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墨林

她新结识的几个陪读妈妈婚姻都已名存实亡。

她们谈起婚姻，那种“同仇敌忾”的情绪，陈桃花完全插不上嘴。

把陈桃花从湖南株洲带到美国洛杉矶的，是一所私立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2014年夏，这薄薄的一页纸，铺开了儿子的异国求学路，也折叠了陈桃花迄今近3年的人生。从43岁开始，她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陪读母亲。

儿子中学所在的圣盖博谷（San G abriel Valley）亚裔居民占总人口27.4%，比白人数量还多，其中大部分是华裔，又称“华人谷”。在这里，陈桃花认识了更多中国妈妈，她们过着相似的生活，每天做饭、购物，偶尔聚在一起聊天，却仿佛透明的影子，穿行在自己的世界，与周围的一切不发生任何关联。

孤独影子的覆盖之下，是一个在以往的新闻报道中面孔模糊的庞大人群：海外陪读母亲。在圣盖博谷，这个群体的数量或以万计，“中国妈妈团”数次引起当地媒体关注。在国内，她们牵住人们视线的方式，多与孤独与作为孤独衍生品的故事有关，譬如对国内丈夫出轨的怀疑、回国捉奸的猎奇等等。

或许，从陈桃花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试着追溯这种孤独的源头在哪里。

起点

陈桃花和丈夫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丈夫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学业上的出色是一种传统，可惜儿子却不适应国内传统的教学模式。一次，陈桃花和丈夫无意间说起，儿子你英语成绩最好，要么去美国上学，美国人不会算术，中国孩子去了轻轻松松第一名。儿子说好啊，想了想，又说了一遍：能这样太好了。丈夫和她对视，意识到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

住所由中介事先联系妥当，陈桃花持读书签证赴美，但几乎不用上课，挂名在一所并不十分正规的大学。中介对此有娴熟的套路，陈桃花名牌大学的学历和大机关的工作让流程变得容易。

儿子办理入学后，学校里亚洲面孔出乎意料的多，漂泊天涯，一见如故，孩子们的周末被一次一次的聚会填满，回家说不了几句就进了房间。陈桃花落了单，但还是很欣慰儿子的快速适应。“我不是把孩子绑在身边的那种家长，我来美国只是为了照顾他 ”。

对儿子这类初来美国、语言和心理都需适应期的学生，学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扶着过第一关”，陈桃花经常收到老师的反馈报告，贴心地附着中文翻译，大都是让她放心的赞许。其中有一句让陈桃花笑得合不拢嘴：“您孩子的天赋让我们印象极其深刻，学校会为他制定充分满足其潜力的培养方案。”

这符合陈桃花之前的期许。“所以很幸运，这条路走对了。我就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决定。”陈桃花说。

孤独者的默契

随着儿子在新的环境如鱼得水，陈桃花也开始努力扩展自己的圈子。当地华人圈子里的家庭教会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教会，因为信仰而聚合；另一种则是纯粹的抱团取暖。它们像水和油一样会自动沉淀分层。陈桃花的教会里“一个基督徒也没有”，每周末却像模像样地祈祷，有的教友车里挂着小佛像，手腕上是檀串念珠。

陈桃花觉得这一切很有趣、很新鲜。她热衷于参加教会的例行活动，周末轮流做东聚餐，在教友别墅的地下室放音乐跳舞，偶尔还会结伴短途旅游。但温暖之余，教会也带给陈桃花一缕似有若无的阴霾——她新结识的几个陪读多年的朋友，婚姻都已名存实亡。她们聊起孩子时滔滔不绝，但谈起婚姻，那种“同仇敌忾”的情绪，陈桃花完全插不上嘴。

由于长久的分离，很多陪读妈妈的婚姻里都带着伤痕，遥远的国内总有“另一个女人”的疑影。这让她们对那些“破坏家庭的人”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深恶痛绝：坚决划清界限。

从聚会流传的一些片段中，陈桃花觉察到，很多陪读妈妈的心境处在隐忍和爆发两种极端，这显然和对失去的恐惧有关。但她也发觉，妈妈们的情绪被一种更加顽固的意志主导，那就是陪读的意义。对此，她们心甘情愿，绝不后悔，并极容易被自己的“牺牲”所感动。

儿子慢慢展现出来的优秀让陈桃花的心安若磐石。第一年，儿子的成绩是漂亮的Top10%，这在国内“根本不可能”。而且，儿子似乎完全适应了美国，小伙伴在家里进进出出，中英交杂。

至于陈桃花自己说不清的担忧，在儿子光明未来的映衬下，微弱得几可忽略。

此岸和彼岸的裂痕

感情第一次断裂发生在2015年末——陈桃花的母亲去世，她没来得及回家。陈桃花说，这件事是她陪读生活的分水岭。

丈夫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与岳父岳母家礼数往来周到，但向来是放下东西就走。她出国后，丈夫上门看她父母的频次不减，还是留不下几句话。母亲去世后，陈桃花突然觉得这是一种“罪证”：丈夫没尽孝，母亲走得可怜。

回国两个月，和丈夫冷战两个月。两个月后，陈桃花打起精神回到美国。但她不知不觉掉进了很多陪读母亲挣扎过的漩涡：透过话筒追索丈夫微小的情绪变化，揣测对方是不是关心自己。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倾倒后，生活仿佛陷入了一种失序。陈桃花极少在儿子面前显露悲伤。除了一句冲口而出的指责：“都是为了你们老胡家。”她指的是没见母亲最后一面。儿子也愧疚也难过。尤其是陈桃花担心国内的悲伤气氛给儿子造成影响，没让他回去看外婆。那年春节，儿子独自一人在美国度过。

一度消失的灰霾，重新笼罩在大洋彼岸的房间里。儿子变得不爱回家。陈桃花如常参加教会的活动，热闹的感觉毕竟要好一些。但在家里的时间，她会长久地躺在床上。

渐行渐远

一次回国，陈桃花带回了四大名著和《古文观止》《史记》等书，满满一手提箱。她想利用周末时间，给儿子上中国文化课。“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中国人得了解中国人的历史，那是我们的根。”她一本正经地给儿子论述这个课程的必要性，儿子听着没忍住，噗嗤笑出声来，称她是“突发奇想”。

很多陪读家庭上演着类似的故事，也萦绕着相似的气氛。关于子女，陪读妈妈们有两个重点话题：一个是如何爬藤，望子成龙是中国父母共同的心愿；一个是苦恼子女“不孝顺”——孝顺原本就不是美国文化的基因，甚至不是现代文化的基因。

或许是为了治疗自己，陈桃花买来大量心理学的书来读。她对一句话记得特别清楚：“人世间所有的爱，都是以聚合为目的。唯有一种爱是不一样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以分离为目的，分离得越成功，也就是爱越成功。”

陈桃花觉得，這句话否定了她3年陪读的一切，“等于说这条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不是结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桃花的儿子也慢慢开始审视妈妈。他觉得妈妈像贴在身边唠叨的麻雀，爸爸像一年飞来见一次面的候鸟，亲情在过度的远和近这两种极端状态下，慢慢淡掉了。他明白父母在牺牲自己，花费巨大的代价为他谋一个前程。在美式教育下，他完成了从“学渣”到“学霸”的逆袭，自尊心逐渐修复的同时，新的价值也在经历着打磨和塑造。

陈桃花和丈夫心照不宣的一些裂痕，从没有真正瞒住敏锐的儿子。他希望妈妈回国，去修补自己的生活。陈桃花总是说：“等你长大一点，我就可以放心回去了。”可儿子郁闷地觉得，在专属于中国母亲的那种度量衡中，他长大的那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