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张天恩

考察访古随笔

文图/张天恩

又走宁县访古迹

早年,因为先周文化的研究,曾非常想到古豳地范围的甘肃庆阳宁县、正宁县一带做考古调查工作,希望能有机会发现周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可惜未能如愿,确实成为一大遗憾。

没有想到,去年到今年竟三次走访宁县。前两次是专程参观宁县早胜镇石家春秋墓地的发掘,来去匆匆,虽然非常高兴,但除了墓地的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其他均未及关注,颇感意犹未尽。今年有幸随第十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在花红柳绿、草长莺飞的四月天,又一次走进宁县。

博物馆里,少量齐家文化的陶器和一件可能与之有关的玉钺,让考察队找到了第一个兴奋点。西周的陶器的确有一些,但与公刘和周人居豳时期相差较大,不免有些失望。不过查看馆藏资料时,居然发现了一件属于刘家文化的红陶单耳罐,近于圆底,纹饰较细,年代可能接近商代中期,真有点大喜过望。这件文物虽不能说与周祖公刘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毕竟发现了商代的遗物,肯定不仅仅只有这样一件,应该还有相应的遗址乃至分布地域。看来,宁县一代为古豳地的范围,绝不仅是后世的附会。多年前的愿望,初有小偿,颇有些得意。

接着,又去了被当地人称为庙嘴坪的遗址,位于马莲河与另一条河流交汇处的黄土台地上,地势高亢,三面环水,一看就知道是宜居的好地方。走到那里,到处可见汉唐的瓦片,也可捡到更早的陶器残片。找到一处断崖,看到了灰坑及夹杂古代陶片的文化层,大家采集了一些让我判断,主要是仰韶文化的,也有少量龙山时期的,还发现了一处夯土遗迹,从可观察的夯面判断,年代大约在汉以后。就所见情况而言,这里显然是一处内涵丰富的古遗址,时代跨度很长。地方学者告知,这是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来的名字叫公刘坪,见于地方志。因为过去有一座庙,民间慢慢就将其叫作庙嘴坪。

一时兴奋,我便建议恢复公刘坪的原名,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虽然,今天在这里没有采集到公刘时代的遗物,谁又敢说将来考古发掘时就不会有所发现呢？毕竟,正宁县博物馆里现存有这个时代的陶罐。

周旧邦牌坊遐思

时值春深,天朗气清,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走进陇东名邑——庆城县,也就是原来的庆阳,又称为凤凰城(因为城郭形似一展翅飞翔的凤凰)。庆城县历史悠久,文化沉积丰厚,古有北豳、北地、庆州等称谓或隶属关系。地方学者考证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一词,就是他在庆州备防西夏时所作。“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那是何等壮美的景象。

但更让大家感兴趣的是,这里到底与周人的祖先有无关系？故在庆城县博物馆馆长等人的引领下,先参观了城区的周旧邦木牌坊。此坊位于庆阳城南街,明弘治年间建,木质结构,共三间,高约10米,长约12米。木坊以四根明柱通顶,柱之上部五层斗拱叠涩镶砌负托,坊顶铺有青瓦,中间榜书“周旧邦”三个大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确也古朴肃穆,让人顿生崇敬之情。

于其取名,意旨显然比较明了,是源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句,点出建坊的缘由——这里本为周人故地。当然,此地也成为考察团成员讨论的焦点,因为周人居豳的具体地方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

周旧邦牌坊

商代袋足分裆陶鬲

参观庆城博物馆的陈列,不少玉器首先吸引了考察队员的目光。赞叹声中,我有了一点收获,先后发现了三件商代的陶鬲。其一为一袋足分裆鬲,方唇外有堆纹,并有压印的绳纹道,经验可认定属于先周晚期或商末期,类似的标本曾在陕西长武县碾子坡和长安沣西先周晚期墓葬或遗址有发现,属于与刘家文化有关但又有变化的陶鬲。其二为一高弧领侈口的袋足分裆鬲,饰较细绳纹,年代也属商代晚期,可认为属刘家文化晚期的陶鬲,但领部可能受寺洼文化的影响。第三件更有意思,为侈口,方唇,矮领,三足较肥硕,分裆外观有联裆的感觉。对比与先周有关的诸类陶鬲形态,最为相似者显然是陕西彬县断泾遗址早期出土的肥足鬲,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属于先周文化。只是后者的口沿外多为花边或加泥条,表明其年代较早,被认为相当于殷墟一期前后,也就是商代中期或稍晚。此鬲的时代,显然要在其后了。

以上三鬲,实际上涉及了两种商代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第一类属刘家文化,被考古界认为是以姜子牙为代表的古羌文化的一支,也有认为与先周文化有关。第二类是我所说的先周文化孙家型,是西周文化主要来源的一部分。但可惜的是,这里所见的三类陶鬲的年代都比较晚,与周祖公刘及其略后的先世差距不小,故尚难与牌坊所示相容。

但是,代表这些陶鬲早期形态的考古遗存,是否在庆城或周围地区也曾存在过呢？

初登芦山峁遥想4000年

历史名城、圣地延安新区北侧的芦山峁,是陕北高原上无数梁峁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山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并不为人所知。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先后发现了古代玉器而为考古界所关注,经研究这些晶莹剔透的玉璧、玉琮属龙山或夏代的遗物,遂名声远扬,誉满学林,再次印证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至理名言。

许多年来,我总想到这个重要遗址上看看,但不知从延安过往了多少次,却总是行色匆匆,错过寻访的机会。这实在是人生的一个玩笑,做了一辈子考古工作而未能前往,却在退休后随着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走进了这个遗址。

5月的首日,时值孟夏,天青青如洗,云淡淡欲飞,花艳草绿,更得好友延安大学的杜林渊教授、考古所张所长等作陪,来拜谒这个让人神往的古玉王国,我和考察团的其他人都大获裨益。因为这几年不断对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并于去年进行了发掘,对遗址的认识确实已今非昔比。令大家惊叹的是,遗址的面积可达300余万平方米,有大范围的夯土基址、墓葬等。更让人不解的是,在遗址范围内,多个点曾出土过玉器,这个距今4000年前后的聚落,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芦山峁遗址

我们熟知,石器时代的聚落超过百万平方米就已经是比较重要的了。面积能达数百万平方米的遗址,考古界总是将之与古国的都邑联系在一起,应属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尺,加上大量玉器、夯土基址等,诉诸于我们的是这里也曾活动着一个隐迹于历史尘埃的王国。它与年代相当、规模相仿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并立于陕晋高原地区,是属于同一个大国统治下的地域中心,还是各不相属的独立王国？它们之间到底演绎过多少匪夷所思的故事？

此前,学者们还津津乐道陶寺和石峁之间的种种纠葛,现在恐怕还要想一想芦山峁的人群,他们也应是不可小觑的文化势力。虽然三者都曾使用了大量玉器,但石峁玉器的工艺似乎较芦山峁玉器略有逊色,陶寺玉器较前两者发现的密度略为稀疏,这样的差别有何具体的缘由,是尚好所致还是玉材曾是他们追求和争夺的重要资源,这都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据现有的信息,这几个大型聚落周边并没有可供开采的玉矿产分布,因此玉料的获取还要求更广的地域。

现有发现说明,这几类文化的玉材基本分布在甘肃、青海和新疆地区,其多半又处在与他们的考古学文化颇有不同但又有一定联系的齐家文化范围内。因此,也就不难推测,后者可能就是为他们输送用玉材料的社会群体。但相互间的传输交易如何完成,运玉的通道在哪里,齐家文化具体承担了何种角色,必将成为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李家崖遗址城墙局部

未来的哪处发掘最能揭开这些秘密,我们充满了期待。目前,从我们的考察可以了解到的是,齐家文化不断向东移动,渭河下游、丹江上游,还有河套地区都有其踪迹。石峁、芦山峁人又将他们的触角向西伸出,子午岭以西的华池县郭嘴子遗址等类粗灰陶器已给出了些许信息,而更多的认知还要学界共同协力发掘。

踏查古城鬼方觅踪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一路行来近10天,基本是每日均见晴好,或有晚间落雨,但都清晨放晴,从未对行程产生影响。未曾想在陕西清涧县却遇到一夜好雨,直至早饭过后依然滴雨纷纷,荫翳沉沉,不见转晴的迹象。去高杰镇李家崖商代城址的计划眼见落空,只好先到清涧县文管所陈列室参观。

在考察所经的诸多区县,主要看的是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玉石器,而清涧县馆藏的文物却是以铜器为大宗,特别是商代青铜器的数量、质量等均值得称道,让考察队大开眼界,赞叹不绝。鼎、簋、尊、觚、盘等铜礼器,大气精美,不少具有北方文化特色的銎内戈、銎内钺等青铜兵及奇特的蛇首柄铜匕等,属于北方系青铜文化遗物,被认为具有古代文献所载的古族“鬼方”文化的特点,更让大家称奇。

这个鬼方可不简单,它是一个距今3000年前后的强悍部族,曾活跃于南流黄河两岸、陕晋高原的沟壑梁峁、河谷山川之间,是商、周两代王朝的巨大威胁。殷墟甲骨文记录显示其是殷商王朝的劲敌,《易经·系辞》也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讲到商王与鬼方的战争曾持续三年。《竹书纪年》及西周铜器铭文等,都记载了周王朝曾多次与鬼方发生过战争。考古学研究认为,分布于陕北和晋西北的李家崖文化,大体就是文献所记鬼方的文化遗存。清涧县地处该文化的活动范围内,长期有该文化青铜器出土,还有密集的遗址分布。

看完文物后,意外的惊喜出现了,雨已完全停了下来。询问县文管所的贺阿龙所长得知,道路都已经过硬化,去李家崖遗址没有问题,自然是大喜过望。李家崖城址是以该文化命名的著名遗址,有机会造访是大家的热望。我自己虽曾到过,但依然非常乐意再次回访。

到达目的地,大家看到石砌的商代城墙还高耸于地面,诚然感慨万端,遍布的商代陶片更让大家兴奋不已,不断地捡拾并讨论具体是何器物,我自然成为众人咨询的中心。

也有人问起另一个李家崖文化辛庄城址,和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群及重台环屋。我解释其复原的形态似缩小了的布达拉宫,又似福建土楼的反转,以及这里青铜器作坊的发现,都彰显了该文化的发展高度。

这一发达的古代文明,在与商周王朝的竞争中如何发展,最终去向哪里？这既是考察队关心之处,也是学界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其实多年的考古发现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有线索表明,他们的活动足迹曾从陕北高原向西南方向流转,一度到达了泾河中游地区,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入居关中,并融入到西周文化中。

去年,《国家博物馆馆刊》刊发了我的一篇文章,对此有些梳理。大体为殷墟早期李家崖文化主要活动于陕晋高原靠近黄河两岸的10多个县区,略晚一些至少有一部分人到达洛河中游的甘泉县,以及泾河中游的彬县、淳化等县,西周初期就已居于渭河之南的华县。有意思的是,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考察陕西境内的线路,恰恰像是逆行了其行经道路。

从西安北上经过淳化时,在县博物馆看到了北方文化的典型器物——弓形金项饰和金耳环,以及青铜器兵器等。后在甘泉县博物馆文物库房,观赏了出土于下寺湾镇闫家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特别是一对青铜马更让人惊叹,马背上的鞍鞯式饰物则是对骑马技能产生年代的挑战。今天的清涧之行,又来到李家崖文化的发现地和分布的核心区域,几乎反方向重走了鬼方文化发展、迁徙的路线。

当然,如有机会再去看看出土于华县的弓形金项饰和金耳环,以及华县东阳遗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说是圆满的鬼方文化之旅了。可惜,此次的行程安排已满,这个愿望有待下一次的考察实现。

重上石摞摞山

2017年5月4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因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来到陕北高原上的佳县石摞摞山龙山城址,对我而言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这是10多年前我领队发掘的重要遗址。尽管这里只是我发掘过的古代遗址之一,却是在我考古生涯中留下遗憾的地方,总是难以忘怀。虽不能说是魂牵梦绕,但每当想起或说起的时候,心头总会有那么一点点惦念。

考察石摞摞山遗址

光阴如梭,无声流逝。那是2003年,我受命带队来到这个偏远的山区遗址,与同事丁岩等一行10余人进行考古发掘,目的是要确认这座石砌小城属于什么年代。因为在此之前的10多年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成为考古学界的最大热点,河南、山西、甘肃、湖北、四川等,或有仰韶、龙山文化的古城,或有殿堂式建筑、大型墓葬等发现,标志文明产生的线索不断被发现。但在被认为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陕西却无可关注之点,在略晚的国家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成为局外之地。于是这座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的小城便被想起,不知其是否能早到文明发生的4000多年前？若能肯定,便具有特殊意义。当年的陕西省文物局张庭浩局长,就将这一任务交给陕西省考古所(后改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我有幸荣膺重担。

石摞摞山城址处在陕北高原的群山之间,距考古队所住的公家坬村有4公里之遥,每日工作两次往返太过耗时,所以需中间送饭就地野餐。在夏秋相继的三四个月中,我们就在烈日中工作、用饭。庆幸的是,考古发掘未负厚望,不仅确认了城址属于龙山时期,而且是龙山早期,即中原地区文化系统的庙底沟二期阶段,就是距今约4500年,从而打破了陕西地区没有早期城址的认识,并让学术界意识到陕北的许多石城,有一部分应属于龙山时期。这在其他的考古项目中不断地得到证实。更重要的是了解到,这座石城的面积虽仅6万平方米,但居然建有内、外两道城墙,保存最好的墙体高度尚有3.4米。在外墙的西北环绕口部宽约10米、深达6米多的护城壕,壕的内壁还砌有高达6.3米的石护墙,充分彰显了这座龙山古城构建的复杂性和突出的防御体系,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和文明发展的高度。

本来要继续扩大发掘,进一步了解其内部功能区的结构布局及重要设施,但由于陕北冬天来临得较早,我们的考古工作在10月中旬中止。当时认为第二年自然要继续发掘工作,以便更清楚地认识其重要价值,还计划对陕北的其他石城作一些调查,以了解整体的分布情况、年代及相互关系等。可惜的是,第二年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执照下来时,考古队又承担了更急迫的建设工程考古项目,并持续工作了数年,以致石摞摞山的发掘被长期搁置。考古报告未能及时编写,研究也未能深入开展,其他调查更是无从谈起,一切计划都成为一声叹息。

这次重访石摞摞山古城,总算得到了些许慰藉,看见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觉得是那么亲切。当年发掘的地方因回填后多已看不到痕迹,但石墙还是在阳光下耸立,石苔斑驳的石缝间有小草爬出。小小的城门仍然敞开着,像是等待着我的进入。城内外都被如茵的青草遮蔽,这是被批为国保单位后加强了保护力度的成绩。

虽然因未能再发掘而对其了解不够深入,城内的结构等仍然是谜,石摞摞山城址内究竟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今天在内城中流连时,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略似方形圆角的排石遗迹,大家便进行了许多有意思的猜测。难道是一个重要建筑的轮廓,还是一个祭祀遗迹？抑或是文保员所说的一座更小的城？

这个迹象在当年并没有被发现,莫不是为了今天的重访所准备的惊喜？

(作者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