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广阔田野追溯文明脉络
——第十一次玉帛之路（陇东陕北道）文化考察活动启动仪式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系列丛书首发仪式发言摘录

参会人员：（按发言顺序排名）主持人：冯玉雷《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总编，作家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时间： 2017年4月25日下午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

刘云辉陕西省政府咨询委员,原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

张天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王占奎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马明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史前研究室原主任

段清波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原秦陵考古领队

张多勇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教授、陇东学院政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永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人类学博士生导师

亢兆宁中国甘肃网副总编辑

军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甘肃分会副秘书长,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张文良中国甘肃网记者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

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一觉醒来,从酒店房间透过朦胧的春雨南望,依稀可瞥见大雁塔。那是古代中国知识人梦寐以求的金榜题名之地。我们的第十一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动即将在这里启程。

这是甘、陕两省学界紧密合作进行学术攻关的一次盛举。感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甘肃分会、《丝绸之路》杂志社和中国甘肃网的专家学者和媒体朋友们。

28年前的今日,我是大雁塔下一名青年教师,为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一次国际会议撰写论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构拟方法》(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研究方法论》, 1992年),文章的结论部分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对策建议,作为把对外开放完全变成对沿海开放的国策格局的补充方案。那时的学界还不知道什么叫作“中国话语”。所以只能附和着洋人的叫法,把历史上构成中西文化交通的命脉之路叫作“丝绸之路”。如今,我们“玉帛之路”这个新说法,是想在流行的洋人“丝绸之路”说法背后,找出这条道路中国段的发生史真相,并恢复我们本土的古汉语表达习惯。简言之,我们正在通过复古的方式再造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话语。

五年前的今日,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首席专家,在结项著作的结尾“研究展望”部分写到“重建中国神话历史”的关键子题之一：中国史前玉石之路研究。

具体而言,有三个突破口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调研和资料数据分析,从而得出重要的新认识。第一,和田玉进入中原文明的具体路线和时代的研究。这是解决夏、商、周王权与拜玉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问题。第二,从前期调研中获得初步观点：史前期的玉石之路有沿着黄河上游到中游的文化传播路线。这和古文献中所传“河出昆仑”的神话地理观密切相关,也对应着周穆王西游昆仑为什么要到河套地区会见河宗氏,并借河宗氏将玉璧祭献给黄河的奥秘所在。这值得重点研究。具体步骤是,认清龙山文化玉石之路的河套地区段,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大件玉礼器系统为代表,暗示着一个强大的方国政权的存在(当地已经发掘出龙山文化古城遗迹)；寻找出石峁玉器的玉料来源、其玉器神话观的来龙去脉,及其和陶寺文化、齐家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商两代文化的关系,意义十分主要。第三,对山西运城地区的坡头玉器的源流关系的认识。从坡头玉器出土地点靠近黄河的情况看,这里是西部的齐家文化玉器、陕北的龙山文化玉器与中原文明玉器体系发生互动关系的三角交汇地区,也是主要一站。这需要扩大周边的搜索范围,找寻更多的文物关联线索,建立因果分析的模型等。

2013年6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与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在陕西榆林合作举办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考察4000多年前的石峁古城遗址和建城用玉的情况,研究西部玉矿资源的新发现及其历史意义,梳理西玉东输的具体路径,并提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新命题。这是国内第一次以“玉石之路”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2014年7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又与《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合作单位在兰州举办“甘肃史前文化齐家文化研讨会”及田野考察活动,鲜明地打出“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以及“玉帛之路——比丝绸之路更早的国际大通道”的旗号。

“玉帛之路”的提法,实乃“玉”与“帛”两种神话化物质的并置,符合国人本土的古汉语表达习惯,具有比现代汉语中出现的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称谓都要久远得多的历史。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玉帛”并置为词的习惯。“玉帛为二精”的说法,表明它们都是通神、祀神的圣物；“玉帛”又习惯与“干戈”“兵戎”相对而言,同为国家祭祀、会盟及朝聘礼器。不过在保留更多史前文化大传统信息的《山海经》一书里,帛基本上退场不见,玉则铺天盖地地出现,总计有200多处山和水是产玉的。这究竟是真是假？2000多年来,无人知晓。

万卷书和万里路,自古就是知识人的人生理想。以探究未知世界为学术目的的读书和探查旅行,自郦道元和徐霞客以来,代不乏人,有《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这样的经典著述流传后世。可惜很少有知识人像郦道元注《水经》那样,认真对待《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所记述的“群玉之山”和玉路,更没有人把《楚辞》中的“登昆仑兮食玉英”说法,当成一种需要考证落实的对象。先秦时代的昆仑,究竟何指？昆仑特产的玉英,有没有实物的原型？同样,《山海经》所记黄帝在峚山所食用的白玉膏,有没有实物原型？黄帝播种的玄玉,被视为玉中极品(瑾瑜之玉),有没有实物原型？怎样去求证？

三年来的10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通过探访和标本采样,都已经完满回答了这些千古难题。

效法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研究范式,国内的中文专业有文学人类学一派学人,他们带着上述中国本土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之谜,一次次地踏上国土西部大地,开启系列的探索征程。自2014年6月启动以来,集中探查的是史前期玉文化在西北地区的分布、西部玉石原料产地及西玉东输的路线。涉及山西、陕西、河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内蒙古八个省区,总行程约2.5万公里,完成西部玉矿资源区的整体性新认识,大致摸清了先于丝绸之路而存在的玉石之路的路网情况。前两次考察的成果汇集成一套丛书——《华夏文明之源·玉帛之路》,共七本,于2015年10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我的《玉石之路踏查记》。

2016年的今天,我在前九次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玉帛之路踏查续记》,是第二套丛书中的一本。今天借着第二套丛书出版之际,向所有参与考察和支持考察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追求的中国话语不是在书斋中想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广阔大地上走出来的！

不知不觉之中,西去的踏查之旅已经历了10次。背起行囊出发的感觉,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习惯。日本著名探险家关野吉晴,用10年时间重走人类迁徙之路,环游地球。一路所记,成为《伟大的旅行》一书。其引言中说到自己出门旅行时如强迫症一般的使命感：

就算说我痴傻，我要开始下一次旅行的热情也燃烧起来了，而且已经无药可救了。这时候的我，完全是失去了自控能力，不顾世俗的眼光，忘记安稳的生活。对于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人变得偏执、粗鲁、无所畏惧，胆子大得要命。心里除了那份旅行计划外，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

2016年乙未年的腊月,恰逢百年不遇的极寒天气。腊月二十五为小年,人们都在回家过年和采办年货的喜庆之中。我们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团在冰雪封山的险境中摸索关陇古道,体验到古人所云“关山飞度”的那一份豪迈。只有边关行旅之人,才会在历尽辛苦之后滋生出一种精神的愉悦。

刘云辉陕西省政府咨询委员,原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

以考古发掘为基础,可以看出神话不是凭空产生的,丝绸向西亚传输远远早于张骞,玉器、玉材也很早就向中原流动,但西玉东输到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值得探讨。众所周知,殷墟曾经发掘出一些透闪石白玉,被认定为新疆和田玉。世界上多个国家存在玉,但是将其作为神物来对待的却只有例如玛雅人、毛利人等极少数,与中国绵延万年不绝的玉文化相比较更是小巫见大巫。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宗教信仰、审美情趣都息息相关,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玉帛之路文化考察能够更好地发现、研究西玉东输的价值。考古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依靠现在的科技,以考古发现解读历史文献,能够极大地推进很多相关研究。陕西省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玉文化,许多博物馆藏有丰富的玉器,包括石峁玉器、齐家玉器等,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探讨有重要的帮助。

张天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从事夏商周研究的人都会关注渭河流域,我之前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时就发觉,渭河流域与甘肃陇山以西地区的关系很紧密,但一直以来没有走访过。易华兄邀请我参与渭河道考察,可说正中下怀。考察中对玉石的产地有了明确的认知,解决了仰韶文化相关疑问,也是对考古学的一大贡献,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对西河滩遗址考古工作的推动不容忽视。

王占奎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新石器时期,陇东地区就与陕西关中有密切的联系,至青铜时代出现寺洼文化,与中国战国民族“戎”具备文化传承关系,戎族与中原周、秦文化并存、对峙,也存在混杂、融合,陇东地区提供了两种文化共生的空间,诸多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实据,但考证文化发展的渊源时,仍存在诸多推测。因此,探寻玉石之路的渊源是十分有意义的。

马明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史前研究室原主任

龙山时代,中国进入建城的时期,广大地区皆有相关发现。北方地区以内蒙古包头、黄河南流大拐弯附近地域为重,陕晋豫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便有城址发现,其分布空间明显大于其他地区。河套地区为重要范围,北至阴山,南到延安、庆阳一线,东到太行山,西达六盘山两翼。近年来一直都有陆续发掘,2016年启动的新课题中,南流黄河两岸所选择的270平方公里小区域范围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08处,密度非常大。以已知城址数量及规模来看,龙山文化早期、中期,城址数量达到了一个峰值,空间分布亦很广；龙山文化晚期、夏文化早期,石城分布集中在南流黄河两岸,数量减少；夏商至西周中期出现断崖式的衰落,之后时期发现的城址可看出明显的文化继承。不同时期的文化从多元并列到内部整合,整个河套地区的文化呈现出外部聚合、内部整合的特征。

段清波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原秦陵考古领队

对长城的认知涉及到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而中华文明是由二者共同构建的,之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只涉及到了农业文明,而不谈后者,但必须认识到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不可排除游牧文明的刺激。就明代来看,游牧民族南下常是因为气候变换,致使更北方的民族南下,因而对长城造成压力,据此推测史前时期也是如此。中华5000年历史中,游牧文明不断南下,刺激农耕文明不断强大,但现在无法分辨其中有多少游牧文明的因素。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

张多勇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教授,陇东学院政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此次陇东陕北道考察非常有意义,因为陇东与陕北地区本是彼此联系非常紧密的两个地区,就行政区划来说,是直到康熙年间才划分为两省的。在这里,我要重点提一提丝绸之路与陇东地区的关系。教科书上都讲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中间路线却被忽略了,这段路线不明确。实际上这段不止一条路线,具有明显记载的有两条：第一条道路是居延汉简ETP59582号记载的从好畴县(今乾县一带)顺泾河沿线；第二条道路是西汉末年关中地区被赤眉军占领后,贵族迁徙凉州所走的道路,班彪曾在《北征赋》中提及,我考证此路线应为经由崇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最后到达固原,沿线遗迹很多。在更早的春秋战国时期,陇东地区为义渠戎国,由出土墓葬可以明显看出受到了周秦文化的影响。所以,陇东地区有很多值得探究之处。

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1998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游牧与农耕》,我曾经从山海关走马观花到嘉峪关,慢慢意识到长城是一条漫长的拉链,可将中国一分为二,亦可合二为一。中华文明是游牧与农耕文化结晶而形成的复合文明：长城地带既是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亦是会合区。李济曾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中深有感慨地说：“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2000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长城以内只是半个中国,三代有道无长城。宋元之际,深受汉文化影响又通晓游牧民族传统的郝经写过意味深长的《古长城吟》：“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金人又筑三道城,城南尽是金人骨。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

夏、商、(西)周三代未必有“道”,确不曾修长城,长城始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大都无城”,夏、商、周三代都城无城墙,更无长城。“中国”还是“中或”。何时修长城？何时应该修长城？这是两个问题,前者已大体清楚,后者却仍然十分含糊。一般认为万里长城始于秦代,终于明朝,又可称之为秦始皇长城或万历长城。真正大张旗鼓修长城的时间很短促,是一项从未也永难完成的烂尾工程。只有在地图上或某些人心中联成一线,正像一条长长的拉链。此次考察活动就是要具体了解陇东陕北长城地带的考古神话、历史民族文化与自然地理生态。

庆阳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核心地区,是中国著名的农业文化之乡,又是戎狄活动区,周人兴起于庆阳值得重新探讨？

黄帝神话传说与长城地带密切相关,先是游牧部落首领,征服炎帝、蚩尤之后才入主中原？

鬼方在商代很著名,其来龙去脉值得追溯。米脂婆姨绥德汉,是否与游牧民族或戎狄有关？

统万城是“大夏都城”：赫连勃勃是匈奴后裔,而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

芦山峁玉器闻名于世,石摞摞古城亦露头角,石峁古城标志着黄土高原进入了黄金时代：距今4000年前后,陕北是东亚最发达地区？

除秦和明王朝之外,汉与隋王朝亦大规模修过长城。唐、元、清时长城地带是中国地理中心。李世民既是王朝天子,亦是突厥可汗。参天可汗道连通长城内外。太宗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此次考察活动,我们不仅参观玉器、铜器和陶器,而且要考察长城遗址、古代交通要道和山山水水。长城内外游牧与农耕民族共同缔结了中国历代王朝。如果中国是一部大书,长城就是书脊。中国的正确打开方式是重视长城内,不能忽视长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