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郑志明

新兴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状况

[韩]郑志明

绪 论

所谓的“新兴宗教”或“新宗教”是从国外传入的学术用语。“新兴宗教”由日本传入，而“新宗教”由英语“new religion”意译而来。日本用“新兴宗教”一词指称自1802年起在日本本土发展起来的，与神道教、佛教、基督教迥异的大小千余个宗教。这一称呼本含有“贬低”和“轻视”的语义，与汉语的“秘密宗教”或者“民间宗教”类似。在国外学界，“新宗教”多用于指称不被主流宗教认同的“邪教”（cult）或者“有违于常规的怪异的信仰”，有着非常明显的贬义。美国学者在论及此类宗教时为保持客观的学术立场多使用“非常规宗教”（non-conventional religion）、“另类宗教”（alternative religion）、“边缘宗教”（marginal religion）等术语，避免使用含有“轻视”或“否定”意义的名称。

主流宗教与其他新兴宗教虽然在本质上是“有着相同根源”的“同根性”关系，但在现实的宗教世界中它们却无法共存，是一种相互倾轧的“对立”和“冲突”关系。两者间关于正统性和异端性的斗争十分激烈，各自坚持自身保有着宗教的权威性。如果两者都能够保持各自的信仰领域，主流的信仰权威与其他新兴权威就能够共存，也就不存在争辩是非和优劣的必要，更无需借用其他社会权威打击、压迫对方。这种“尊重差异”的雅量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它不仅尊重对方的信仰领域，并且也能够用于解决世俗的矛盾和纠纷。但是在现实利益的左右下，对立的双方很难从冲突当中解脱出来回归到折中与和解的状态，虽然双方并非“不共戴天之仇”，却也不能共存。各个教派分别主张各自的教理，互相争斗，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排他性”。于是主流教派认为其他教派“远离了‘法’，违背了‘道’，曲解了‘神’”，赋予自身将其“除之而后快”的使命感。这种宗教权威的争斗都是“无法”造成的结果，事实上只有互相交流才能在解决矛盾的时候将各教派神圣的智慧永久地传承下去。

在现代社会中，精神和人性的构建是主流宗教和其他新兴宗教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宗教要适应时代的变迁并为此不断地改革自身，并且需要创造新的智慧消除对宗教信仰的“忽视”或“误用”，避免“宗教世俗化”和“社会神圣化”等不正常现象的出现。但在世俗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会诞生各种势力团体，而新兴宗教在其中很难起到强化人性涵养和生命领悟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以东南亚为例分析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新兴宗教。

一、东南亚地区的宗教特色

东南亚地区深受印度、中国、伊斯兰和欧洲等世界四大文化的影响。其中，最早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的是印度文化，其印度教和佛教早在公元前就已传播到东南亚部分地区。东南亚许多地区的文化和文明都是在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吴哥窟的寺院建筑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

之后，中国文化最早在汉朝时期也影响到了东南亚。汉朝时期中国同东南亚开始有贸易往来，并且由于贸易等原因，汉朝之后的唐、宋、元、明等朝代都有很多中国人往来东南亚。东南亚地区学术思想、社会制度、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的产生都与和中国的交流密不可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更是早在汉朝时期就已传入东南亚。

公元 10世纪以后，东南亚地区有了伊斯兰教的活动。其活动范围主要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苏拉威西岛、摩鹿加群岛、菲律宾南部等地。15-17世纪，印度尼西亚群岛接连兴起多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也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宗教。

欧洲国家从 16世纪开始来到东方寻找香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先后进入东南亚并建立殖民地。法国和英国也于 19世纪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地建立殖民地。与此同时，这些欧洲国家也将本国的文化和宗教带到其殖民地。比如，菲律宾受西班牙的影响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天主教国家。另外，现代欧美地区的宗教也由于媒体的发达而渗透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

现在东南亚各国仍以传统宗教为主，但与此同时，现代的新兴宗教对这些传统宗教的信徒也产生了很多影响。东南亚主要国家各宗教信徒比例如下：

（1）菲律宾：罗马天主教（80%）、伊斯兰教（5%）、基督教福音派（2.8%）、Church of Christ①1914年7月27日菲律宾人Felix Manalo在菲律宾创立的基督教会。（2.2%）、菲律宾独立教会（2%）、其他基督教教派（3%）、其他（菲律宾土著宗教信仰、大乘佛教、犹太教、无宗教信仰者）（5%）；

（2）越南：大乘佛教（81%）、天主教（5%）、南传佛教（2%）、高台教（1%）、新教（1%）、其他（泛灵论、和好教、伊斯兰教和无宗教信仰者）（10%）；

（3）柬埔寨：南传佛教（95%）、伊斯兰教·基督教·泛灵论（5%）；

（4）老挝：南传佛教（65%）、泛灵论（32.9%）、基督教（1.3%）、其他（0.8%）；

（5）泰国：南传佛教（94.6%）、伊斯兰教（4.6%）、基督教（0.8%）；

（6）缅甸：南传佛教（89%）、基督教（4%）、伊斯兰教（4%）、泛灵论（1%）、其他（2%）；

（7）马来西亚：伊斯兰教（58.4%）、大乘佛教（22.2%）、基督教（9.1%）、印度教（6.1%）、泛灵论（5.2%）；

（8）新加坡：佛教（42.5%）、无宗教信仰者（15%）、伊斯兰教（15%）、新教（10%）、道教（8%）、天主教（4.5%）、印度教（4%）、其他（1%）；

（9）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86.1%）、新教（5.7%）、天主教（3%）、印度教（1.8%）、其他（佛教、无宗教信仰者）（3.4%）；

（10）文莱：伊斯兰教（67%）、佛教（13%）、基督教（10%）、其他（土著宗教信仰）（10%）；

（11）东帝汶：天主教（90%）、伊斯兰教（5%）、新教（3%）、其他（佛教、印度教等）（2%）；

（12）巴布亚新几内亚：天主教（27%）、路德教（20%)、United Christian Church（12%）、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0%）、五旬节教派（9%）、福音派（7%）、圣公会（3%）、其他基督教教派（8%）、其他（4%）。

二、西方新兴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

在近代的欧美地区，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被主流教派所接受的新兴教派。学界称之为“新兴宗教”，这些教派大都以基督教为母体。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时代运动注重人类意识的转变和心灵的回归，当时的宗教形态和宗教运动都比较复杂。之后，这些新兴宗教当中有不少都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东南亚地区就有很多发源于西方的新兴宗教。下面介绍其中的两个教派。

（一）摩尔门教派

摩尔门教派的正式名称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摩尔门教徒相信《摩尔门经》是美国人约瑟·斯密将刻在金页片上的文字翻译而成的，他们认为这些文字是美国大陆的原住民记录下来的公元前 2000年至公元420年的神圣记录。1830年约瑟·斯密出版了《摩尔门经》，并宣称复兴了神真实的教会，教会信徒们称自己为“后期圣徒”。这些信徒被称为“摩尔门教徒”，他们除《圣经》外还遵从信奉《摩尔门经》。

教会总部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现任总教会长为托马斯·孟荪（(Thomas Spencer Monson）。2009年12月31日教会公布的资料显示，摩尔门教派的信徒数达13,824,854名，其中670万名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其余约600万名居住在美国本土。摩尔门教派是美国第四大宗教团体，也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宗教。其在东南亚各国都设有正式的宗教机构和总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比较兴盛。

（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基督教有很深的关联，是基督教福音派的一个分支，起源于 19世纪中叶美国人威廉·米勒的复临运动，1863年成立全球总会。信徒们遵守《圣经》创世纪当中上帝确定的每周第七日为安息日。这一教派的神学观点大都取自于福音教派，例如，“三位一体”和“圣经无误”说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独特的教义，如，“死人无知觉”①人死以后不论善恶均一无所知，就像睡觉一样，直到复活。、“查案审判”等。这一教派还强调饮食和健康，宣扬宗教自由，强调信仰心与行为是并行的，提倡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教派总部1903年设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1989年迁至马里兰州。

三、印度新兴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

在新时代运动的潮流当中，印度也成为了新兴宗教的根据地之一，这些新兴宗教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东南亚地区影响较大的印度新兴宗教有赛巴巴、阿南达玛迦、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等。

（一）赛巴巴（Sri Sathya Sai Baba）

Sri Sathya Sai Baba（1926.11.23-2011.4.24）被译为“沙迪亚·赛巴巴”，也可缩称为“赛峇峇”或“赛巴巴”。赛巴巴出生于印度安得拉邦普达帕地镇（Puttaparthi），是一位印度教上师与精神领袖、慈善活动家和教育家。他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两个宗教的圣人赛巴巴（Sai Baba of Shirdi）的化身，同时也是神的化身，并且所有人都具有神性，主张“世上只有一个宗教，那就是爱的宗教”，强调真理、德和义、静、爱、非暴力等 5种普世人类价值。

他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建立了许多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据估计，1999年追随赛巴巴的信徒达到600万名，但因为这并非一个正式的组织而仅是信徒们之间的人际联系，所以确切的信徒数量无从计算。Sathya Sai Organisation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全世界114个国家大约有1200个Sathya Sai Baba中心。在东南亚地区以马来西亚最为兴盛，主要流传于印度人和华人社会当中。

（二）阿南达玛迦（Ananda Marga）

“阿南达玛迦”是梵语“Ananda Marga”的音译，意思是“喜悦之路”。由精神导师师利·师利·阿南达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在1955年创立，是一个灵修兼社会服务组织。自创立后得到不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在世界5大洲150余个国家开展活动的国际性组织。组织人员都有着为人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不分性别、国际、肤色，致力于提高人类的福祉。

阿南达玛迦的设立宗旨是“自我了悟”和“社会服务”。在“自我了悟”方面，阿南达玛迦主要通过古代密教的瑜伽和静坐修行，将瑜伽、道德、身·心·灵等各层面、全方位的修行相结合以达到自我的提升，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并被证实的精神修炼。在“社会服务”方面，阿南达玛迦现正在全世界推进的服务项目多达200余项，具体包括设立孤儿院和医疗机构、灾难救援、学校教育等。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设有修习中心。

（三）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

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由A. C.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于1966年在美国纽约创立，之后迅速发展，现已成为一个有着100余个修习场所、农场和灵修学校的国际性组织。该协会在世界各地传播古代印度的瑜伽文化，通过古代印度梵音“Hare Krishina Mandala”的背诵，帮助人们找回内在的原始本性，重归自然、平和、健康的状态。指导者会帮助修习者在生活中逐渐开发心灵的宝库，理解自我，领悟个人和宇宙之间的奥妙关系，回归生命的本原。在东南亚地区主要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流传。

四、中东新兴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

中东大多数国家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其他宗教在这一地区很难得到发展。但是巴哈伊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宗教。巴哈伊教虽然可以看作是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但是其发展时期却与伊斯兰教差别巨大，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新兴宗教。

巴哈伊教的宗教信仰开始于 1844年，发源地为现今的伊朗，是一种独特的世界性宗教信仰。巴孛（The Bab）是巴哈伊信仰的先驱，1844年5月23日他在伊朗的设拉子宣称，世界人民所期待的那位上帝的使者即将出现。“巴孛”这个词意为“门”。尽管巴孛自身也承蒙了来自上帝的独立启示，但他宣称他的目的是让人类做好准备，迎接那一位上帝使者的到来。巴哈伊历的元年即为这一年，巴孛做出这一宣称的地点也成了巴哈伊教的胜地之一。1850年7月7日，巴孛在伊朗殉教（被处以死刑）。“巴哈欧拉（Baha'u'llah）”词意为“神之荣光”，是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他的父亲是当时波斯王朝的大臣。1863年他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巴孛预言的那个将来会显圣的先知，也是各宗教的典籍中所描述的神派到人间的显圣者。巴哈欧拉追随巴孛的神圣训示达40年之久，受到了主流宗教的残酷迫害，并被长期监禁和流放。“阿博都·巴哈（Abdu'l Baha）”意为“发光的仆人”，是巴哈欧拉的长子，是巴哈伊圣约的中心，被教徒称为“教长”并得到至高的尊崇。阿博都·巴哈从小跟随自己的父亲，被流放和监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父任命他做巴哈伊的领袖，并指定他作信仰的首领，是巴哈欧拉著作的唯一权威解释人。守基·阿芬第（Shoghi Effendi）是阿博都·巴哈的儿子，巴哈欧拉的孙子，其父的遗嘱和巴哈伊圣约指定其为巴哈伊信仰的“圣护者”。守基·阿芬第1957年11月辞世，由此结束了其36年的“圣护者”职责。但是巴哈伊信仰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内被传播到全世界200余个国家和地区。

巴哈伊信仰作为一种新兴宗教信仰具有切合这个时代的几个教义。巴哈伊教内并不存在严格的师徒关系或者直接的宣教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巴哈欧拉亲笔制定的教务管理体系。这一体系最大的特征是教务管理权不依赖某个个人，而是依托组织的机构行使。它的地方分会一般在一个市或一个镇（具体以当地的行政区划为准）由9名（或9名以上）成人信徒联合组织，或者由当地的信徒选举产生“○○地方分会”，其职责即为管理该地区内的教务。地方分会成立后要在每年的4月21日重选。总会是各国家（地区）的最高教务管理机构，一般叫“○○总会”，由在该地区成人信徒中选出的代表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世界正义院是巴哈伊教的最高教务管理机构，位于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圣地，由9名委员组成，每隔5年从全世界的成人信徒当中选出。

巴哈伊信徒接纳所有神圣的、自成体系的宗教，认为所有这些宗教的神都来自于同一个造物主，是造物主的显圣者。显圣者的圣义和人类的智慧、理解力一起不断进化，并被传达给人类。因此，各宗教的精神教化在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实质的不同，不同的只是社会律法而已。造物主派来的显圣者包括印度教的克利须那（黑天）、犹太教的摩西、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巴哈伊教的巴孛和巴哈欧拉，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造物主。巴哈欧拉用神的慈爱促成各宗教信徒之间的和睦相处，并将世人引往天堂。

巴哈伊教的资料显示，其在全世界拥有超过600万信徒，百科全书和其他资料上记载的巴哈伊教信徒在21世纪初为200万-800万之间。《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的统计数据为：2000年全世界的巴哈伊信徒分布在218个国家和地区，达到710万名左右。巴哈伊教信徒主要分布在亚洲（3,606,000名）、非洲（180万名）、拉丁美洲（90万名）。资料显示印度的巴哈伊教徒最多，达到220万名左右；其次为伊朗35万名，美国15万名。巴哈伊教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传入东南亚，其于1878年进入缅甸，20世纪50年代进入越南，并且规模相当之大，信徒数曾一度迫近 20万名。其他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在二战后出现了巴哈伊教。现在巴哈伊教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发展十分迅速。

五、日本新兴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

日本新兴宗教有着近200年的历史，其种类非常之多，战后更是传到了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快速发展，其中，国际创价学会的规模最大。

创价学会在日本的正式名称为“宗教法人创价学会”，现名为“国际创价学会”，是一个以日莲大圣人的佛法和生命哲学为基础的宗教组织。创价学会的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信浓町，现任会长为原田稔，名誉会长为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于 1975年成立，目前拥有超过1200万会员，分布于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

新加坡创价协会（SSA）一直致力于达成该地区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等团体之间的对话，其青年会员促成了“青年和平跨宗教座谈会”的召开，共有来自于不同宗教的 4000余人参加了该座谈会。该协会还与新加坡红十字会和新加坡慈善救援组织（Mercy Relief）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2004年末印度洋海啸后，该组织筹款249,000元（约151,000美元），募集54吨救灾物资，并通过慈善援助组织将物资运往了斯里兰卡。另外，2003年，该协会成立了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们长期在孤儿院、养老院、残疾人康复中心等处做志愿服务活动。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SGM）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贡献巨大，其主要宗旨就是增进多文化、多宗教的马来西亚社会内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学会经常和其他团体联合举行慈善文化活动。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中心于 2001年竣工，建筑共有12层，每年都要举行数次公开的艺术文化活动。2003年7月，该学会与马来西亚其他主要宗教组织及阿登纳基金会（Adenauer foundation）在综合文化中心举办了“世界宗教-地球和平-世界伦理”博览会。为了这次博览会的召开，该协会还组织了与此相关的世界各大宗教的电影鉴赏会及其他相关的座谈会。

六、中国新兴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

二战前后随着华侨的移居，真空教、孔教会、德教会等中国新兴宗教也传入了东南亚地区。其中，德会教得到较大发展，成为了东南亚华侨聚集区规模比较大的新兴宗教。

（一）真空教

真空教又名“空道”，是创立于清代的民间宗教之一。其创始人为廖帝聘（1827-1893年，字达群，号兆空），因其被信众尊称为“仙伯”或“大伯”，故真空教又称“大伯教”。廖帝聘去世后，被信众奉为“真空祖师”，所以真空教又有了“空道教”“廖祖教”“空中大道”等名称。真空教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帮助人们戒除鸦片烟瘾或治疗疾病，于是通过一定手段以达此目的的整个过程便构成该教的重要仪式。其仪式包括跪拜、静坐、诵经、饮茶4项内容。主要在马来西亚华侨上层社会中流传。

（二）孔教会

辛亥革命后，清朝的遗老、封建文人等相继组织了“孔道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尊孔团体。1912年10月7日，康有为授意陈焕章等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在上海设立孔教会。1913年9月27日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祭孔活动。11月，康有为被推荐并任命为第一任总会长，任命张勋为名誉会长，任命陈焕章为主任干事，总会也随之迁至北京。1914年初，总会开始下设支部会和联合部，之后其分会达到140余个，除西部几个省以外的中国大陆大部分省以及香港、澳门、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地都有孔教会分布。

孔教会主要在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流传，其中印度尼西亚的孔教会发展规模较大，其发展起始于 1900年。信徒们认为宗教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孔子的学说是中国人的宗教文化精髓。1923年，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孔教会代表在中爪哇省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成立孔教总会，并决定将总会设在万隆。1924年，总会正式成立，张震益和胡英恭分别被推荐并任命为总会主席和秘书。日本侵占印度尼西亚时期，因为孔教会被认为是一个反抗日本的组织，所以孔教会的所有活动都被禁止。直至 1955年，孔教会才得以重新设立全国孔教总会（印度尼西亚儒教最高委员会，MATAKIN）。

1966年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诺发动军事政变掌握政权后，汉语教育被全面禁止，孔教会的活动也随之转入地下。197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有300万名孔教会信徒，占印尼华侨的一多半。1999年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就任总统后，孔教会的合法性得以恢复。2006年，印度尼西亚孔教会重新开始公开活动，印度尼西亚身份证上也被允许将孔教会登记为本人的宗教信仰。现在，印度尼西亚孔教总会在全国设立了200余个分会（印度尼西亚儒教协会，MAKIN），组织信徒长期在礼拜堂等处进行宗教祈祷、圣歌颂唱、经书学习等活动。除此之外，孔教会的活动还包括纪念中国传统节日、在孔子诞辰日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家庭互助、儿童教育、新婚夫妇的结婚公正和婚礼、老人辞世后丧葬仪式的进行、慈善、救助灾民等。

（三）德教会

东南亚地区的德教会源自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潮州地区的“鸾阁”，抗日战争时期在潮州各地发展迅速，据说当时设立了 20余个鸾阁，二战结束后开始传往海外，从最初的香港、泰国，至后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都有德会教的活动，成为了华侨社会主要宗教信仰之一。德教会主要以慈善的方式经营社团，因此宗教色彩比较淡薄，注重救助贫民和难民、医疗服务、振兴学问、发扬文化以及葬礼等社会福祉慈善活动。德教会依托“宗教”的母体保留了拜师仪式。

德教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创设后，在华侨中传播很快，数十年间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设立了联合总会。现在在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逐步壮大，并开始向世界各地发展。例如，澳大利亚堪培拉的紫洋阁、墨尔本的紫金阁，以及最近分别设在墨尔本和悉尼的紫成阁和紫乘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紫根阁和阿罕布拉的紫金阁。每3年召开一次的德教会全世界大会和德教圆融敦谊大会已经成为了一个超越国界的德教会亲善大会，有数千名来自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文莱、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数千名德教会代表参加。

结 论

东南亚位于连接亚洲和西方的交通要冲，因此自古就和世界各大文明古国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再加上民族迁徙等因素，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了世界上非常独特的、多民族多文化的交织区。这一地区原本居住有多个土著民族，之后，中国、阿拉伯地区、印度等地在很早的时期就有居民开始向这里移居。并且，近代以来欧洲和美国的势力东进也使得这一地区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更加明显。尽管东南亚的地域面积并不大，但作为世界宗教地图的缩小版，这里却发展有世界上所有历史悠久的宗教以及从这些宗教中分离出来的其他宗教。这一地区留有的宗教都有着各自的信徒和宗教组织，特别是近代新兴宗教的传入和发展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地区宗教环境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无比复杂，这一地区的所有民族都保有建立在各自生活习惯基础之上的宗教信仰。但尽管东南亚所有国家都有民族和宗教等共性问题，各国所处的环境却有所不同。菲律宾有90%的人口信奉天主教，但同时也有信奉其他非主流宗教的民族团体存在。在菲律宾南部摩洛族穆斯林的聚居区，天主教被认为是外来宗教。虽然天主教早在数个世纪前就已经传到这一地区，并且相比其他宗教已经占据一定的优势，但仍然未能与当地传统文化很好地结合。宗教在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运动方面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一方面的对立氛围仍然存在；缅甸80%的人口是佛教徒，他们与信奉其他宗教的民族之间冲突不断。信奉伊斯兰教的若开族和信奉基督教的克伦族更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与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因此可以说宗教是缅甸民族意识形态冲突的最大原因；佛教徒占据泰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个别民族信奉的却是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例如，南部的马来穆斯林和北部的山林部落居民，他们与佛教国家泰国冲突不断；印度尼西亚90%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但多个宗教的民族主义运动却在持续发生：穆斯林的民族分裂造成了多次纷争，苏拉威西等岛屿有基督教信徒的抵抗，巴厘岛上的土著印度教徒与佛教徒之间也是麻烦不断；马来西亚的宗教状况在东南亚地区比较特别。尽管移民人数众多，宗教各不相同，并且各宗教信徒的比例也都不少，但民族或宗教冲突却并不尖锐。马来西亚政权一方面通过保护伊斯兰教的政策保障了马来西亚人在生存权方面的利益，同时也努力促成其他信仰的民族集团能够与其和平共处，并持续推进相互之间的协作。即便如此，马来西亚仍然需要谨慎处理敏感的宗教问题。因为，从世界各地传入的新兴宗教及其快速发展正在使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更加多样化，而这背后必然包含有许多不安定的文化因素。

东南亚地区正在向现代化社会发展转变，意识形态错综复杂，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制度性问题和精神层面的宗教问题也与此密切相关，因此解释所有问题的原委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将东南亚地区徘徊不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宗教的牵制和妨碍，认为宗教是阻挡社会发展的最大公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宗教是东南亚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宗教造成了民族之间的憎恨和政治上的纷争并消耗了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但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十分片面的，宗教只是在各种势力的滥用、误用、盗用之下陷入困境，成为替罪羊而已。

（原载韩国新宗教协会《新宗教研究》2015年第32卷）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程兰涛

61195部队 魏 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