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有种“不动存量、做大增量”的高超智慧。

这种智慧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来自改革之初复杂的存量利益格局。“不动存量”，这可以把改革阻力降到最小。

在经济爆发、财富爆炸的年代，这样的智慧调动了所有利益群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但在经济增速下行、财富创造放缓的时期，这种“中国式”智慧便可能不再是永恒的锦囊妙计。

在股市，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推动的这一轮改革，之所以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辩论，便在于触动了大量的“存量利益”。

主要是两拨人的利益。一是私人大股东。很简单，单个案件便超过30亿的罚没金额，这开创了A股真正的“严刑峻法”历史。监管部门不再是做样子，而是对私人家族真正亮剑。

此外，“三道金牌”般、步步收紧的减持限制，更斩断了私人大股东快速获取资本利得，提前套现离场的后路。

长期以来，私人大股东是中国股市的心腹之患，他们背景深厚、左右逢源，正逐步取代国企成为股市的最大赢家。某种意义上讲，国企反而可以说是给他们“背黑锅”。原因并不复杂：国企的融资偏好是债务，而非股权。

改革还触犯了另一拨人的利益，他们是能量相对较小的中小机构投资者或散户，他们持有存量的高估值股票，却长期无法解套。但IPO加速和注册制的预期，意味著从长期来看，他们手中的股票正随着时间流逝而贬值。

既然触犯了利益，那捍卫的是什么？

从小处说，捍卫的是更多的，特别是未来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及资本市场的终极正义。从大处说，则是捍卫这个国家的信用。

通俗来说，股市融资的钱，不用“刚性兑付”，是不用还的。但在中央政府直属监管部门“特许融资”的现实之下，如果长期允许一些私人家族从股市“借”走几亿、几十亿现金，却“不用还”，那么无异于每天都在严重地透支国家的信用。

在维护金融稳定、人民币币值成为改革要务的关键时点，中国首先需要捍卫的一定是国家信用。所谓改革共识，只是国家信用的自然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