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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路簿》:我国渔民数千年深耕南海的历史文化记录

2017-08-16吴跃农

寻根 2016年6期
关键词:西沙岛礁南沙

吴跃农

《更路簿》又称《水路簿》《南海更路经》,在元代已有雏形,明代以来愈益成熟,是我国南海渔民普遍记录、使用、相传的航海手册。

《更路簿》既是南海渔民自己记录的航海日志,也是我国航海民俗文化的重要文化遗产,翔实记载了我国人民在南海的生存史、航海史、生产史、海外贸易史,揭示了我国对南海U形九段线(中华民国时为十一段线)内西沙、南沙群岛岛礁及其海域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连续管辖的历史事实,是我国南海主权的有力证据。《更路簿》是我国渔民在南海生存的

智慧结晶

从字面上看,“更”为距离单位,“路”为航向,“簿”为册子。

“更”原本是古代汉语中的时间单位,一夜分五更,俗话有“一更人,二更锣,三更鬼,四更贼,五更鸡”之说,苏轼也有“默坐数更鼓”的诗句。具体到南海的“更”,渔民在海上燃一炷香行船10海里路程为一更,也可以后船不见前船桅杆谓之一更,这个前后船距离,风帆船约行5小时,航程大约10海里;路指的是航海罗盘指向的针路,即航向。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二更……”这是《更路簿》中的一句话。“大潭”指琼海潭门港,“东海”即西沙海域;“乾巽”是航行角度;“十二更”,即120海里,航行60小时。简短一句话就标示清楚出发地、目的地、航向以及航程,记录者对南海地理地貌了然于胸。

《更路簿》详细记录了南海西沙、南沙、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和特征、准确位置和航行针位、更数,这是航海时用来记录时间、里程和涉及航行范围内相关人文地理的渔民自编书,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在南海航行的经验总结。

《更路簿》有些像年鉴,分为不同的章节,分别叙述关于航海、天气、海流、医药等,对渔民和海员有用的、具有操作性和参考价值的人文信息。如白天看起来波澜不惊的海面,晚上会出现一个个像海螺那么大的旋涡,在月光下泛着光,这是大风雨将到的信号预报。渔民们晚上会经常起来观测附近海面,看颜色,察波纹,一旦见到这种天象,就要赶紧找港口避风避雨,如果此时贪心,在汹涌袭来的大风暴中,在数米高的巨浪中将人船皆失。

正是凭着勤劳、勇敢和智慧,南海渔民足迹遍布海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海域,南到曾母暗沙,东到蓬勃暗沙,西至日积礁,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海,从这些线路看,西沙、南沙海域经过汉唐宋元历代的耕耘开发,到明代已经成为中国渔民成熟的、大规模作业的传统渔场。

《更路簿》是我国渔民在南海生产

生活的一幅幅鲜活图景

渔民在出海之前,都要拿出《更路簿》和《海图》,根据风向与风速来核实即将出发的线路。

渔民在西沙群岛的航行范围包括七连峙(七连屿)、三峙(南岛)、干豆(北礁)、石塘(永乐群岛)、大圈(华光礁)、二圈(玉琢礁)、三圈(浪花礁)、圈仔(羚羊礁)、白峙仔(盘石屿)、猫兴(东岛)、四江门(晋卿门)、猫注(永兴岛)、三脚峙仔(广金岛)、三脚大峙(琛航岛)、四江门(晋卿岛)、半路(中建岛)、尾峙(金银岛)、老粗大门(老粗门)、银峙(银屿)、红草们(红草门)、船岸尾(西沙洲)、红草(南沙洲)等20余处。

根据《琼海县志》记载:“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是本县远海捕捞的传统渔场。明代永乐年间,欧村港、冯家埠、潭门埠、草塘埠一带的渔民,已往返于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捕鱼和居住。每年农历十月,驾驶帆船乘东北风南下西沙、南沙、中沙渔场,从事海参、贝类等海珍品作业,然后将鱼鲜品运往南洋群岛销售,换取食物和生活用品,至翌年农历四月乘西南风返航。”

渔船成队航行,先行驶至西沙双子礁,这是离海南最近的岛礁,20吨以下的渔船开始捕捞作业,而20吨以上的船一路往南,最先到南沙的南子岛、北子岛——作为南沙最北端的岛礁。渔船经过长时间航行,必须在此处作短暂停靠,让长途航行的船队得到休整,并检修船只。之后,渔船行经永登暗沙、福禄寺礁、太平岛,驶向中业岛和南威岛停靠——这两个岛屿上有淡水补给,渔船都会在此停靠,補充淡水后,在三角礁、仁爱礁、九章群礁留下生产作业的渔民,渔船会再一路南下,经过南康暗沙、北康暗沙、曾母暗沙,一直行驶至目的地星州(新加坡),在此地以货易货,获取更大利润,装卸完货物后再踏上返程之路。

《更路簿》记录了海南渔民开辟的完整交通体系:既有繁多的路线,又有集中的交通枢纽和核心活动区域,并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海上交通体系,并且细述了如何经过三沙前往国外的海上航线,如到越南、新加坡、马六甲、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海南渔民习惯将捕捞到的海珍品就近出售。即使是今天的渔民出海作业路线图,与之参照对比,其出行范围和路线无出《更路簿》体系之外,由此可见传统帆船时代渔民的丰富捕捞经验和海洋生存智慧。

南海是我国渔民的“祖宗海”。渔民世代耕耘着这片蓝色的国土,把她视作生命,爱她、守她、护她!《更路簿》记载了渔民在南海劳动生活的详情。

海南的渔民船队每年农历十一月至十二月乘东北风南下,先至西沙群岛,一些船留在当地生产,另一些船队再赴南沙群岛。经过冬春两季大约半年的时间进行捕捞作业,渔民一路上捕获极丰:唐冠螺、凤尾螺、万宝螺、龙虾、海参、鲍鱼、公螺、砗磲、红口螺、牡蛎和海人草等。然后带着打捞的各种珍稀海产品,至第二年的清明谷雨期间乘西南风北返。

《更路簿》中记载,某月份某片海域大致是怎样的情形,渔民们了如指掌。南海的岛礁是渔民的生养之地,渔民在岛礁上用草席、椰叶或破旧船料、树木等搭起窝棚,将捕到的海参、海龟、螺和壕等海产品,晒干贮藏。到15世纪,渔民不但以西沙、南沙作为渔业生产基地,还在岛上建屋种田,从事农业生产。凡是有淡水的、具备住人条件的岛屿,几乎都有中国渔民居住,有些渔民,在岛上一住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文昌县志》记载,文昌东郊上坡村陈鸿柏曾在双子礁住了整整18年。

有近代渔民记载,行船南海,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和马蹄螺,在船上或者礁盘上晒干,再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换煤油、布和轮胎回来。

20世纪40年代,一名法國记者曾随一艘法国船到过南沙群岛的南子岛,他在岛上遇见了几个海南岛渔民,其中一个还在拉二胡。他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刻,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这个拉二胡的人就是拥有《更路簿》的彭正楷。

《更路簿》也有对西沙群岛古庙遗址的记载,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孤魂庙”或“兄弟孤魂庙”。明朝时期,海南岛有108位渔民到西沙群岛捕鱼生产,在海上不幸遇难,后来又有渔民在去西沙群岛途中遭遇狂风巨浪;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35年之间,闯荡南海遇险的海南渔民就有130多人。在西沙及南沙群岛,渔民们在南海的岛屿上为死去的同伴盖起孤魂庙和土地庙,祈求遇难的兄弟显灵保佑,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西月岛及南钥岛上都有神庙。其中,太平岛的土地庙门上写有“有求必应”四字横批;中业岛的土地庙是由几块宽大的石板搭成,3尺来高,2尺来宽,中间供着石质的土地神像。神像虽经多年风雨侵蚀,已经剥落模糊,其面相仍依稀可辨。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到南沙海域捕捞作业的基本上都是我国海南的渔民,因为海域毗连的一些国家或地方的渔民,没有《更路簿》这个航海法宝,他们在南海根本就是无法航行。

《更路簿》是渔民的“保护神”“命根子”和“传家宝”

对于海南渔民,要升帆驾船去南海“祖宗地”捕捞,茫茫大海,风高浪急,靠什么指引航向,避开暗礁、险滩、急流?一个罗盘加一本《更路簿》!

南海岛礁散布,古来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之称,被航海者视为险途,特别是南沙群岛中部,一向有“危险地带”之称,有谚云:“走水行船三分命”“自古行船半条命”,渔民甚至把每年农历十月出海,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回船的120天称作“120个灾难”。最初,渔民去西沙、南沙全凭经验:抬头看星象,低头看海况,再看看海水颜色,以此识别洋流。到了某个岛礁后,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给这些岛礁命名,没有名字,他们就没法交流各自的经验。除了岛礁的名字,一个岛礁再向哪个方向走多少航程能到另一个岛礁,以及我国南海诸岛各海域主要的物产,某片海域在各个月份的天气变化规律等内容,都需牢记在心。

无论是否识字,渔民都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航行中的点点滴滴,也许起初是用简单的符号记之,再渐渐用简单文字、图画补充完善。这是渔民自古以来自编自用的航海“秘本”,它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航行针位、更数、岛礁特征、航海路线、航行要领、气象水流,甚至记载了在海上航行吃海里东西中毒怎么解毒等。《更路簿》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在南海航行的经验总结,是必备的航海图。

《更路簿》是渔民们“用生命换来的航海日志”:出海捕鱼遇难再出海,是一代又一代渔民顽强不屈、搏风击浪、勇闯南海、生生不息的人生轨迹。《更路簿》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渔民世家一代又一代以手抄本形式传下来的,俗称“南海更路簿”;一类是口头传承下来,俗称“更路传”。这些主要分布于海南岛和文昌市、琼海市沿海一带以及海口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万宁市、三亚市、临高县等港口海岸渔村。

《更路簿》是“传家宝”,父传子,子传孙,没有定本,传到每一代人手上都会随着出海捕鱼作业的实践而充实更新、不断修改完善:一条条航线、一个个岛礁,航行时的季节、风向、水流、云色等,一代代渔民口口相传,相互交流,笔笔记录,将航海技术、路线水流、岛屿暗礁分类整理,谱就渔民生存生活生产的智慧结晶——南海更路经,这是海南渔民在没有精确航海图标和卫星定位系统的帆船时代,能够前往暗礁密布的茫茫南海捕鱼作业、下南洋交易航路通达的“指南针”。

南海渔民较普遍地传抄、使用《更路簿》,起自明代郑和下西洋的15世纪初。《更路簿》以不同的抄本流传至今,已有600多年之久,明朝记载的《更路簿》已经是很完整的一套书籍。这种功能性、系统性的书籍的形成至少需要几百年、上千年航海捕捞的经验沉淀,融合了远古、战国时期、唐宋元明以来的所有南海航行经验和生产资料。

即使在今天,海南的渔民们仍然在实践中补充丰富着“南海更路经”。如今,被发现的《更路簿》有20余个版本的抄本——苏德柳《更路簿》、彭正楷《更路簿》、郁玉清《定罗经针位》、陈永芹《西、南沙更簿》、林鸿锦《更路簿》、王国昌《顺风得利》、麦兴铣《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李根深《东海、北海更路簿》、许洪福《更路簿》、卢洪兰《更路簿》、李魁茂《更路簿》、蒙全洲《去西南沙的水路簿》、郑庆能藏本《广东下琼州更路志录》、王诗桃抄本《更路簿》等。每个渔民都有权利把自己的经验添加到《更路簿》里,也就是说,《更路簿》没有定本,一直在不断完善和修改,成为一部详细记录西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名称、特征和准确位置,以及航线、岛礁地貌和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水文气象信息在内的航海针经。南海三沙海域,每个月水流是什么样,风潮是什么样的,海浪下有多少暗沙险礁,在每本《更路簿》中都有说明。如潭门镇老船长彭正楷拥有的《更路簿》,记载了17条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其生产作业范围甚至达到了东南亚的纳吐纳群岛和潮满岛。

这些《更路簿》记述的侧重点不同,但主线是一致的。苏德柳抄本《更路簿》有29条、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位》有35条、陈永芹抄本《西、南沙更簿》有16条、林鸿锦抄本《更路簿》有59条、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有42条、麦兴铣存《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有19条,等等。

《更路簿》中对南海诸岛礁的翔实

命名,是我国南海主权铁证

现已发现的《更路簿》,其记录的内容包括国内南海渔业捕捞和经南海下西洋进行国外贸易两个部分,国外涉及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100多处地方的航行针位。

国内部分又分“东海更路”和“北海更路”两组,“东海”“北海”是古代渔民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总称。由于南海诸岛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每年5-9月盛行西南季风,11月至翌年3月盛行东北季风。在帆船航行时代,熟悉季风规律的海南渔民乘东北风顺风而下,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从事生产活动。于是,海南渔民就取东北风的“东”,称先到的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为“东海”;取东北风的“北”,称后到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为“北海”。

《更路簿》除了有表示珊瑚島礁群体的总称地名“东海”“北海”之外,还有表示通名的圈或塘(环礁)、峙(岛屿和沙洲)、线和沙(暗礁)、线排或沙排(暗沙、暗滩)等。《更路簿》把风环礁分为“筐”和“塘”两部分,把珊瑚礁体按距离海面远近分为峙、线(沙)、线排和郎四类,如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可以构成既有表示群体的总称地名,又有表示个体的地名,既有通名又有专名的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西沙、南沙群岛地名。

最重要的是,《更路簿》积累了一代又一代渔民给西沙、南沙群岛的命名,他们一次次航行,一次次辨正坐实,使得南海岛礁的命名最全面、最具体、数量最多。他们对大潮也不被淹没的岛屿、沙洲几乎都给予命名;对高潮淹没、低潮露出礁石的大多数也都定了名称;对潜伏海面下较深的暗沙和暗礁部分命了名。渔民给南海中136个岛礁起了“乳名”,其中东沙群岛1个,西沙群岛38个,南沙群岛97个。这些命名除了以口口相传形式广泛流传于渔民群体,更是确凿记载于《更路簿》的一本本手抄本中,而手抄本记录的命名,许多与正统古籍记载也完全一致。如《更路簿》把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称为“石塘”,这与北宋以后古籍记载西沙群岛为“石塘”一致。这些“乳名”为国家在法定南海280多个岛礁命定“官名”时起了直接参考作用。

渔民的命名都是以海南方言称谓,乡音浓厚,散发着浓郁的海洋生活特有气息。例如以“峙”指岛和屿,以“沙”或“线”指暗礁等。如苏德柳本《更路簿》第三章中有驶船更路定例:“舟过外罗七更是长线,连石塘内,北有全富峙、老粗峙、世江峙、三足峙,又有尾峙,舟过见此七峙,急急转帆,用甲庚卯酉驶回。”这段文字,与明初官方下西洋水手亲历而写成的《顺风相送·定潮水消长时候》所记一样,所不同的只是《顺风相送》描述万里石塘有两个特征:“内有红石屿不高”“近看似二三个帆船样”。苏德柳本《更路簿》的作者是海南渔民,对西沙群岛十分熟悉,描述的石塘地段中的“红石屿”和那“二三个帆船样”的岛全部点明名称是全富峙等七个小岛和沙洲,也即今天确指的西沙永乐群岛。“此七峙”即琛航岛、广金岛、一圆峙(甘泉岛)、全富峙、老粗峙、世江峙和尾峙。这样的记述比起官方的《顺风相送》来,显得更为清晰、明白。这也证明,渔民发现、生活于南海诸岛的历史极其久远。

《更路簿》记载西沙和南沙绝大部分岛礁名称时,都标明位置以及岛礁之间的作业路线,并用罗盘确定方位,计算好距离。如《更路簿》中说:“自三峙驶干豆,乙辛兼二线卯酉,三更半收。”这完全是海南方言,具体意思是:在西沙,从三峙(南岛:北纬16°57,东经112°20)开往干豆(北礁:北纬17°05,东经111°30),航行针向用缝针(乙辛加二线卯酉),航程三更半到达。

这里,将南海北礁称为“干豆”,这在《更路簿》里有其得名的详细记载。原因就是渔民出海总要在船上带一些豆子泡发豆芽,最初渔船常在北礁触礁沉没,后来的渔民们在这里拾获不少沉船遗留下的豆子,而且豆子经过日晒,大都已经干瘪,因此渔民就将北礁称为“干豆”。

位于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在《更路簿》中记载名为“石公厘”,是因为弹丸礁的礁石边缘树立着一块块如同石人像一般的礁石,宛如在岛礁围上了一圈篱笆,石头人像在海南方言中称为“石公”,“厘”则是篱笆的意思,因此渔民形象地称该礁为“石公厘”。南海航线中最重要的淡水补给地——南沙南威岛,因为岛上有许多海鸟栖息,渔民就直接将其命名为“鸟仔峙”。

永兴岛、七连屿、琛航岛,这些岛礁在渔民的口中仍然被亲切地用土语乡音唤作“猫驻岛”“七连岛”“三脚岛”。海南渔民给南海岛礁命名,都是以自己日常生活中常见、常用、常听到的事物,依附于岛礁的形似而命名的。他们把环礁称为“筐”,西沙群岛中的华光礁、玉琢礁、浪花礁因为作为环礁形似一个个箩筐,又因它们距离较近,渔民分别将它们称为“大筐”“二筐”“三筐”。南沙群岛郑和群礁的安达礁白沙覆盖,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闪,于是被冠上“银饼”或“银锅”;把司令礁称为“眼镜铲”,就是因为这个岛礁的形状就像一副眼镜;把仙宾礁称为“鱼鳞”;双子群岛中的北子岛和南子岛,岛上树木葱茏,海鸟和鸟蛋遍地,当年渔民登岛一望,连声赞叹“好也”,用海南的琼海话喊出来,就是“奈罗”,众口相传,双子岛就分别命名为“奈罗上峙”“奈罗下峙”。还有的岛,在礁上行走时,见不到一贝一参,而水中也不见一鱼一虾,潜水下去也一无所获,故称作“无乜礁”,海南土话意思是“什么也没有”。又如,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赵述岛因纪念明朝赵述奉命出使三佛齐而得名,岛形状近圆形,《更路簿》里称之为“船舰”。

也有的岛礁命名,是与航行运用罗盘定位相关。渔民们去日积礁捕鱼,多由南威岛补充淡水后出发,用罗盘定位时,将指针指向乙辛方位即可到达。但在东边还有一个用“乙辛”方位能够到达的蓬勃暗沙,为了显示区别,渔民们便把日积礁称为“西头乙辛”,把蓬勃暗沙称为“东头乙辛”。位于南沙的渚碧礁被称为“丑未”,是因为渚碧礁在上一个渔业作业点中业岛的西南方,按照《更路簿》的记载,行船通过中业岛至此,需要在罗盘上使用“丑未”的方位,因此渚碧礁被渔民命名为“丑未”。

这些岛礁名还被译成外文,1868年英国海军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中曾记载“Sin C owe”和“Namyit”两个南海岛屿的名称,显然就是音译海南渔民对景宏岛的称谓“秤钩”和对鸿麻岛的称谓“南乙”。

《更路簿》是我国几千年来经略、

管辖南海的证明

《更路簿》记载了300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祖先一直在南海生存捕捞、耕海牧渔和进行岛礁海域管辖及远洋航海贸易,是关于南中国海属于中国的最有说服力的历史文化证据。

我国先民最早发现、驻留和开发南海岛屿礁滩。战国时期《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汤令大臣们制定“四方献令”,伊尹便建议“正南……请令以珠玑、瑇瑁……为献”,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8世纪,我国渔民就已从事南海水产资源的捕捞作业和养殖。秦汉时代,已经有我国在南海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的记录。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工部尚书郑权出任岭南节度使,韩愈写了一篇《送郑权尚书序》,点明了岭南节度使管辖的范围包括南海诸岛。

考古发现,西沙群岛甘泉岛有一处唐宋遗址,并出土一批唐宋瓷器、铁锅残片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永兴岛和北礁等10多个岛屿及礁盘上发现的陶瓷器2000多件,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至清历代的都有。在甘泉岛上,有唐宋时期的青釉罐、青釉四系罐等,还有不少质地质朴的盘、碗、瓶、罐等日常生活用品,岛上留有铁刀、铁锅,更是古代先民耕海牧渔、在岛上生活劳动的见证,我国渔民早已经是南海诸岛的主人。

从汉代开始,我国开通与东南亚、南亚、大洋洲、非洲、欧洲许多国家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航线遍及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到了东非海岸。对外贸易,海南岛和南海诸岛海域是必经之地。《更路簿》最早于元代出现,记载了我国无数的商船乘风破浪,满载中国物品驶离,同时运回众多国外奇珍异宝,航海贸易应运而生。

随着《更路簿》明清、民国直至当代的薪火相传、不断完善,海南渔民更加游刃有余地航行在险风恶浪之中,不仅开辟出西沙、南沙渔业捕捞的黄金水道,也巩固了自汉代开始的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船越来越频繁地携带大批丝绸、黄金、茶叶、瓷器,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天的越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地,去换取那些地区的土特产,而郑和七下西洋途经海南,穿越南海和印度洋,船队制作的航海图也参考了《更路簿》,绘制的地图一直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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