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

2017-08-15马瑜鸿戴迎华

神州·中旬刊 2017年6期

马瑜鸿?戴迎华

摘要：当前正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全面转型的大格局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也发生着许多微妙变化，如何培育该群体稳固积极的政治认同直接影响着我国现有政治体系的发展。回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也为新时期下如何正确培育知识分子群体稳定的政治认同观，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借鉴思考。

关键词：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旧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主要指除了革命知识分子以外的全部知识分子群体。这些旧知识分子多半来自国统区，包含解放前曾接收过本土教育的青年学生，以及留学归国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从政治属性角度来看，他们多数为“游离于左右两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虽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和動摇性，但对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却显得尤为举重若轻。建国初期，新旧政权更迭，敌对政治势力残余依旧存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对于巩固中共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价值，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主要部分的旧知识分子，其政治认同极大程度影响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及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

一、过渡时期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嬗变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2]。认同程度愈高，社会政治体系愈加稳固，它主要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政权合法性、国家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等方面的认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大体经历了从对新政权的初识、逐步了解、最终认可与拥护的变迁历程。

建国前夕，旧知识分子大多处于政治观望状态。战乱频繁，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旧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谏言献策并未受到国民党统治当局的重视，现实的遭遇使得旧知识分子对政治心灰意冷，逐渐“远离”政治，潜心钻研学术，以期用知识来救国救民、勾画国家未来。在新旧社会更替的关键时期，多数旧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据资料显示，在第一届当选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队伍里，有74%的院士留在了大陆，迁往其他地区的院士只占总人数的26%。[3]究其原因，他们并不主要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以及对中共的认同，而是源于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失望与深厚的爱国情感。

相较革命知识分子，其实，多数旧知识分子对中共的认识十分有限，按照教育学家潘序伦的说法：“随着上海的解放，也把我推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我的心情还是动荡不安，心有余悸，不知何以自处……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楚的”[4]，加之反动势力为了顺利推行“抢运学人”计划，刻意扭曲中共形象，致使部分旧知识分子片面的认为中共不过是做表面文章以应对政治上的需求。在民盟刊物主编宋云彬看来，中共“无非说些知识应与工农结合，亦八股也”[5]。气象学家竺可桢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表达了对新政权的些许疑虑：“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6]

所以，在新旧社会更替的历史转折点上，旧知识分子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有效解决国家转型时期的建构问题充满了种种疑虑，在这相互矛盾的情绪中，政治上表现为踌躇与态度。

建国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旧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政治认同逐步从疑虑走向认可、接受。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努力争取旧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同，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措施，旧知识分子在一系列政策运动的感召下，重新“走进”政治，开始尝试主动去了解新生人民政权，不断审视自己，修正对党和政府的错误认识。

曾任北京大学化工系教授傅鹰将其对新生人民政权认识的思想变化过程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他的许多话语也反映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变化过程。解放前，傅鹰曾一度对中共存在很深的误解，认为“党全是自私自利的组织。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是如此。”建国后，随着三反运动到来，中共将贪腐党员案件披露于众，严厉批判，傅鹰开始对党有了新的认识，得出了“共产党不是一帮自私自利的人所组成”的结论。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志愿军从前线传来频频捷报，他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行为更是让傅鹰对新生人民政权产生了好感，认为人民政府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而不是以压迫剥削人民为目的政府”。在他看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连串的事实，还有许多没有提到的事实，每一件都是人民所希望的”，傅鹰“对政府的认识完全改变了……觉得十分亲切。”[7]

旧知识分子通过对周遭事物的细致观察与思考，开始逐步消解最初对中共存在的隔阂与误解。

不仅如此，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原本对工农群众缺乏了解的旧知识分子，在参加土改工作后，也得到了许多不同于从书本中获得抽象知识的体会，他们与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切感受到了农民在实际斗争中展现出的无穷智慧和力量，阶级意识油然而生。一向对中共的主张及作风有着“极度隐约模糊”态度的教育家朱光潜，也这样说道：“我们当和农民在一起，看见他们的朴素正直，确实可爱；收集了许多地主欺压老百姓的材料，觉得他们蛮很凶恶，确实可恨。这样我们在情绪上就起了变化……象这样感情的变化不是读书听讲所可得来的，它必须由实际斗争经验才能体会到。”[8]。

在“走进”政治的过程中，素来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责任感的旧知识分子逐渐发现自己与工农阶层间的差距，他们开始反思，自责自己的出生成分，后悔没有参与革命，缺乏较高的政治觉悟，基于此，旧知识分子开始由衷的接受中共的主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期用新的理念和知识来弥补心中的愧疚遗憾，对党的政治认同也由疑虑走向接受、认可。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旧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开始走向赞成与拥护。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基本完成，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经历了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旧知识分子对党的各项方针已经有了全新深刻的认知，他们期望能够学以致用，将所学的新知识回馈社会，实现自我崇高的社会价值。endprint

1952年底政协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思想改造运动在整个知识界迅速动员开来，旧知识分子群体为了赶上客观形势的需要，积极响应号召，先后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政策等活动，加强政治学习，并结合自身情况进行自我批评与小结。话剧开拓者欧阳予倩谈及思想改造运动时说道：“从1949年春天到如今已经六年多，在这六年多，我进一步懂得了一些党的政策……对于如何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了一些体会，多多少少克服了自由主义的缺点，决心要做一个忠于祖国和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共产党员。”[9]这段话充分表明，旧知识分子已经从思想上实现了由“旧我”向“新我”的积极转变，从“身归”走向了“心归”，真正开始从思想内心上用阶级立场看待问题，其政治认同已由简单的归属感上升为更高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认同。

二、过渡时期旧知识分子政治認同嬗变的影响因素

政治认同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内化于主体思想，是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外界环境反应双相作用的结果。[10]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嬗变既是该群体主动选择接受、适应新社会的结果，也是中共扩大其政治权威影响，运用多种政策和方法培育促进该群体政治认同的结果。在这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主动认同与强制认同相互冲突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旧知识分子群体在过渡时期的政治认同是从浅入深、逐步升华的过程，由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逐步过渡到对新政权的理智认同。

民族国家认同是中国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基础。中华民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经历了漫长农耕文明的演变和民族革命的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血缘种族、历史文化、道德观念和信仰。民族成员通过仪式、记忆等形式，将这些“想象的共同体”代代传承下来。旧知识分子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群体，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家国天下”“忠孝一体”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他们，激发了其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民族主义的强烈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血缘和文化为纽带的民族认同，加速了旧知识分子群体对新中国的成立产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梁漱溟在《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中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认同之情：“中国民族——新生命确在开始”[11]。

此外，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旧知识分子身上“经世致用”的文人品格，也让他们怀有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论是曾接收过本土教育的青年学生，还是远赴重洋留学归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亦或是旧社会遗留下来分布在各行业的知识分子，即便知道自己不适合从事政治，但也都会十分关心社会大众的境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变革之中，这与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养成息息相关。

中共的政策实践是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催化剂。政治认同的产生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它对于民众政治认同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得不到政党的有效推广普及，意识形态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建国前，绝大部分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政权、政党的合法性、社会制度选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政治认同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民族国家认同层面，然而，在长期经历民族危机和革命斗争的环境下，旧知识分子内心关于期盼中国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夙愿日益强烈，这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纲领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任务的思想不谋而合，客观上，党的纲领政策为广大旧知识分子的民族理想提供了实现的路径，进而为日后旧知识分子对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奠定了基调。

在政权更迭的年代，长期的忧患意识使旧知识分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他们试图努力寻找自身价值，始终未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正确估计国内外形势，在充分认识广大旧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基础上，开始有计划的逐步开展对旧知识分子的各项统战工作，大力宣传新政权的政治价值取向，运用多种举措激发广大旧知识分子群体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引导他们适应新政权的政治价值取向，培育有序稳固的政治认同感，同时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引导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帮助其重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产主义信仰。虽然大部分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伊始处于“自觉而不自愿”[12]的状态，但是在中共政策实践影响下，他们很快被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励，通过认真学习，不断调适自我、提高认知，努力适应和融入新社会，借此逐步化解了自身信仰危机的难题。这样，党的一系列政策和关怀催化了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转变，使他们心甘情愿接受认同现实的政治秩序。

社会地位的提高是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助推器。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旧知识分子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其所受教育程度之高，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拥有更为开阔深远的眼界。但是即便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只有少数旧知识分子能够完全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谋生。曾任上海《时报》主笔的包天笑回忆起解放前的生活，也苦笑道：“卖文已不堪为生”。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广大旧知识分子备受中共重视，相当一部分远在海外的旧知识分子纷纷踏上回国报效祖国之路。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如火如荼的进一步展开，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积极的转变。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积极拥护党和新政权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将他们“养起来”[13]的想法。很快，中共在开展“包下来”政策的同时，积极推行工资改革计划，就拿在校从事教育系统的旧知识分子来说，国家将以往的包干制改为工资制，这使他们的工资待遇较以前有了大幅提高，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到了1955年，教育系统工资总的提高率为18.5%[14]，这对于饱经战乱忧患和冻饿之苦的旧知识分子们而言，生活开始过得滋润起来，经济地位开始有所提高。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旧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指引下，积极进行自我改造，越来越多的人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去，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担任起关键职务，享受着参与政治的权利。1956年，随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的召开，周恩来正式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不仅同时表明了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也标志着这一群体政治地位的提高。至此，旧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被完全调动起来，他们对国家制度、政党的执政价值有了新的判断，这为他们积极的政治认同起到推动作用。endprint

三、过渡时期中国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嬗变的当代启示

当前正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全面转型的大格局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也发生着许多微妙变化，诸如政治情感冷热参半、政治态度模糊不定。如何培育该群体稳固积极的政治认同直接影响着我国现有政治体系的发展。回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旧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也为新时期下如何正确培育知识分子群体稳定的政治认同观，提供了借鉴思考。

加快经济建设改革步伐是构建政治认同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过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众心理对于一个政治权力优劣认同的衡量，除了与意识形态作用力的强弱有关，最主要取决于经济绩效的好坏。经济绩效较好的执政者，不仅能够在国内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在国际社会政治领域中也会因此占有一席之地，国际地位随之提高。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只有通過不断发展经济，达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目标，才能使政权的合法性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与认同。

建国之初，为了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持续不断地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国民经济总量的大幅增长。中共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赢得了旧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赞赏和支持。新时期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强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必然选择。同时，为了更好地调动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党和国家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高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构建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特别注重第一次分配的合理性，让知识分子群体的付出获得对等的物质利益回报，为其智力发挥、创新发挥创造良好的环境，构建该群体政治认同的经济基础。

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扩大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实践程度是构建政治认同的制度基础。法理型统治是现代社会较为稳定的统治形式，民众政治认同的程度主要由非人格化的制度性力量来决定。因而，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是实现其长久高效政治统治、获得民众高度政治认同必不可少的途径。政治制度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规范性、适应性和稳定性三大特点，构建合理的现代社会政治制度体系，更加离不开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一方面，需要实现制度本身的公正；另一方面，需要将公正的含义理念内化到制度里，即公正化的制度。政治参与作为社会成员基本政治权利之一，既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社会群体越多的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对国家的基本国情、政治制度越是有更多直观、深入的认识，对党的基本方针路线政策越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提高群体的政治认同感。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政策正确指引下，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实现“为学术而学术”到“为人民而学术”的积极转变，他们高度关注国家大事，充分表达自己独到的思想见解，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发挥着自己参政议政的主人翁精神。新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充分发挥他们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作用，是提高该群体政治认同的应有之意。这要求政府继续扩大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实践程度，培养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通过安排该群体有序高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完善正确政治观，实现他们的自身价值，不断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实现积极的内在循环，从而发挥该群体在社会中的积极示范作用，提高主人翁意识，这对于构建该群体政治认同的制度基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构建政治认同的价值观基础。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认同生成的柔性控制力量，发挥着强有力的重构整合功能。在它的作用下，民众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不信任感、冷漠感等负面情绪将得到逐步化解，并且通过不断反思、修正的方式重新塑造政治观念，进而产生积极的政治心理。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和国家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整合为社会精神力量，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广大旧知识分子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需求，形成了积极向上的团结精神力量，促进了该群体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当前，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快速飞跃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更加要求我们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赋予新时期意识形态新内容，在改善工作方法的情况下，不断强化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方能有效培育起新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价值观。

参考文献：

[1]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吴玉军.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1（48）.

[3]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4]潘序伦.潘序伦回忆录[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51）.

[5]李沛、文红玉.建国初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积极转变——以1949-1956年的知识分子为对象[J].理论导刊，2011.9（110）.

[6]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84（1256）.

[7]傅鹰.北京大学化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在三反运动中思想收获的总结[Z].北档215/13/412/1-18，1952.3.

[8]朱光潜.从土地改革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N].光明日报，1951.4.

[9]新知识出版编辑社.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10]李沛、文红玉.建国初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积极转变——以1949—1956年的知识分子为对象[J].理论导刊.2011.9.

[11]梁漱溟.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J].新建设.19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