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圣元

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问题是我近年来思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历史来理解其当代意义，而要在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下来理解前人已经提出的但并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来认识其与当代各种思潮之间对话、互动、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将传统文论当作现成的理论框架简单地与当代思潮进行比较。因此，捕捉和响应时代性的问题，才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在21世纪得以活力重现，并且得到延伸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话语体系建构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当下的思想文化语境和发展态势，则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参照性目标和丰富的话语资源，为我们从理论话语的层面来深入阐述和实践性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在阅读刘毅青教授的专著《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时，我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意识，在我看来，该著是以西方解释学作为一种参照构建中国现代解释学的有效尝试，其凸显了一种比较美学的路径，以西方的理论来激活中国自身丰富的美学理论资源，使之具有当代性。

我们在研究中有个极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将研究对象贴标签，但这种标签式的概括常常忽视了其内在的差异，使得我们对其中有价值的思想缺乏仔细的考究。国内对徐复观的学术定位大体就是如此，其实，在海外新儒家的学者里面，徐复观在学术进路与思想旨趣上实在是有别于牟宗三等其他的新儒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