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英

内容摘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排中，一直把彭家煌定义为乡土小说家，与许杰、台静农、许钦文、王鲁彦、蹇先艾等作为乡土小说家介绍。彭家煌的小说创作并不仅仅局限于乡土生活的描述，他关注都市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批判金钱追求下的人情冷漠、道德沦丧以及表现市民庸常的生活，他对都市生活的描写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值得重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关键词：彭家煌 都市描写 道德沦丧 市民生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彭家煌是一个创作颇有成就，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却一直被忽略的作家，茅盾把彭家煌看作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把彭家煌归于乡土文学作家群体。但彭家煌的小说创作并不仅仅局限于乡土生活，他的取材范围更加广泛，其中对都市生活的描写更是别具特色。

彭家煌对都市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他不同于鲁迅、沈从文对都市生活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也不同于穆时英、刘呐鸥等海派作家沉溺于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无法自拔。彭家煌冷静地分析十里洋场各色人的生活，描绘出一幅各个阶级的生活百态图，小市民、下层平民、无聊文人、医生、洋人等都有所涉猎。小说的包容面十分广阔，既表现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批判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状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表现出在金钱的腐蚀下，人性的丧失、社会的冷漠，以及表现小市民庸常无趣的生活状态。

一、表现都市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

1924年，彭家煌到上海定居，开始了他的都市生活。彭家煌所感受到的上海，正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双重影响之下，上层社会尽情享受都市文明带来的优越生活，而下层人民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女的便去为娼，出卖自己的肉体，男的便去坑蒙拐骗，他们在黑暗的社会中寸步难行，很难生活下去。彭家煌的小说关注下层人民在都市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揭示出黑暗社会对平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

小说《平淡的事》描写了贫穷落魄的曾医生的故事。原本他的生活也是不错的，没想到革命发生，把他的诊所烧干净了；政府修马路又把他新开的诊所挡住了，没有多少病人到他诊所治病。各种打击最后彻底击垮了他，即使他医术高明，在这样的社会也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彭家煌借小说“我”的一番话表明了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不时髦”的，是“太平淡了”，没有读者会感兴趣的，因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连有一技之长的医生都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更何况那些没有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劳动人民呢？

在小说《垃圾》中，彭家煌描写了一个失明的军官被军队抛弃的不幸遭遇。当黎纯五因眼睛失明住院后，军队长官像是赶苍蝇般一脚把他踢开，停止他的伙食津贴，要把他赶出军队。黎纯五对士兵们的“演说”正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是他对黑暗现实清醒的认识，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革了许多年的命，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反而是革出了许多的贫民，只有少数的上层人能取得成功，大多数的贫民百姓仍然是死的死，伤的伤，痛苦并没有解除。彭家煌借军官之口说出了自己的革命观，说出了他对革命的思考，更是深切的希望未来会出现真正的革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着正确的方向奋斗。

《在潮神庙》更是对当时的黑暗社会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展示。朋加想脱离家庭生活，寻找一个世外桃源放松自己，他本以为杭州的潮神庙会是一个清净优雅的地方，对自己的身心有益，却没想到那里也同别处一样的乌烟瘴气。满地的肮脏、杂乱、破烂，这儿没有光明，只有贫穷。朋加所寻找的世外桃源却不过是“纷烦、杂乱、龌龊、贫穷”的地方，而这也正是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彭家煌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他用他的笔写出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状，用他的笔为不幸的人们发声。彭家煌以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了不幸的人们，借助了反讽的艺术表现手法，谱写了一首首悲与喜的奏鸣曲。

二、批判金钱追求下人情的淡泊、道德的淪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都市迅速发展崛起，各种新思潮、新技术大量传入都市，使中国的城市发生巨大的变化。都市生活有它特有的面貌，既有现代文明对人们的启蒙，刺激人们追求更现代的生活，同时也表现了它丑恶的一面，都市生活的物质追求使得人们逐渐丧失了人性、人情，逐渐被物质异化。彭家煌对都市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思考，他关注在金钱追求下，人们是如何丧失了原有的人性、人情，一步步被金钱腐蚀，表现了“都市的高度物质化、欲望化而导致都市人精神的沉沦”。[1]

《Dismeryer先生》写了P夫妇和德国失业工人D先生的一段故事。D先生失业了，居住在P夫妇的隔壁，他穷困潦倒，靠变卖东西为生。偶然一次在P夫妇家被邀请吃晚饭后，非常感动，以为P夫妇是真心想要帮他改善生活便顿顿到P夫妇家吃饭。这引起了P夫人的不满，两夫妇为此争吵不断，最终P先生设计拒绝了D先生，D先生在羞愧颓丧中也不见踪影。以往的文学作品所描写的洋人大多是属于上等阶层，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彭家煌则将位置倒置，洋人是潦倒落魄的，而中国人的生活却是优于外国人的。

如果说P夫妇还尚存有一丝关怀之情，那么《贼》中的吴振宇则是一个自私冷漠，只顾自己，丝毫不顾亲情的人。他经常收到家中索款的信，可是他从来也没有回复过，更没有寄钱给家人。振宇先生并不是穷得吃不上饭的人，相反，他住着公寓，还花钱捧戏子，过的比较体面。一天晚上，他抓到了一个贼，却没想到竟然是自己从军队里逃出来的亲哥哥，但是他却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而不与哥哥相认，暗地里给了一些钱便把其打发走了。和自己的名誉、身份相比，亲情则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置自己的亲人于不顾，可见在都市生活中亲情的淡薄与冷漠。

在《莫校长》中，彭家煌刻画了一个为了追求利益而办学的都市市民形象。莫校长并不是出于改善国民教育的目的来办校，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莫校长的教育方式是机械式的，只是拿着课本照着讲，学生听就可以了。为了追求最大的金钱利益，莫校长不在乎他的手段如何，自私一些也未尝不可，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在这篇小说中，彭家煌巧妙地运用讽刺的手法，把莫校长骗子行径的丑陋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严家炎曾谈到，彭家煌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其成就不亚于叶绍钧和张天翼”，他的作品“蕴含着相当厚实的社会容量，又不乏微妙多样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情趣。”[2]

鲁迅曾经对“侨寓者”作过说明，“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3]彭家煌作为“侨寓者”的一员，既有对故乡湖南农村封闭落后的反思与思考，同时也有对都市丑恶一面的批判。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则导致了都市市民漠视亲情、人性缺失，彭家煌用讽刺的手法把他们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庸常的市民家庭生活

彭家煌接过了鲁迅“批判国民性弱点”的大旗，他将视角对准了都市生活下的人们，对都市家庭生活的描写则是彭家煌都市小说中最有特点的部分。彭家煌以一种平常、调侃的态度去观察、审视二三十年代都市生活的人们，他所呈现的是一些再平常不过、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表现了都市市民生活的无趣和无聊。

五四时期的女子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她们冲破了家庭的牢笼，开始追求自由、独立，要求婚姻自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出走的“娜拉”们遇到了新的困境，她们并没有完全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经济上也无法独立，这就导致她们只好又重新回到小家庭中。彭家煌笔下的家庭妇女形象便是这些没有独立地位的妇女代表，她们的全部重心都在家庭生活中，虽然她们也有一定的反抗性，但是她们并没有完全获得新生。彭家煌注意到这些新时期的女性并未完全脱离依附地位，而她们疯狂的嫉妒性格使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无休止的争吵。

彭家煌所描写的家庭生活常常是极其平常的，正如《茶杯里的风波》所叙述的一样。妻子因为对面女子在晒衣服，产生了猜忌，便因此认定丈夫与女子有什么关系，从而产生争吵。妻子常常因为无中生有的事情而大吵大闹，甚至于监视丈夫，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便立马开始指责丈夫，其实这都不过只是她的猜疑。彭家煌想要表达的，就是看似平淡的生活却充满了冲突，而引起冲突的原因却是如此琐碎的事情。

《勃谿》也讲述了一个类似“茶杯里的风波”一样类型的家庭生活。妻子担心丈夫经受不住诱惑，会背叛家庭，于是每天都在他下班的路上监视他，一路跟着他回家。夫妻发生了争吵，妻子向娘家搬救兵，把堂兄叫来为自己主持公道。这样做非但没有起到什么有益的帮助，反而使夫妻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这篇小说中，彭家煌更注重于心理描写，表现了人内心最隐秘的心理活动，把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完全暴露给读者，很好地展示了冷战中的夫妻心理。

彭家煌描写的这些家庭生活充满了争吵，妻子是多疑和嫉妒的，原本该是幸福的家庭却矛盾重重，没有一丝温馨可言，这与传统观念所认可的家的概念形成反差。两性的结合、家庭的组成原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在彭家煌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无休止的争吵和猜忌是怎样慢慢地消磨掉美好的感情。

彭家煌的都市小说描写的内容范围广阔，无论是生活艰辛的下层平民百姓，还是无聊乏味的小市民，抑或是精神麻木的知识分子，都囊括其中，表现出形形色色的都市形态。彭家煌不仅是描写乡土生活的能手，对于都市生活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他的都市小说“结构单纯而描写深婉，疏枝密叶，别具韵味，有点俄国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的风致。”[4]

彭家煌的一生是曲折而短暫的，他的创作才能还未完全发挥便英年早逝，在当时彭家煌的作品并未受到多少关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彭家煌的乡土小说，对他都市小说的研究并不十分重视，忽略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彭家煌以他独有的艺术方式表现了属于他自己的都市世界，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值得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参考文献

[1]甘小娟 彭家煌都市小说论.[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2

[2]严家炎.论彭家煌的小说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3）.

[3]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0.

[4]范伯群 孔庆东 《通俗文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91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