春的黄昏，萧军正在随队操练，忽然前面传来“踢人头啊”的呼喊。萧军到了跟前才发现，果然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死者竟是东北军中的一名“下士”。萧军震惊了。当晚，他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题为《懦……》的文章，发表在《盛京时报》上。文章写道：“那些军阀们，利用你们的性命夺地盘，发财致富，他们买姨太太，吃喝玩乐。你们死了，却在这里被狗啃，脑袋被大家当球踢，你们就这样甘心，难道你们就这样怯懦么？”

萧军愤怒的呼喊，在讲武堂的学员中引起强烈的震动。接着，萧军又写出多篇揭露黑暗社会、同情人民痛苦和不幸的文章。

在讲武堂临近毕业的时候，萧军因为打抱不平、不畏权势，差点掉了脑袋。

一天，萧军在野外挖炮兵掩体归来，发现一个叫丁国英的炮兵学员，因为淘气用铁锹捅坏了步兵学员的掩体遭到步兵队长的毒打。其他炮兵学员见状赶紧向这个队长求情，但步兵队长还是不依不饶。萧军再也忍耐不住了，冲上前去讲理。那队长横惯了，容不得萧军说话，抡起巴掌朝萧军脸上打来。从小习武的萧军反应飞快，一个躲闪顺手抄起身边的铁锹，照着队长的头就劈下来，幸亏一个学员手疾眼快，一把抱住萧军，使抡起的铁锹偏离了方向。在场的人都吓呆了，因为步兵队长的爷爷是张作霖的秘书长，真要出了人命，萧军可是要掉脑袋的啊。为此，马上就要毕业的萧军被开除了学籍。

想想3年讲武堂时光就这样付之东流，萧军长歌当哭，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挥笔写就七律《离校赠别》：

欲展雄心走大荒，可堪往事误昂扬。

三年俯仰悲戎马，十载遭逢半虎狼。

任其苍天终聩聩，何关宇宙永茫茫。

男儿自有洪崖臂，怎肯娥眉斗短长？

早在萧军当骑兵时，他就深深地爱上鲁迅的作品了。一部《野草》，曾经使他手不释卷，一读再读。后来，萧军创作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不仅亲自作序，还积极推荐出版。从此鲁迅成为萧军文学和生活上的导师，萧军也被誉为“鲁门小弟子”。

《八月的乡村》由于反映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而引起广泛反响，进步文学界人士给予很高评价。然而，一篇署名“狄克”的人竟发表文章对小说进行抨击进而攻击鲁迅。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平步青云而最终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是鲁迅仗义执言，为萧军撑了腰。但狄克不肯罢休，继续无理纠缠，萧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狄克下达了“决斗书”。

一天，他径直找到狄克处，当场质问：“那篇侮辱鲁迅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与狄克合伙办报的名叫马吉烽的人承认是他们所为。萧军马上挑战：“好。我也没有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如果我打输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不允许再写此类文章，否则我来揍你们！”双方当即约定了决斗的时间和地点。

狄克自知不是萧军的对手，叫马吉烽出来应战。决斗开始了，马吉烽使出浑身解数，也不是萧军的对手，第一个回合，萧军略施小计就把马吉烽撂倒。第二个回合开始后，萧军索性将他按在地上，一边打一边说：“你们有报纸可以天天写文章骂我，我就来揍你们……”自此以后，狄克等人再也不敢在报上写文章骂萧军了。

3.“匹夫”之直

1938年3月，萧军因为反对阎锡山倒行逆施，愤而辞去“民族革命文学”的教职，想到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投身前线的战斗。在去五台山时他途经延安。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亲自登门拜访，并宴请了萧军。毛泽东礼贤下士、和蔼可亲的非凡气度，令萧军终生难忘。

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直到抗战胜利。其间，萧军碰到了许多不愉快的事，由于他性烈如火，喜欢直言不讳，因而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纠纷和冲突。

1942年4月27日，萧军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清帖，请他参加文艺座谈会。5月2日，毛泽东、朱德、陈云、贺龙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座谈会，应邀与会的延安文艺界人士共100余人。毛泽东致开幕同后请萧军发言，坐在一旁的丁玲也悄悄地说：‘萧军，你当过兵，就首先开个炮吧。” 萧军站起来，一口气提出一大堆意见。在说到作家要“自由”、“独立”时，萧军举例说，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这时，坐在萧军身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步。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萧军还说：“你们整风，我不相信，你们能改！”言词尖锐，态度激烈，遭到与会者的群起而攻之。

6月，由王实味问题引起的争论，使萧军又一次忍不住冲上去，成为众矢之的。

王实味，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写了几篇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又写了一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分别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对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接下来，他又在中央研究院整风壁报上发表了3篇文章。这些杂文被国民党利用，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为了此事，中央研究院连续召开座谈会，从一開始康生就插了手，更准确地说是抓了领导权。在康生的“领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了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随着批判会规模的不断扩大，斗争不断升级，原来同情王实味的人也转变了立场。

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也无往来。王实味问题发生后，李又然找到萧军，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希望毛泽东能给王实味解围。萧军后来说，自己当时不知轻重，倚仗同毛泽东的友情，便挺身而出了。毛泽东虽然态度友好，但断然拒绝了萧军说项。毛说：“这件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的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嫌疑……”萧军明白了毛泽东的态度，不再过问这件事。

过了几天，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有几十个单位、千余人参加的批判王实味大会。当时会场秩序有些混乱，王实味每说一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萧军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毫不在乎。回去的路上，他又说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

萧军的言论被一位女同志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4个人代表延安八大团体、108人向萧军提出抗议，要求萧军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了，简直是把这几个人轰了出去。萧军怒气未消，又专门写了一份《备忘录》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说明了真相，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备忘录》送上去后一直没有回音，萧军沉不住气了。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召开的有2000多人参加的纪念鲁迅逝世6周年大会上，萧军出人意料地在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全场哗然。周扬、丁玲等7名作家当场与萧在主席台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萧军孤军奋战，毫无惧色，越战越勇，越辩越激烈。会场上其他人旁观不语，但无一人退席。辩论从傍晚开始延至深夜，足足6个小时也收不了场。

从此，萧军在延安开始受到冷落。

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有萧军这样率直的人，能够做出与时势相悖的“不合情理”的举动来。

4.“匹夫”之义

萧军性格的刚烈、勇猛和暴躁，人所共知，但他那磊落宽厚的胸怀却在一片诽谤声中被忽略了。尤其是和他交往不深的人，常常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只是个粗鲁的人。其实，萧军是个很讲义气、极重感情、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人。

抗战胜利后，萧军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东北。他辞去了东北大学鲁迅文学院院长的职务，专心主编《文化报》。办报期间，萧军被无端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而受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成为建国前夕中国作家中以言定罪的第一人，从此以后，萧军受到长达30年的不公正待遇。当年许多老朋友为形势所迫，也写文章批判他、揭露他。若干年过去后，当年批他最凶的一位同志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有人问他关于《文化报》那笔账怎么算？萧军感慨地说：“算什么，拉蛋倒吧！个人的恩恩怨怨不值得提了。要提，也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问题，才有意义。这个人也是我的老朋友喽，他死得挺惨，如果真有在天之灵，我祝愿他安息。”

1979年6月，萧军在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只不过可以发表文章的情况下，主动为丁玲辩诬。延安时期，丁玲多次发言和写文章批判萧军，特别是在那次萧军宣读他的《备忘录》时，丁玲曾盛气凌人地说：“我们一点儿也没错，你是百分之A1978年8月18日，萧军（中）在哈尔滨青年宫作报告。左为萧军之女萧耘。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而萧军也不示弱：“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时过境迁，萧军得知丁玲自反右斗争后长期处于逆境，“文革”中又被诬蔑为叛徒，证据之一竟是鲁迅给萧军信上提到的一句话时。萧军立即以当事人的身份为鲁迅信上的话作了长长的注释，说明那段话的本意，并指责这“纯属是一种无知或恶意的诬枉之辞”。对此，丁玲非常感动。而萧军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为公、为私，我这个当事人都要站出来说话，这不独是交友的原则，也是做人的起码的道德。”

1981年底，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上，萧军与阔别年的胡乔木重逢，两人相见，亲切握手，久久不放。会议间隙，《文艺报》编辑请萧军就胡乔木刚发表的重要文章《当前思想战线上的若干问题》发表看法，萧军欣然接受。不久，《文艺报》即刊出萧军的文章，给予热情的评价。

胡乔木读了萧军的文章后，深为感动，特别为他过去曾多次伤害过萧军，萧军却不予计较、坦诚相待而深感歉疚。

晚年的萧军，毅然中止了自传的写作，认为不该再揭过去的伤疤，因为自己痛别人也痛。他愿意所有的不愉快和怨恨到他为止。

（选自《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