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鉴

摘 要：战时宣传研究是战时新闻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梁士纯、王一之为代表的学者对战时宣传的研究，挣脱了“为学术而学术”的困境，将学术贡献于实践，对战时背景下的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对梁士纯、王一之一手文献的研读，试图以二人的宣传学理论为研究中心，勾勒出比较学视野下，二人对战时宣传现象的学理阐释的异同。

关键词：梁士纯；王一之；战时宣传观；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7-0139-02

“1936年5月，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举办第五届新闻学讨论周，其主题为‘新闻事业与国难，标志着新闻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已经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层次，这成为战时新闻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1]”抗战背景下的新闻学研究成为新闻学术史的一个重要时期：不同于非战争时期的新闻学研究目的，不再“为学术而学术”。其中，战时宣传研究成为战时背景下不可忽略的研究，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战时宣传学被刻上实用主义的烙印。新闻学者的宣传思想对战时背景下的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对梁士纯、王一之一手文献的研读，试图以二人的宣传学理论为研究中心，勾勒出比较学视野下，二人对战时宣传现象的学理阐释的异同。

一、引 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涉及战时宣传学的专著并不囿于“战时”二字，早于战争前出版的同时期宣传学作品也对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战时背景下，大量的宣传学研究往往受到时代气息的渗透，逐渐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九一八事变”后，以梁士纯、王一之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积极从事战时宣传与国际宣传的研究，引介了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伯奈斯（Edward L. Bernays）等人的思想与观点，编译、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与专著[2]。其中，梁士纯的《实用宣传学》、王一之的《综合宣传学》以及二人发表的战时宣传学专论均对战时宣传观有所阐释。

梁士纯（1902-1984）系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新闻学者，1920年赴美留学。1929年应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邀请，复建停办的新闻系（教授及系主任），1934年春来燕大，1935至1937年任新闻系主任[3]。梁士纯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开设系列宣传学课程，提倡宣传学教育并从事近代宣传学研究。1936年著有《实用宣传学》，该论著对战时背景下的新闻宣传实践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王一之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1925年，赴远东通讯社组织的新闻学演讲会并发表演讲。1944年其《综合宣传学》问世，共四编：第一编对宣传学做系统性的学理阐释；第二编围绕战时宣传学展开，分为宣传机构的组织、宣传人员的选择、对内宣传、对盟国宣传、对中立国宣传和对敌宣传几大部分；第三编为国外战时宣传经验；第四编围绕宣传技术展开论述。此著作中间两编围绕战时宣传学展开论述，此外，其战时宣传观还表现在其发表的部分专论中。

二、梁士纯与王一之战时宣传观的一致性

战时背景下，梁士纯、王一之与战时宣传学结缘，他们意识到战时宣传在国难时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研究各自战时宣传观的道路上坚定前行，二人的宣传思想体现出颇多一致性。

（一）宣传的定义：科学与学科

梁士纯在《实用宣传学》的引言中，提出“所谓宣传就是要把一种消息或意见陈布于公众之前，借以左右他们的主张或行动的一种力量”[5]。他将宣传学看作是与新闻学极有关系的一种独立科学，“现代的宣传已经成了专门的学术，值得精细的研究”[6]，并很快意识到宣传学在欧美各国的地位之重，他在专论的文献中推荐了7本研究宣传学的国外书目。梁士纯不仅仅将宣传学看做是专门的学术，还将其视作一种独立的科学，其对宣传学的定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王一之认为，宣传可以成为科学，因其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下，整部著作都是借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宣传，因此，“标出宣传学的名词，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宣传学，现在是恰当其时了”[8]。王一之强调宣传可以为学，更是一种科学，在专著《综合宣传学》中，他专门论述了“宣传的研究能否成为科学”和“宣传学的科学研究法”，并建议从原理和经验两方面加以根本探讨。

（二）战时宣传的地位

战时背景下，学者对“宣传战”有了一定的认识，宣传研究为学者们所重视。梁士纯认为“现代战争中，军备、经济及宣传，是绝对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9]。将战争背景下的宣传作用加以凸显。

与梁士纯一致的是，王一之同样认为，军事集团的胜负大部分取决于国际意志的向背，并提出“宣传战可以毫无愧色地构成现代战争中三大环节的一环，来与军事战争经济战相配合，而负起攻必战的任务”[10]。

由此可见，二人留下大量的宣传学专著及专论，恰恰是因为其对战时宣传地位的认可，认为宣传战与军事战、经济战同等重要，三者胜败的结果均为战争之关键。

三、梁士纯与王一之战时宣传观的差异性

战时宣传学的提出对战时背景下的宣传工作具有一定借鉴价值，尽管学者对战时宣传观的论述方向基本一致，但不同学者在论述层面上仍存在些许差异，梁士纯和王一之在战时宣传的分类和战时宣传的组织中，采用了不同的侧重点。

（一）战时宣传的分类

梁氏将战时的宣传分为三方面，一是對内的宣传，二是对于协约国及中立国的军备，三是对敌国的宣传。对内的宣传，梁士纯从维持激昂民气的方法切入，提出多种对内宣传的策略；他认为，对于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宣传更是不可忽视的，要将宣传进行到位；对于敌国的宣传，梁氏则认为“最厉害破坏敌人国内阵容的方法是引起其国内人民来反抗，来推翻他们的政府——那就是起来革命”[11]。除此之外，梁士纯还对各个国家的前例进行了介绍。

王一之借鉴了拉斯韦尔的宣传分类：提高本国人民的情绪；加强同盟国的团结；争取中立国的同情与援助；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在国内宣传的论述中，王一之提到主要任务是鼓励民众情绪，即把战争的责任加在敌人身上；同时加强国内的团结，具体到把本国的战争目的神圣化；还要维持人民的激昂使其经久不变。对敌宣传中除了提到类似的宣传方针，如搅乱敌人后方民众的意志，使士气受挫折，离间敌方的盟国以及离间敌国政府与人民外，还多了对分化敌国少数民族的具体阐释，此点是梁氏专论中未曾提到的，王氏切入论述的角度更为具体，提供了更多宣传策略，富有实用价值。

（二）战时宣传中的组织

梁士纯、王一之在专论中均承认了战时宣传中组织的重要性，但二人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梁士纯十分重视从社会组织互动的角度讨论宣传现象，他认为“战时宣传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是组织”。他将战时宣传的组织分为三类：分别是宣传责任集中在一个首领身上，分组而作，政府各部负责本部的宣传责任。梁氏将各国采取组织的形式进行了枚举，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对三种类别进行利弊比较。

相比之下，王一之讨论了宣传机构的组织选择，并对不同的类别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王氏将战时宣传的组织分类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在战争爆发以后，必须迅速地组织宣传机关来操纵舆论。但应用何种方式来操纵舆论，秘密地或公开地呢？操纵舆论的机关组织应是统一的或分散的呢？”[13]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王一之将其进行了分类讨论，即对内宣传采用公开临时政府的形式，对中立国家视情况而定，而对敌国则采取秘密方式。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终于有一个负起调整舆论指导工作的中心宣传机关，最为切要”，并否定了大权集中于一人之手的集权或分散方式的组织。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王氏也对各国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详细比较，并评论了其优劣。

四、评价和讨论

因为产生于抗战期间或抗战结束不久，研究者还处于战争语境之中，所关注的“问题”来自现实需求，所研究的“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所提出的“策略”富有实用价值[14]。我国有关战时新闻学的研究，往往立足于新闻史学的角度，在学理意义、时代意义及历史意义上加以剖析。梁士纯与王一之等新闻学者对战时宣传现象的学理阐释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个人海外留学经历、报业实践经历密不可分，二人均借鉴国外先进学术知识，讨论了战争背景中的宣传战，并将国际宣传实例进行重点剖析，从而可以更好地联系当下的国内背景提出对策。

在时间的序列上，有关宣传观念的表达，梁士纯要稍早于王一之。梁士纯对于战时宣传观的阐释集中体现在其若干篇专论当中，而王一之的战时宣传观则成体系地体现在其《综合宣传学》专著中。梁士纯对战时宣传观的学理阐述，是将宣传现象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结合的成果，其仅从政治宣传的视角对新闻媒体在特定的时期与政府的合作，积极地控制舆论的方法，为宣传学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学理阐释；较之不同的是，王一之在宣传学专著中采用了跨学科的视角，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对国内外学者的理论进行大量的引用，且善用比较的方法，在著作中对战时宣传学的阐释更为具体，得出更为清晰的宣传策略。

但梁氏对战时宣传学的贡献是，梁氏之前宣传学只是作为一种现象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梁士纯站在了学科的高度，从学理上对宣传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并在战争背景下，将留学海外之所学运用到战时宣传实践中去，既是学术体制内的研究者，又是新闻领域的实践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梁士纯与王一之对战时宣传现象的学理阐释不分伯仲，为新闻学术研究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J].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76.

[2] 王晓乐.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实践之发轫——对全面抗戰时期国际宣传的历史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0）：63-69.

[3] 张玮瑛.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771.

[4] 梁士纯.实用宣传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5] 梁士纯.实用宣传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6] 梁士纯.战时的舆论与宣传[J].民族公论，1938（4）：145-158.

[7] 梁士纯.怎样研究新闻学？[J].读书指导：13-21.

[8] 王一之.综合宣传学[M].金华：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3）：3.

[9] 梁士纯.国防与宣传[J].独立评论，1936 （109）.

[10] 王一之.综合宣传学[M].金华：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3）：71.

[11] 梁士纯.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J].国闻周报，1936（24）：21-28.

[12] 庄廷江.“战时新闻学”研究（1936-1945）[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2）.

[13] 王晓乐.民国时期公共关系教育创建始末[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6）.

[14] 张朋.梁士纯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宣传学研究——兼论战时新闻学的两条路[J].2014（6）.

[责任编辑：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