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硕

长亭外

长亭没有名字，藏身于黔西北某地的大山深处，顶是茅草搭成的，右面连接一条窄窄的泥巴路，路边是高寒地区常见的乱石和望不到头的蕨类植物，左面就是往山腰的这一边，可以看到一条通往远方的盘山公路。长亭是山那边的人们送别亲人去城里打工时的“最后一站”。

在我们的镜头里，盘山公路越来越细长，一边是高高的山壁，另一边是悬崖，几乎看不到人烟和歇脚处，据说在它十几里外有一个到州府S城的长途汽车站。每年过完春节后不久，大约初四初五的光景，主要由男丁们组成的民工潮就开始从这里大量涌进都市。

早春的山体微微发黄，寒冷的风把山民们的脸吹得发红，嘴里吐出的气在阳光下像一缕缕快速移动的雾。他们的脸上并无影视作品里送别时的依依之情，也毫无古时文学作品里的那种抒情特征，有的看上去甚至有些木讷。

古时驿道上大约每十里设一长亭，负责给信使提供住宿、给养等，后来慢慢便成了人们行路驻足和分别相送的地方。尤其是在文人的吟咏里，十里长亭完全就是送别地的代名词，时常伴有眼泪、杨柳和美酒等字眼。“送君十里长亭，折支灞桥垂柳”曾是我脑海里固有的古人送别时的经典场景，这与我们摄像机录制到的一幕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个长亭，它的十里之外并无另一个长亭，它的远方是都市。它见证的只是无数大山深处的人们走出来，去到城市里打工谋生。

泥土始终是沉默的。只有泥土知道行人最真实的表情其实在足底，它们彼此隔的最近，它们全都是黑色的，从来不言语。

接下来的镜头是一杨姓的人家。主人叫杨龙武，他和他的女人正在地里挖土。土层很薄，那些青菜仿佛长在岩层里一样。几个小孩和一条黄狗嬉闹着，看上去其乐融融。摄影师同杨龙武打了个招呼：“过年好啊，今年杀年猪没？”杨龙武有些腼腆地笑了，摇摇头。在这个村子里哪家如果过年没杀年猪，多少是有些寒酸的。

“村里的年轻人出去很多，怎么你没出去呢？”显然摄像师希望杨龙武能多说几句话。杨龙武说他有三个孩子，老大刚上小学五年级，家里还有年迈的祖母，母亲身体不大好，身边不能一个男丁也没有。不过他刚满17岁的弟弟杨龙文要外出打工，明天吃完早饭就走，去省城贵阳，是头一回出大山。

摄像师一听有戏，马上就决定跟拍这一家子。杨龙武还算好客，答应一定好生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有些自豪地告诉我，9年前他们村里没有一个人外出打过工，他算是开山鼻祖，村里的打工潮是他带动出来的。我很好奇，他又是怎样想到要外出打工的呢？他不好意思地说是因为邻村的几头耕牛吃了他家地里的包谷苗，去索赔时对方先动手打了他，他回击下手太重，把人家打成了重伤被判了两年劳教。出来后就不想马上回村里了，在外面打了几年工后，用积蓄把家里的土房换成了石头房。这在村里被传为佳话。

就是这么一个突发事件引发了这个村庄的民工潮。以致于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茅草亭子一改往日的冷清，一夜间又热闹起来了。后来我们得知，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还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次日我们很早就去到杨龙武家。房子不大，只有三间房，堂屋较宽敞一些，隔出的一个小空间里放有张小木床，挂的蚊帐已被柴火熏成了黄黑色，这应该算是杨龙文的卧室了。镜头里一家老少正围着一盆炭火吃早饭，火上架有一个锑盆，里面是沸腾着的酸菜和洋芋，没有一点油星，蘸水碟里是兑了酸汤的辣椒面。感官上很难让人有胃口，但同期声里他们嘴中不断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又感觉应该还是很可口的。

摄像师的镜头始终以杨龙文为主。小伙子看上去很内向，脸上看不出那种头一回出远门的兴奋。他第一个放下了碗，用手背揩了几下嘴，不急不忙地走到墻边拿出一把牛角梳，反复对着墙上的镜子梳他的头。旁边的凳子上放了一盆清水，他不时会蘸些清水往头上梳去，仿佛那不是水，是上好的发油。昏暗的灯光下，他微微躬着脖子，黑得晶亮的眼睛稍向上，直愣愣地盯着镜中的自己，除了梳头的那只手，身子几乎一动不动，偏长的头发湿漉漉的，被反复梳成了各种比例的分头。

这时做母亲的要给他30元钱，一堆零票裹得像一个卷筒，一把塞进他裤兜里，说是自己唯一的积蓄，只能这样了。并叮嘱儿子打工所得要计划着用，没积蓄也不要紧，只要能学门手艺，长长见识，关键是要回家过年，回来头一天千万不要去赌博，不要侥幸地以为能赌赢别人。可不要像村里的某某输得精光不敢回家过年。

杨龙文一直不停地梳着头，眼睛都没眨过一次，仿佛什么也没听见。这时杨龙武插了句，你的头发太长了，该剪短一点再走。杨龙文回了句，到时候再看，城里人留多长，我就留多长。

整个过程杨龙文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后来才得知，出门前杨龙文把兜里的30元钱悄悄塞回了母亲的枕头下面。

经过十几里的山路，画面又切回到了长亭。已有不少外出打工的山民走在那条盘山公路上了。都说要致富先修路，可是谁会知道致富之后等待人们的又是什么？

亭子内外早已站满了送别的人们，男女老幼都有，大多显得很平静，甚至连挥挥手的动作也鲜有看到。杨龙武家就他一个来送杨龙文，一路上兄弟二人没怎么说话，或许是在人前不好意思做交流吧。

在摄像师的引导下，杨龙武大致介绍了一下本村的乡民们外出打工的情况。他们一般每个月都会汇钱回家，有的几年才返乡一次，有的则是一年一次，大都是在过完春节后的一周内较为集中地返回城里。他们中有的进城后嫌体力活太累又被城里人看不起，劳动所得应付完衣食住行后所剩无几，于是干起了偷摸扒窃的勾当。也有滋事打架的，打架打死的有两个，个别的还坐了牢。不过大部分人家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所以打工潮越来越壮大，以致于土地荒了几年都没人种。

“你们村出过大学生吗？”摄制组问道。杨龙武摇摇头。想了一会，答非所问地讲述了另一件事，说是附近哪个乡里的有个孩子考上了大学，但前些年被冻死在回家的路上了。他是放寒假回家，身上的钱只够他坐车到州府S城，他只得顺着这条盘山公路步行，爬到梅花山时天已黑尽，大概是又累又饿，只好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休息，一不小心竟然睡着了，第二天过往的车子发现他时他已被冻硬了。

杨龙文一言不发地听着哥哥和摄制组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给人以置身于事外的感觉。画面里的山民陆续地沿着盘山公路朝山下走了下去，三五个人一群，个别的还染了黄头发，神色也比较自如，显然外出打工已有些年头了。在亲人们的注视下，他们离长亭越来越远，身影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摄制组问杨龙文今后有什么打算，他笑了下仍是不接话。杨龙武接过话头说头晚弟弟已跟他讲过了，希望来年回家过年时家里能杀得起一头年猪。摄像师愣了下，嘴里蹦出一句“好，好，祝福你，心想事成！”

很快杨龙文也加入了下山的人潮中，其间他没有回过一次头，多少显得有些不自然。当然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就该是这个样子，他原本就没必要自然地面对我们这样的局外人。正如杀得起一头年猪是他眼下最真实的目标，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镜头里只有长亭纹丝不动。流向远方的人潮，摇曳的树枝，枯黄的草丛，飘动的衣衫和发丝，人们嘴里呼出的白气，什么都在晃动着。

脑子里忽地闪过一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话：“每一个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灵魂都被造物主上了魔咒。”是啊，有谁能拥有或是乐意相信某种先验式的点化？我们不过都是光阴的过客罢了。我们的生老病死如此稀松平常却又令人千回百转，无论乡村还是都市，每一人都活在他自身的亏欠感里。人类从远古的洞穴一直走到今天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在贴心贴肺的都市里，留存下那么多的书籍与知识，那么多的主义和道理，那么多的技能，到底能否如实了知那最后的足印呢？

一个人的遵义

前些年有一次回遵义为母亲过生日，刚下火车就看到站台上拉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欢迎您到遵义革命老区旅游！就我这岁数的，看到老区，革命和闪闪的红星一类字眼，心里怎么都会感到一种亲切。继而想过去一直没这说法啊，这该是出自开发地方旅游业的一种产物吧？概念里的革命老区是指井岗山、大别山、蒙山一类，指有着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和牲畜等运动，并建立工农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坚持半年或一年以上的地方。红军只在遵义活动了三个月，他们走后留下些什么规模的机构与驻军，是否形成过固定而长期的根据地，我真的不大了解。当然了，不管怎么讲遵义因为“遵义会议”而扬名天下，它是历史名城，这个无可非议。外地人可以不知道贵州，不知道省会贵阳，但没有不知道遵义的。

一些外地人总以为遵义是个大都市，应该很繁华，但我的回答总让他们失望。我曾在飞机上碰见一位外地人，他问道：“你们贵州在四川吗？”

“不，贵州就是贵州。”

“那贵州在遵义了？”

聊了一会儿，这位兄台就反过来推衍道：“如果贵州的遵义不能算是老区，那就应该是革命时期的大后方了。书上不是说抗战时好多人躲这边来了吗？”对此说法我更是云里雾里。脑海里的大后方似乎早有模式，几乎就等同于革命电影里大上海十里洋场式的繁华，等同于那些纸醉金迷和红男绿女。

遵义从未给过我任何繁华的印象。倒是儿时的小画书和电影里，那些藏身于敌人大后方的地下工作者们，大多为俊男美女，华衣美食，常出没于灯红酒绿之中。对他们赤色使命以外的那些，我曾遐想万千却不敢声张。

令我最为向往的莫过于那些国民党的女特务了。她们总有着迷人的披肩长发，穿戴船型帽和美式戎装。以至于长大后当我想起妖娆、风情一类的字眼，第一时间跳入脑海里的就是这些三、四十年代的女特务们。而这些，我自然无法与三、四十年代作为大后方的遵义联系起来。对于遵义，我唯一能确认的是自己十七岁以前的岁月都属于它。

都说一个成年人的精神轨迹，大都是出自于对其童年记忆的解构之中。成长，往往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总有一些事物会不由分说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进入我们的内心，甚至成为我们记忆里的最强音。大约十二、三岁那会儿，遵义曾让我联想到“快乐就等同于为所欲为”。它正在发生着匪夷所思的变化：被父辈们称之为流氓阿飞的那一拨少男少女们，开始烫头发，戴墨镜，穿裤脚很大的喇叭裤，男的清一色穿花衬衫，无论有没有傲人的胸大肌，他们基本上只系最下面的那个纽扣；女的则浓妆艳抹，披肩发、高跟鞋，整日拎着三洋牌录音机四处招摇，放的歌曲大多为《香港之夜》《美酒加咖啡》一类。我从没想到过靡靡之音竟然如此动听。每当邓丽君的歌声掠过我耳际，我的目光就会紧跟着这些流氓阿飞们漫向远方。

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很炫酷，仿佛谁也不配过问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心里想的到底是些什么。那神色好像整个遵义都只属于他们。为此我总是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如果做流氓可以这样快乐和自在，我为何不可以成为这样的流氓呢？可惜我那时候年岁尚幼，跟不上趟，家教又很严，连大声嚷嚷自己的真实想法也不會。但我内心非常清楚，同为遵义人，他们的青春比我自己的青春更令我有想象的乐趣。

后来家住遵义水巷子，屋后面就是湘江河。小巷和黄昏的河水让我感觉到遵义其实更像是个清雅的小镇。它有悠悠的石板路和夕照，有清澈的河水、暗绿的青苔和捣衣的妇人，有河风扑面，有小舟和把水波带向远处的一群群鸭子。而那些曾被称之为流氓阿飞的少男少女们则相继恋爱、结婚和生子，一如他们的父辈一样过着起居正常的凡俗日子。

而今的遵义已是一个小型化的都市了，湘江河也有些微微的发黑，每次回到家乡，如果不听到乡音，我会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蓦然回首，我发现遵义竟是一个真正被省略了历史的城市。至少我的成长记忆里，它的历史不够真切，它没有可感可触的体温和弹性，它没有让我接受过关于它自身历史的教育或资讯。所以它没有上古，没有神农氏，没有秦皇汉武，没有唐宋元明清……在这个古迹并不多见的历史名城，更没有我能够遂愿绽放的青春期。是的，关于遵义，除了遵义会址及其赤色印象外，能装点我记忆的似乎不多。

家里尚有一张老照片，看上去有些发黄和模糊了，是母亲和五岁的我在遵义会址前照下的。那是个夏季，我穿了件印有“女蓝五号”的红色运动衫，有些怯生生地站在母亲前排，母亲穿一件白色的的确凉短袖衫，十分规矩地站着，双手轻放在我肩上。那时的风，把我和母亲的头发都吹得有些零乱。太阳很大，我们都微微皱了鼻子，但仍旧还是挤出了一丝笑容。

岁月悠悠，流水不复。如今的人们依旧会乐此不疲地站在遵义会址前照相，这里已是一个经典的背景了。无论是遵义人还是外地人，大凡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游玩，大都有着这样的照片。从上个世纪下半叶至今，天下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照片。以至于我们脑海里想起遵义，遵义会址的形象自然就会跃入眼前。包括那些地图和导航手册，遵义牌香烟和众多商品的外包装等等，无一不是在大肆昭示天下，遵义就等于遵义会址。可是作为一个遵义人，遵义会址又能等于什么呢？我曾和母亲闲聊道，好像五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遵义会议纪念馆玩耍过了。母亲淡淡的说，嗯，那时候物价真是便宜，门口一碗米粉7分钱，夏天也没有现在这么炎热。

朝圣者

去拉萨旅游时认识一位藏族老阿妈，是位虔诚的朝圣者。通过她，我认定现代文明在她心里的分量比我想见的还要轻。老阿妈曾说过，汉人虽然福报好，过得挺舒服，但享乐太久了容易丢掉祝福和感恩的心肠，然后就容易徒增烦恼和痛苦。当然这是听她在拉萨当兵的儿子转述的，她常叮嘱她的宝贝儿子不要学我们汉人成天吃喝玩乐，要好好学佛。佛才是唯一的榜样，其他的人都不是。

老阿妈从阿里那边过来，儿子带她刚住进酒店时，听说一晚上150元，心疼不已，执意要去睡大昭寺门口，觉得儿子买了单也不成，因为这些钱可以省下来去供佛。在大堂里，做儿子的竭力说服着自己的母亲。老人则是一脸的不安，日照与风霜让她的脸上布满纵横交错的沟壑，仿佛阳光与岁月在这些皱褶里说着另外的密语，令你不由分说就产生信赖感。需要我帮忙吗？我上去问了一句。做儿子的给我做了翻译，我才明白了老人的用意。

没想到老人就住我隔壁。我笑着对老人家说，你苦了自己去供佛，佛会心疼你的。老人咧嘴笑了，说不苦不苦，佛是天地间最尊贵的，有着最圆满的慈悲和智慧，值得我们供奉。看着她满脸单纯的笑容，我有些迷茫地问了句，你心中的佛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做儿子的赶忙翻译道，佛是智慧和觉悟的代表。我没再接话。或许这就是朝圣者的信念吧？

在我看来，那些伫立于庙堂里的木头佛像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心灵的外化——当一个人有了终极的依靠，他就乐意把自己对天地间那未知的一切，那些敬畏心，求索之心，以及对自身理想人格的追求安放于此。据说佛门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后人拜佛（像）更多是为了“见贤思齐”，以期折服对自我的错误执著，比如贪婪、嗔恨、傲慢和自大等等。所以从理论上我相信若要开启所谓的佛性，得到智慧、觉悟和安乐，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进行自我矫正与提升是很有必要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真正面对一个朝圣者时，我多少有些困惑和好奇。

像大多数藏族妇女一样，老阿妈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家庭，最后要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颐享天年”。朝圣对于藏族老人来说不过是用余生完成一个自小就有的美梦。据做儿子的介绍，他的父亲已于前年去世，临终前老人用石块敲下自己的一颗牙齿，托付给老伴，要她朝圣时带到拉萨，一定要将它放置在大昭寺觉沃佛殿前的一根木柱里。据说这根普通的木柱缝隙里，填满了其他许多未能抵达终点的朝圣者的牙齿。这些牙齿是最纯洁的供品，可以代表朝圣者的肉身和灵魂。

老阿妈每天起得很早，她的路线和其他朝圣者一样，是沿着拉萨自古流传下来的三条路线——廊廓（大昭寺内围绕主殿觉沃佛的廊道）、八廓（即八廓街，右绕大昭寺约两公里长的街道）和林廓（围绕拉萨老城的街道）。看着她蹒跚而坚定的步履，我渐渐能够想象如果某一种爱美好而长久，它值得我全身心地去面对时，我也会这么忘我和单纯，我也乐意交付自己，彻底地交付自己。

把自己彻底地交付出去，一直是我未了的心愿。有时独自面对天地，心里不免委屈，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好人，可是心存美好与良善又如何？我多像是一件被城市与乡村相互退订的礼物。所以要不停地去旅游，带着猎奇与沮丧，大江南北跑个没完，却从未向内探知过心灵的秘密。

是的，这些朝圣者抚慰和矫正了我。在大昭寺旁，从清晨五、六点钟开始就有许多藏人在那里绕八廓街，有无数如老阿妈一样的朝圣者在那里磕等身长头。每天他们聚集在那里，先点燃柏枝，让天然的香气随烟雾弥漫在空气里，然后欣然地为了心中的神明交付出自己的身心。看着他们的身影，我不得不相信这世上只有对信仰的交付是最纯粹的，因为完全不带一丝世俗里的勉强和扭捏，更不会患得患失，完全是发乎内心的主动与热忱。

或许是受了老阿妈的感染，这一天我也起了个大早，专程赶到大昭寺门口坐了一会。天空呈瓦蓝色，还没完全亮开。早晚的天气比较寒冷，密密麻麻的朝圣者谁也不说话，呼着白气，默默地各行其是，仿佛开口说话就会吸入更多的寒气似的。他们笃定地望着前方，双手合十，举过头顶，把自己的身体不停地往前倾下去，然后再站起来，就像要把自己整个的身心全力射出去，似乎前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温暖的光明之境。

他们重复着，毫无倦色。坐在石阶上，我静静地聽着他们的身体和大地摩擦出“唰——唰——”的声音，整个大昭寺的清晨就只有这样的声音。在藏人的心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千里迢迢来到拉萨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朝拜，以清净的心意添置一些供品供佛。他们有的甚至三至六年中三步一拜地经过沙漠、雪山，草地，餐风露宿，历尽千辛万苦，一路尘土飞扬，颠簸不堪，吃的食物只有糌粑，为的是一个同样的愿望。

所谓朝圣就是朝“寂静处”——特指能熄灭烦恼和得到智慧的地方。大昭寺里的这尊释迦牟尼佛像叫“觉沃佛”，在藏族人心中的地位无以伦比，“觉沃”在藏语里就是“至尊”的意思。朝圣者这种虔诚是深入骨髓的，几乎是一种本能，就是死在朝圣的途中也无怨无悔。他们相信佛菩萨的存在，就像我们相信蜂蜜由蜜蜂酿成一样自然。

作为被科学“洗脑”的我们，吃着地沟油、苏丹红和三鹿奶粉，像一群身不由己上了发条蹦达不已的机器。看完《阿凡达》后我越发明白，如果人类注定都是一场梦，是一次蓝色球状幻觉中的生灭体验，我祝福藏族人民得到一种慢。我的初衷不是对物质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否定，更不是要漠视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是指人类应尽可能“保鲜”美好的性灵与天趣。我知道这个是悖论，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祝福——祝愿这些善良的人们更长久地“乐在其中”。

这个清晨，我在这片奇特的土地上，几乎忘了都市里的一切，甚至忘了那个熟悉的自己，我和这些虔诚的朝圣者一样，等着阳光慢慢从东方升起，任第一缕阳光从头顶缓慢盖到双脚，这过程温暖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