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

文在寅政府外交安保政策的特点是“亲美”基调下对中朝两国的隐蔽“疏离”，呈现出了“右倾化”的一面。

7月2日晚，履任韩国总统不足两个月的文在寅结束了为期5天的访美行程，这创下了韩国总统上任后最快对美国进行访问的新纪录。

此次文在寅访美的随行人员，主要为政商两界人士，未有现役军人或有军界背景的人士，这与其前任朴槿惠2015年访美时由国防部长陪同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在寅搭建的外交安保班底以专业性的文官身份、政治上左翼或中立的形象与朴槿惠时代的遗存做了切割，但文在寅政府外交安保政策的特点则是“亲美”基调下对中朝两国的隐蔽“疏离”，呈现出了“右倾化”的一面。

摒弃保守派，倚重文官

文在寅访美随行官员皆是文官，如隶属内阁的外交部长康京和，隶属于青瓦台的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政策室长张夏成，以及国民沟通首席室的几名官员。

内阁外交部长和青瓦台政策室长的位置是文官，这与往届政府一致，但青瓦台安保室长的人选也是文官，则同朴槿惠时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朴槿惠时期的安保室长，按照术业有专攻的说法，往往由退役军人或具军方背景的人士担任，例如金宽镇、金章洙这两任。而文在寅本人作为韩国政坛的进步派，其自执政后挑选内阁和青瓦台总统府的阁僚和幕僚时，最起码的标准就是摒弃保守派，在这些重要位置安排的人员至少也应持政治中立立场。因为这既涉及政治理念认同问题，又是推行其外交安保路线的必要举措。

韩国自建国后的李承晚时期起，军方就一直扮演着保守派的角色，而至朴正熙1961年发动“5·16”政变建立军人政权以后，军方的保守立场更加突出，政治上亲美、亲西方、极端反共，经济上主张新自由主义、依托大财阀、强调经济效率第一。

文在寅刚刚就任总统后不久，就发生国防部和军方瞒报“萨德”入韩的事件，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军方的保守立场与文在寅政府的进步立场截然相反、水火难容的情况下，排斥军方人员而代之以文官身份的郑义溶担任安保室长也就显得合情合理。

虽然现在已经退役的陆军大将韩民求仍在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一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最大的可能性是要么去职，要么受到国防部中文官的掣肘。如果作为“保守势力”的韩民求被文在寅解职，则内阁各部的长官和青瓦台各室的室长将会完全实现文官化；而如果韩民求留任，国防部被动进行国防改革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作为卢武铉总统时期的青瓦台幕僚长，文在寅见证了2006年启动的“合作型自主国防” 计划，经历了从被美国领导转型，到建立自主国防体系并要求政府对国防部和军队进行控制。而国防部高级职位“文职化方案”曾是卢武铉总统国防改革的重点，同样作为进步力量的文在寅在卢武铉身边浸淫多年，深得此中要诀，因此国防改革应是其任上条件成熟时的不二选项。

“购买”特朗普，平衡中美

通过从上任至访美这段时期内的政策基调来看，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在对朝鲜和中国安保政策上，亮着左灯往右转，强调重视美韩同盟关系。在对朝鲜政策上，文在寅出访美国时未有属于保守右翼势力的军方或政治人士随行，会让人产生即使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两人要协调朝核问题立场、对朝政策，也是在柔性框架下进行的错觉，而且文在寅于就职演说中曾有一番看似左翼的言论：“如果条件允许，我也愿意访问平壤。”

但这里的条件，确切地说，就是指朝鲜中止核、导“挑衅”。因此，这种对朝“月亮（Moon）政策”更接近于美国支持的李明博与朴槿惠右翼政府对朝采取的“有条件缓和论”，而与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不预设立场而对朝实行“阳光政策”不可同日而语。

在对华政策上，韩国也是亮着左灯右打方向盘。虽然这次美韩两国首脑并未讨论“萨德”的问题，但在中国关切的这一问题上，青瓦台发言人早前曾表示要彻查瞒报4辆“萨德”发射车“入境”的国防部长官韩民求与前青瓦台安保室长金宽镇等军方人士。6月7日，现任青瓦台安保室长郑义溶表示要对瞒报入境的这4辆“萨德”发射车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而时间可能会长达一年。

这些表态看似回应了中国的关切，但实际上，因国会弹劾案而由黄教安代政朴槿惠期间，有两辆“萨德”发射车已在星州郡完成了部署，已具备初步运作能力。而郑义溶表示这两辆“萨德”发射车不在环评范围之内，韩国依然在中美间寻求战略平衡。

其次，对美实现商业化与内政化的“低阶外交”。文在寅此次访美，随访的青瓦台政策室长张夏成与多达52人的庞大商业代表团，则共同预示着在可见的未来，对美外交的务实角色将由谁扮演。

据韩媒报道，这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在2017年至2021年间，也就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对美投资预计会高达128亿美元，且基本投向共和党的支持州，因此用“购买特朗普”来描绘韩国对美国的公关是再贴切不过的比喻。

文在寅抛却“在政言政”的“高阶外交”，倚重韩国的工商界大佬为商人总统特朗普量身定做的“低阶外交”，也是匠心独具。而张夏成作为长期研究韩国经济失衡问题的高丽大学商学院教授，受邀进入青瓦台担任政策室长，负责协调经济政策以解决就业和企业政策框架两大主要问题，这个时候随访美国更在情理之中。

由于朴槿惠执政后期以安全为由引“萨德”入韩导致的中韩关系紧张，使韩国错失将自身发展战略与中国“一帶一路”战略对接的契机。而在出口、投资与吸引旅游等诸多方面缺少中国拉动，成为韩国国内的就业状况与企业发展异常低迷的重要诱因。此时，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助力解决内部发展问题就成为文在寅访美期间的重要议题。

再次，接续民主化以来的各届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再推“中等强国”外交。从金泳三政府开始，韩国便开始推行“世界化政策”或曰“全球化政策”，言简意赅地讲，就是要使韩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

文在寅访美最终与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中，有一点表述为“作为全球性伙伴加强合作”，如果作一番联想，这个表述不外乎是：虽然在朝鲜半岛或东北亚区域内，韩国要依托美韩同盟作为其外交基轴，但在全球范围内，韩国需要突破美韩同盟的框架，与作为全球性国家的美国一道，平等合作，必要时单独发挥韩国在地区以及全球议题上的建设性甚至引领性作用。这大致承继了前几任政府的“中等强国”外交政策。

不过，和其前任一样，文在寅的“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成效，依然有待观察。而一个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加的朝核局势以及大国博弈，是文在寅必须面对的考验，这种考验的复杂度较之其前任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