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名言充分体现了大国治理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国家建设寻求制度上的普遍性，不允许地方性制度挑战中央权威；另一方面，大国覆盖面积之大、人口之多，有效的治理术需要允许一定范围内的灵活性，以应对变化多端的地方性问题。那么，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帝国，其是如何处理这种统一性和灵活性的矛盾呢？丹尼尔·科斯（Daniel Koss）最近发表了《帝国的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 of Empire）一文，认为清王朝采用了差别对待官员任用的策略，在帝国内部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地方灵活性的问题。

虽然早在秦代就有了“书同文，车同軌”一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历朝历代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有着统一的制度化解决方案，因此马克斯·韦伯将中国视为形式理性的对立面。但是这恰恰暗示着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避免了韦伯笔下的官僚化弊端，有能力以相对灵活的形式解决地方性问题。施坚雅就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治理术的地理学面向，认为可以用地理因素来说明中华帝国的影响力。科斯并不反对施坚雅的这一论断，但认为地理背后的政治意图同样重要，并将研究目光置于清朝的山东省域之内。

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重建过程，在康熙年间，清朝的国家制度基本定型，但这也意味着官僚制的弊端开始显现，而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矫正的就是雍正皇帝。科斯认为，雍正皇帝对建立在科举制度上的官员选拔制度颇有怀疑，意识到这种体现儒家思想的考试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出官员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