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扎·贡基拉迪

泰国选举暴力消与长:规则、结构与权力格局变迁，1997-2011年

巴扎·贡基拉迪*

在1997年至2006年期间，《1997年宪法》及其最新选举制度制定出台，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迅猛崛起，2006年军方发动政变，地方一级的政治格局与权力平衡由此发生巨变。他信雄心勃勃，志在垄断政治市场，给选举竞争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迫使省府大佬们纷纷采取暴力策略以打败竞争对手。其后果是，对选举暴力的供求程度同步攀升，正如我们在2001年与2005年两次大选中所见。2006年政变之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态再次经历重大变迁。由于皇室与军队联合干预选举过程，加之意识形态政治（ideological politics）不断崛起，省府大佬们受到压制并被边缘化，对暴力的需求走低。因此，2007年和2011年两次大选中暴力事件减少。目前泰国选举政治及其暴力范式正处于转型当中。新的元素已经出现，但是旧的秩序尚未被完全取代。省府大佬实施私刑这一现象源自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秩序。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世袭体制，并且大幅减少在“政府分肥与利益分配”（government spoils and rent-distribution）问题上的个人争斗，这种令人不安的现象才会完全消除。

选举暴力；地方大佬；选举制度设计；民粹主义政策；军事政变

对于泰国政治和社会而言，1997-2011年是一个深刻转型并且动荡不安的时期。10年之间，举行了5次大选（包括2006年的无效选举），6位总理执政，出台两部宪法，发生一场军事政变，国家安全部队与以颜色为标志的民众运动之间的暴力冲突不计其数，并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历经巨变。最初，新宪法和相关的政治改革造就了强大而稳定的文官政府和政党制度结构。纲领型政治（programmatic politics）与政策导向型（policy-based）竞选对选举结果的重要影响远甚从前，尽管庇护主义、政治分肥、人格魅力和强制势力等诸多特征仍然显著存在。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稳固，并且真正意义上地与大多数选民息息相关。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使得地方一级举行直接选举成为可能，这有利于在选民和民选政客之间建立起更加牢固的联系。然而，2006年军事政变破坏了议会民主的合法性地位和持续发展。由皇室、军队与官僚组成的传统权势联盟失去了权力，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参与选举，于是采取了老套的强制性手段——政变——来攫取国家政权，颠覆民选政府。

2006年政变深刻地改变了泰国政治——它使国家出现两级分化，加剧了政治分歧，使得政治参与日趋激进。因此，竞选活动往往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论争（ideological contestation），而不仅仅是党派之争（particularistic campaigns)（采用贿选、政治分肥或恐吓等手段）或纲领之争（programmatic campaigns）（聚焦于政策导向）。泰国政治在国家层面正在经历着规则、格局和权力结构方面的变迁，这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政治生态——政治组织与政治家族之间、全国性政党与地方大佬之间的权力平衡。此外，国家局势变化带来了地方层面的政治变迁，塑就了出现于该时期的对强制势力和选举暴力的供需格局。

本文将呈现 1997年以来所发生的重大的结构与制度变迁——如新宪法、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文官政府与军队的关系，以及政党与社会运动的关联——怎样造成了泰国选举暴力在程度和类型方面的波动起伏。在 1997年后这一系列的结构调整的阴影之下，电信大亨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领导的政党强力崛起，一改泰国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平衡。他信雄心勃勃，志在垄断政治权力，给选举竞争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使得省府大佬型政客纷纷采取暴力策略以图打败对手。因此，正如我们在2001年和2005年大选中所目睹，选举暴力程度升级。2006年军事政变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格局再次经历重大变迁。皇室与军队联手干预选举过程，加之街头政治动荡不息，这使得省府大佬们被边缘化，同时也淡化了地方上的政治斗争，2007年和2011年大选的暴力程度也因此有所下降（参见表1）。

表1 全国投票中与选举相关的暴力事件，2001-2011[1]

为了理解2001年到2011年的暴力消长，我们有必要研究泰国国家政治改革与制度变迁及其对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泰国政治与选举暴力范式在1997年至2011年期间之所以历经变迁，有3个国家层面的因素：《1997年宪法》（the 1997 Constitution）及其新制定的选举制度；他信·西那瓦及其民粹主义强党泰爱泰党（Thai Rak Thai，TRT）的政治崛起；以及2006年军事政变。本文将对以上各个因素如何造成了泰国选举暴力在1997到2011年间的起伏消长进行研究与分析。

新出台选举管理制度和《1997年宪法》：规则变迁与未预（暴力）结果

泰国的政治改革运动始于 1992年 5月暴力镇压亲民主示威者（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事件之后。改革派将金钱政治、贿选以及弱势联合政府界定为泰国政坛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省府一级的企业家兼政客（business-cum-politicians）是国家问题的根源。新闻界和学界纷纷谴责乡村政客，指责其用“脏钱”从农村的穷人选民和文盲选民手中贿买选票，并且为了赢得大选以及谋取私利不惜侵吞公共资源。1997年7月经济危机爆发后不久，城市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和商业精英将危机归咎于乡村政客执政无能，他们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一支重要支持力量。1997年10月，立法议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新宪法有两大首要目标：第一，建立一个强有力且稳定的政府；第二，消除贿选现象和金钱政治。[2]而另一个目标则不言自明，即不让省府政客们再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独揽大权。

为了打压省府一级的势力和金钱政治，宪法起草者们对选举制度、选举管理和政党组织规则进行了重新设计。[3]泰国选举委员会（the Election Commission of Thailand，ECT）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选举的全过程。在此之前，这项工作一直是由内政部（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承担。选举委员会受命调查违反选举法的行为和违规操作事件，并且为了抵制选举舞弊现象，选举委员会有权在选举日之前或之后取消候选人资格。选举委员会位高权重，由此成为了左右大选结果的一股关键力量——并且事实上，也是下议院（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把关者。然而2001年，在新宪法颁布后的首次大选中，选举委员会就由于自身经验不足和能力欠缺，再加上选举规则含糊不清以及选举管理不善，从而成为矛盾的源头。

除成立泰国选举委员会外，《1997年宪法》还正式通过了一些新的机构、机制和规则。泰国有史以来首次通过直接选举而非任命的形式产生了上议院议员。参与投票成为所有符合资格选民的应尽义务，而泰国政客们过去常用的转党伎俩则受到了限制。然而从长远计，需要对选举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为了促进政党政治和政党主导型政治的一致性，《1997年宪法》取消了（《1978年宪法》和《1992年宪法》采用的）“多议席多票制”（又称“全票制”，block-vote system），取而代之的是“混合选举制”（mixed-member system）或“双轨制”（two-tiered system）。[4]在议会的500个席位中，400个席位按照“简单多数制”（或称“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FPTP）从单议席选区（single-seat district）中产生，另100个席位则在全国选区内按比例选举产生。所有政党须提供一份按顺序排列的候选人名单供选民考虑。每一位候选人要决定自己是参与选区席位还是政党名单席位的竞选。每一位选民投出两张选票，一张选票投给所在选区的代表候选人，另一张选票则投给政党名单制候选人。选区代表候选人和政党名单制候选人的票数分别进行统计且不相互影响。引入政党名单制（party-list system）的目的在于，为技术官僚、企业家、专业人士，或总体而言为非省府大佬型候选人提供无需拉票就可步入政坛的机会。同时，政党名单制也旨在推进政党建设，增强政党认同。

宪法起草者们坚信改用“简单多数制”将减少贿选现象，他们认为选区范围缩小，候选人无需再以实惠或现金收买便可与其选民建立起密切关系。[5]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那些绝非富人的实力派候选人能与权势大佬们进行角逐。宪法起草者们还声称，简单多数制的另一优势是可以避免党内竞争（这在从前多议席选区多票制选举中常有发生）。[6]尽管“简单多数制”推进了政党建设并且减少了贿选现象，但也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负面后果：许多省府内选举冲突进一步激化。

总体来看，“简单多数制”和选举暴力频发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系；并无研究表明或证明采取这种选举制度导致了选举期间暴力冲突的升级。[7]然而，“简单多数制”在泰国的引入过程和具体背景却导致了选举暴力的升级。必须强调的是，泰国选举在启用“简单多数制”以前，长期采用的是“多议席多票制”。“多议席多票制”避免了实力派候选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从而缓解了激烈的选举竞争，因为候选人无需赢得多数票就可当选。比如在一个两名候选人对峙的双议席选区（a two-seat district），两人均可通过获得足够选票从而以排名第一和第二成功当选。然而采用“简单多数制”后，竞选就变成了零和游戏（zero-sum-game），每个选区仅能胜出一名候选人——只有实力最强的大佬才能进入议会。从理论上讲，大佬们避免选举失利的绝好办法就是不和自己的劲敌在同一选区竞选，但这并非人人适用。由于几十年来一直按照相同的选举制度竞选，每个政治大佬和政治家族都建有自己的政治老巢（political stronghold），通常在其老家或企业总部所在地。转战新的选区意味着重新建立选举基地（vote base）并培育新的人脉网络——这往往需要多年的经营才能实现。因此，新选举制度的实施加剧了地方上权势大佬之间的既有冲突，让选举更趋暴力，尤其是在那些重新划设了选举范围后两名大佬对峙的选区。显而易见的是，2001年在武里喃府（Buriam）第一选区与帕府（Prae）第二选区数度发生严重的选举暴力冲突事件，正是对改用“简单多数制”所带来负面影响的证明。[8]由于政治改革派主要聚力于打击贿选，因而忽略了新的选举制度所引发的暴力后果，并且尚不能出台方案以缓和冲突。[9]

虽然新的选举制度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是并非所有选区都有暴力竞选现象发生。“简单多数制”加剧了政治分裂，但是它并非导致选举暴力的直接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地方政治生态——当地既有的政治布局，以及各政治大佬对待制度性规则（institutional rules）变革的各色回应方式。

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新兴政坛角力者及其政治垄断目标

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新宪法的出台，强烈地刺激了全国范围内的资本家群体，并为其组建政党进而角逐国家政权提供了大好机会。泰爱泰党在 2001年后参与全国大选并初次崭露头角，这极大地改变了泰国选举的政治图景。泰爱泰党引入了一种崭新的竞选范式，即一种基于政党并且更具政策导向性的政治，并且还表明了其组建一党执政政府（a single-party government）的宏伟目标。选举竞争因此也改变了政党和省府大佬间的关系格局。泰爱泰党改变了政治格局，将省府精英群体置于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生态之中，并迫使他们对各自的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

他信·西那瓦由电信业大亨转行从政，于1998年创建了泰爱泰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竭力倡导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1992年黑色五月事件（the May 1992 incident）之后，他应邀加盟占隆·西蒙（Chamlong Srimuang）领导的道德力量党（Phalang Tham Party），从而开启其政治生涯，并最终成为了该党党魁。然而，道德力量党并未凭借其廉洁性与专业化的形象打动太多选民，并且其影响力也仅限于曼谷地区。他信在1996年大选之后弃道德力量党而去。[10]

继 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和新宪法颁布之后，他信组建了泰爱泰党，誓要成为后改革时代（post-reform era）的首位民选总理。1997年经济危机强力激活了包括他信在内的大资本家们直接掌控国家政权的野心。正如塔尼·差瓦（Thanee Chaiwat）和帕苏克·冯派切特（Pasuk Phongphaichit）解释的：“经济严重衰退，民主党政府（1997-2001年）却拒绝承担保护国内资本抵御冲击的责任，这让商界大为震惊……股票市场越发成为生财之地，商业也愈趋全球化，出任总理一职将有更大的潜在回报。”[11]他信领导的团队由一批国内大资本家组成，他们并未遭受危机的重创，一道选择了一条高风险、高回报的道路，直接掌控政党，而不再是向权势官僚和政客寻求庇护或赞助他人的政党。[12]如前所述，新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就是为了催生行政强权和大型政党而量身设计，这也更加助长了资本家们的政治野心。

泰爱泰党在2001年和2005年两次选举中均大获全胜。已有大量解析他信政治成功的研究问世。[13]本文的重点具体在于，他信及其政党对地方权力结构和省府大佬之政治策略的影响，因为前者左右着选举暴力的供需变化。他信的政治计划和泰爱泰党重塑了地方政治生态，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打破了各省府政治大佬与政治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加剧了他们之间的既有冲突；并且动摇了省府大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他信的策略不同于 1997年以前的那些政治寡头。他的想法并非止步于赢得大多数选票后组建多党联合政府（a multi-party coalition）并与其他领导人分权而治，而是志在赢得绝对多数选票并组建一党执政政府。换句话说，他信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是垄断控制而非传统的分权模式。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广泛结交各地权势显赫的省府大佬，并与他们缔结政治联盟。通过道德力量党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大选失利，他信悟出一个关窍，即大选制胜的关键在于曼谷以外的地区。[14]泰爱泰党广纳贤才，邀请技术官僚、银行家、学者、商人、退休公务员、法官、激进分子和从前的学生运动领袖加盟，让他们作为核心成员，负责制定政党战略与政策。但就在大选前夕，他信又招揽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才——省府政治大佬。最重量级的大佬来自泰国北部帕府和泰国东部沙缴府（Sa Kaeo），分别是纳隆·翁旺（Narong Wongwan）和沙努·天通（Sanoh Thienthong）。两人都是因循守旧的改革反对派人物，操纵着议会中最大的两个政治派系。[15]公众反对将这两人（以及其他省府大佬）纳入党内，认为他们有损政党形象。但他信对此类批评不予理睬。

作为一个商而优则仕的实用主义者，他信深谙“简单多数制”总体上以候选人为核心的关窍，因此他不断地将大佬们推上选区席位。泰爱泰党双管齐下，采取两条竞选策略：一是以政党名单为核心的政党名单席位竞选，二是以候选人为核心的选区席位竞选。从多个选区的选举结果来看，泰爱泰党的政策既推高了候选人的地位，也帮助了他们成功当选。[16]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人格策略（personalistic strategy）并未完全退出1997年以后的政治舞台。泰爱泰党中的一些候选人来自显赫的政治集团，他们既依赖于政党品牌，同时又依存于其家族网络。不同以往的是，他信和泰爱泰党直接插手改变省府政客之间的权力平衡。由于拥有巨额资金支持和大票仓的政治后盾，这个大佬联盟和泰爱泰党在与大佬级劲敌交手时占尽上风。这些大佬级人物得到泰爱泰党的支持，为了垄断政治愈战愈勇。相反，那些拒绝与泰爱泰党合作的省府大佬如今还得为其政治生存而辛苦挣扎。大佬们在垄断与生存之间你争我斗，这种政治动态最终往往导致暴力结果。只有在大佬们全都归于泰爱泰党麾下的省府，选举才能风平浪静。否则，泰爱泰党和他信则直接干预，继而引发暴力冲突。例如2001年，那空沙旺府（Nakhon Sawan）和武里喃府就曾发生选举暴力事件。然而，这两个省府在 2005年大选中却风平浪静，因为这时大佬们全都站在泰爱泰党阵营一边。而在2001年和2005年的两次大选中，由于泰爱泰党没能得到地方大佬们的一致支持，帕府和洛坤府（Nakhon Si Thammarat）都遭遇了选举暴力。

他信及其政党同时也破坏了地方既有的政治市场（political market）。泰爱泰党的选战资金雄厚，其政策又广受拥护，吸引了大批政客和选举拉票人（vote canvassers）。就在2001年大选前夕，大批政客转党加入泰爱泰党。[17]地方政治市场动荡不止，泰爱泰党又强势介入，这更加剧了政治分野，削弱了既有的庇护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选举拉票人对于政治环境和选民情绪变化非常敏锐。因此，他们大多愿意支持泰爱泰党。如果大佬们同意加盟泰爱泰党阵营，一切便会非常顺利；而一旦大佬们拒绝他信抛出的橄榄枝，冲突就在所难免。这时，很多拉票人选择了背叛。脆弱的庇护关系最终土崩瓦解，而暴力冲突却随之发生。泰爱泰党千方百计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政治机器，这加剧了政治的分裂。局势持续动荡并在 2005年选举前夕进一步恶化。当时泰爱泰党正值鼎盛时期，他信宣称其政党势在必得，即赢得75%-80%的议会席位（远高于其2001年50%的目标），并组建一党执政政府。[18]许多政客都愿打着泰爱泰党的旗号参加竞选，人数超过了各省府的实际席位数。因此，很多人没能得到泰爱泰党的支持，其中包括几名前泰爱泰党候选人。泰爱泰党换掉了几个老牌候选人，转而推出更有胜算的新人，甚至其中几名新晋候选人还曾在 2001年大选中与泰爱泰党为敌。由于泰爱泰党提名候选人更换频繁，各省府政治市场也一直动荡不稳。总体来看，2005年竞选充满了变节、背叛和内部人际网络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了暴力事件的频繁发生。

最后，他信及其民粹主义政党泰爱泰党的崛起削弱了省府大佬们的政治地位。他信在2001年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奠定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后，便肆无忌惮地对政党内外的省府顶级大佬实施权力驯化战略。在泰爱泰党内，他信让派系领导人靠边站，因为他不希望任何大佬过多操纵党内成员。他信在党内玩起了分而治之的传统伎俩，让各派系之间相互争斗，这样便无人能独大到威胁政府稳定以及他信的至高地位。内阁重要成员主要来自其核心圈子，他们或是有家族渊源的盟友，或是技术官僚和专业人士。不但如此，他信还频繁调整人员，改组内阁。在他信执政时期，省府大佬们晋升部长级职务的通道更加狭窄，其地位也明显江河日下。一些大佬对此深感不满，在党内掀起了抵制他信一人独大的运动，但并未得到公众和党内成员的大力支持，其政治行动被质疑为谋取私利的老套做派。

此外，他信还继在“打击毒品犯罪”政策上获得巨大成功和广泛民众支持之后，一鼓作气，实施“打击权势大佬”的行动。[19]这项行动始于2003年5月，目的是打压一批权势大佬，其罪名是阻碍他信打击毒品犯罪、消除贫困以及抵制腐败等行动。他信在一次演讲中阐述了这项行动的迫切性和必要性：[20]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即没有掮客的民主，不受任何支配的民主。我希望借此契机摧毁这个（权势）系统，只有这样，政党才能真正属于人民。

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谓的“权势人物”（phu mi itthiphon）：“我的定义很简单，权势大佬指那些为实现其自身非法利益而动用职业杀手、政府官员或政治权力去骚扰和欺压百姓的人。”然而，“这些权势大佬过去曾经依附于政府官员，后来羽翼渐丰，摇身变为政府官员的老板。”[21]他信罗列出此次行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包括雇佣杀手、非法赌博者、走私犯、毒品犯罪、人口贩子、非法伐木者以及强行获取施工建设合同者。他接着警告权势大佬停止利用非法手段和/或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各项手段的敛财行为，否则政府将予以强行制止：“政府绝对不给行恶者颁发许可证……我可以保证我会秉持公正。本政党成员也同样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得享受额外的保护。……本人此举并非是为个人的政治得失。”2003年12月13日，在另一个场合，他信在每周的总理访谈电视节目中发表讲话，他下令政府官员采取强硬手段打击黑帮背景政客（mafia-cum-politicians），“你们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如果有人声称他们与执政党或某个大人物关系密切，切勿轻信，不必予以理会”。[22]

如同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一样，打击权势大佬的行动也得到了泰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计与安全。[23]他信发表演讲后，政府立即成立国家委员会以打压权势大佬，并发动所有重要的国家机构响应这一行动：内政部、司法部（the Ministry of Justice）、皇家警察总署（包括其下设情报部）、武装部队、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the Internal Security Operations Command，ISOC）、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国家情报局（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y）和毒品管制委员会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Narcotics Control Board）。国家委员会进一步列出了15种“权势大佬”的子目录，他们包括：毒品贩子、建设项目非法竞标者、以保护名义进行敲诈勒索的团伙、非法商品走私贩、赌场老板、性交易窝点、人口贩子、自然资源掠夺者、雇佣杀手、讨债团伙、武器走私贩和诈骗犯。当局将权势大佬划分为了乡村、省府和国家3个级别。国家级别的团伙最为危险，超出了省府政府部门的打击能力，因此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干预。[24]

各省府府尹和警察局长贯彻落实了他信的此项行动。他们负责列出权势大佬名单并提交国家委员会。名单出炉的整个过程充斥着混乱、游说和政治操纵。几乎在每一个省府，府尹和警察局长都彼此较劲，各自采取了不同标准。因此，他们各自拟出名单并分别向国家委员会提交。在某些省府，大佬们通过游说、贿赂或胁迫手段让当局将其姓名从名单中抹去。而一些腐败官员则把与其关系密切的省府大佬从名单中删去，又将其对手的名字列入名单。

由各省府拟定的第一份名单于2003年6月9日发布，名单中共列出了权势大佬813人，其中61人为政府官员。广受争议的是，该份名单表明有32个省府没有权势大佬。政治观察家认为名单所列人数太少，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竟然 32个省府均无权势大佬，尤其是在劣迹昭彰的春武里府（Chonburi）和帕府。[26]公众进一步诟病“黑帮警察”或“黑帮军人”等参与非法交易的警察和军人在该份名单上的缺席。他信对第一份名单大为恼怒，他认为名单所列人数太少，并且有些本该出现的名字却没有出现。他评论说：“名单反映出部分府尹要么对大黑帮心存畏惧，要么就是受到他们庇护。”他要求重新提交一份名单，并威胁将对不能有效实施这项行动的官员予以降职处理。[28]鉴于总理的强硬态度，政府官员们大力落实了这一行动。两周后，委员会重新发布了最新名单，将权势大佬的人数增加至2700人。[29]

尽管这项行动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却是有选择地在几个省府重点展开，其最终目标是要根除或削弱省府大佬的政治团伙。国家委员会随后提出打击“黑势力”的具体措施和打击对象，其政治意图更为明显。委员会解释说，其打击对象是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违背法律并结成犯罪网络的行为”，而非小规模的个人犯罪。按照委员会的阐述，权势团伙包含3个组成部分：黑帮头子/大佬；“部队”或者“工具”（雇佣杀手、暴徒）；及其后台（被收买的政府官员）。[30]

简而言之，“打击权势大佬”的行动是他信铲除省府大佬政治根基的一次尝试。这项行动将地方选举暴力的需求与供给都列为打击目标。此外，这项行动打击非法经济，与此同时夯实政府的民意基础，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增加国家税收，以此摧毁省府大佬们的经济基础。例如，通过打击非法赌场和地下博彩，他信政府增加了政府的博彩业收入，并将网上博彩合法化。政府因此获得了更多税收，并设立奖学金基金以资助贫困学生。他信的民意支持度也随之提升。[31]

这项行动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削弱政治掮客和/或媒介的势力，实现他信的泰爱泰党与选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如果此项行动取得成功，他信便能操纵泰爱泰党党内和党外的省府议员。这项政治策略旨在削弱他信的政敌，迫使他们加入泰爱泰党，并驯化泰爱泰党内桀骜不驯的派系头子。绕开地方掮客后，他信就不再需要依赖地方人脉网络，政党的政策和品牌以及政党机器就足以让其赢得选票。毫无疑问，这位民粹主义大亨为了达成其个人野心，不惜改变了整个制度体系。然而，此次行动的实施带来了泰国政治的深刻转型，即由省府大佬主导型的派系政治转变为民粹主义者领导下的政党主导与政策导向型政治。

因此，仅将打击权势大佬的行动理解为他信打压政治对手，这并不完全正确。[32]这项行动有着更为宏大的目标：它只是他信重组权力结构和垄断政治权力宏图伟业的一部分。他信此次行动的打击对象是权势大佬，主要是政治大佬及其在所有政党中的拉票人，包括泰爱泰党。打击范围主要是由反对党及泰爱泰党内太过特立独行的议员所控制的省府。很多南方省府的警察局大力推进此项行动，尤其是在民主党的大本营洛坤府、董里府（Trang）、素叻府（Surathani）、沙墩府（Satun）、攀牙府（PhangNga）和普吉府（Phuket）。[33]素攀武里府（Suphanburi），即民族党（Chart Thai Party）领导人班汉·西巴阿差（Banharn Silapa-archa）的大本营，也在打击之列。在一次200人警力的行动中，警察突击搜查了15所房屋，缴获了非法武器并以持有武器罪逮捕了3人。所有被逮捕的人均是民族党的拉票人。在北揽府（Samutprakarn），警察逮捕了一批当地政客并截获了大批重型武器，被捕人员大多与阿萨瓦罕姆（Atsawahem）家族有关联。阿萨瓦罕姆家族是一个强大的政治王朝，主宰北揽府达几十载。[34]但委员会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帕府和北碧府（Kanchanaburi），泰爱泰党曾试图在这两个势均力敌的省府垄断选票。在 2001年大选中，民主党极力阻止泰爱泰党赢得这两个省府的所有席位，但双方都未能完全掌控。[35]

他信将北碧府当作打黑行动的第一站，声称该省府有最多的黑帮组织、雇佣杀手、非法武器贩子和收保护费的敲诈勒索犯。“我们将把他们（权势大佬）一网打尽”，国防部长塔玛拉·伊萨朗古（Thammark Isarangura）说：“在北碧府，黑帮组织相互勾结，并且有议员在背后撑腰。我们要把他们一举剿灭。相信我，下次大选时当地人不会再投票给他们。”[36]2003年7月初，警察突然进入两名民主党议员布拉差·坡提披毗（Pracha Phothiphiphit）和派布·披姆披阇塔沃（Paiboon Pimphisitthawon）家中进行搜查，并指控他们涉嫌参与谋杀泰爱泰党的重要拉票人。他们两人均是由区长转而经商（Kamnan-turned businessmen），经营商贸企业敛财并壮大势力。北碧府的黑社会对他们敬畏有加。2001年大选之后，北碧府许多选举拉票人因为卷入这两个区长和泰爱泰党成员之间的角逐而遭到谋杀。[37]鉴于打击对象为权势大佬，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法律手段（指控其洗钱、逃税等犯罪行径）以对其诉诸武力。10月初，警察局向布拉差及其妻子发布逮捕令，指控其在建设工程投标期间胁迫其他承包商及其黑帮组织头子的身份。派布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于是向他信传达出信号，希望做一笔政治交易。几个月后，派布前去拜访了在北碧府出席专题会议的他信及其内阁部长。他信当着记者的面告诉派布，“别担心，你作为反对党的日子不会太长。”[38]2005年大选，派布背弃了他的盟友布拉差，转入了泰爱泰党并协助他们打败了民主党。同时，布拉差及其妻子也因暗箱操作投标罪名被判处5年徒刑，其资产被当局全数没收。[39]

这次行动打击了很多大佬型政客和与他们有关联的人。2003年5月到12月正值该项行动的高峰期，许多显赫的大佬级人物都被卷入了这次行动。他们有的接受了调查，有的被逮捕和/或判罪，有的神秘消失或者背井离乡，有少数人则被暗杀。媒体把2003年称作“大佬灭迹年（the year of the godfathers’ obliteration）”。[40]最终，大多数被卷入此次行动的大佬都选择了转入泰爱泰党。[41]民主党大佬级帕府女议员思丽婉·巴扎萨杜（Siriwan Pratsachaksattru），对他信及其行动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她是泰爱泰党在帕府实现权力垄断的主要障碍，泰爱泰党因此利用打击权势大佬的行动（包括其他政治手段）来削弱她的权力根基。双方间的政治斗争日趋白热化。当民主党出面保护思丽婉和布拉差时，他信反驳道：

民主党不应该保护违法犯罪者。如果一个政党支持黑帮大佬，那这个政党是有问题的。泰爱泰党也不例外。如有党内成员如黑帮大佬般行事，且不知收敛，那他们将会受到严惩。我绝不会将他们留在泰爱泰党。[42]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他信的承诺大半得到了兑现。在很多泰爱泰党的大本营，警察搜查了泰爱泰党拉票人的家并逮捕了泰爱泰党议员的政治助手。[43]到 2003年底，他信成功确立了他对其党内所有领头大佬的绝对控制，真正成为了大佬中的大佬。他的政治策略咄咄逼人，尽管饱受争议，但却非常奏效。2004年，他信政府仍然继续打压权势大佬，只是不再大张旗鼓。2005年2月大选前几周，警方再次展开行动，镇压地方大佬和杀手（尤其在泰国南部），理由是为确保大选的自由、公正与和平。[44]这次行动刚一开始，所有反对党及其大佬们苦苦捍卫其政治领地于危难之际，早已元气大伤。相反，他信及其政治机器则在2005年大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信心满满，令人瞩目。2005年大选并不平静。国内的政治斗争将地方政治变为了多个选区的选举战。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试图达到政治垄断，另一方则希望守住其势力范围。

地方大佬们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泰国的政治体系中扮演着政治中间人的角色，而他信政权则在泰国现代历史上首次试图驯化和消灭这些地方大佬。不管是过去的独裁政府或是民主政府，在政治意图、合法性地位或自身能力等方面，都不能实现打击地方大佬的目标。1947-1973年和1991-1992年的两届军政府，都没有镇压地方权贵的决心。因为这些大佬还远不能和武装部队相抗衡，所以军方领导人从未把省府大佬们视作其政治威胁。同时，军方领导人也需要省府大佬来充当以军方作后台的政党的政治掮客。20世纪80年代和 90年代，历届半民主政权或文职政府出于担心摧毁自身权力基础的顾虑，没有向省府大佬宣战。[45]但对他信而言，省府大佬对其民粹主义政党建设已经构成了威胁，他深知只有摆脱对地方大佬的依赖才能持续赢得大选。开展打击地方大佬行动既反映了一种新型政治的出现，又体现出他信作为国家层面的商人型民粹主义政党领袖（a national businessman-cum-populist party leader）与省府一级的商人型政客（provincial businessmen-cum-politicians）之间的崭新关系格局。

讽刺的是，当他信垄断了选举政治之后，却暴露了自己另外一个弱点。他的政敌，皇室-军方-官僚联盟明白只能通过非选举途径和议会外手段才能赶他信下台。他信对政治市场的垄断令其政敌发现绝无可能通过竞选打败他信。所有主要的反对党都联合起来抵制2006年大选。2006年9月，皇室与军方联盟联合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信政权。这次政变极具历史意义，它将泰国政治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再次重塑了国家层面和地方一级的政治格局。

2006年政变的后果：意识形态之争和泰国政治军事化

泰爱泰党在 2005年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信更加志得意满，他的对手也愈发惶恐不安。自 2001年以来，他信及其政党不断削弱反对党的权力基础，打击省府政客的地方势力。但是他信并未能摧毁议会外势力，尤其是皇室与军方联盟——这是泰国政坛中最令人生畏的传统势力。

2005年选举后不久，“反他信”阵营（包括如其商业对手、私下结怨者、非政府组织活动家、记者、学者、人权斗士和城市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他信政府。到2006年初，他信备受争议的商业交易令其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大大削弱，给传媒大亨颂提·林通恭（又名林达明，Sondhi Limthongkul）和占隆·西蒙将军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创造了一次重要契机。[46]他信进入了对战状态，为了重新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地位，他解散了议会，并要求在2006年4月提前举行大选。各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党、民族党和大众党①大众党即the Mahachon Party——译者注。）决定联合抵制大选，让泰爱泰党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竞选。这些政党领导人声称，他信政府已经不再具有合法性地位，他信将选举提前只是为了把公众视线从其商业丑闻上转走。他们还认为，如此仓促地解散议会也让反对党没时间筹备竞选。[47]选举结果公诸于众，泰爱泰党赢得了500个席位中的 460个。“反他信”阵营领导人拒绝接受大选结果，并且表示他们“会团结起来抵制他信，直至他信辞职并由皇室任命一位新总理”。[48]至此，泰国的政治局势陷入了僵局。

出人意料的是，2006年4月25日，泰国国王在行政法院（the Administrative Court）和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面向高级法官们发表了两次演讲，对4月大选的民主性提出质疑。他评论说，（在30天内）解散议会并提出提前举行大选或许并不正确。演讲末尾处，国王呼吁众位法官和宪法法院（the Constitutional Court）相关人士齐心协力，共同化解当前的政治危机。[49]显然，国王发表演讲即是皇室对危机的干预。两周后，宪法法院判定2006年4月大选无效，并下令进行新一轮的选举。[50]然而，定于2006年10月15日的选举并未如期举行。

2006年9月19日，一批军方领导人发动了政变，这是泰国15年来的首次政变。此次政变的时间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正好在预定选举前一个月发生。政变策划者明显是要阻止选举的进程。从这点看来，2006年政变符合选举暴力的定义，即“以强制、恐吓或伤害他人身体的行动或威胁来阻挠选举的进程，并可能诉诸暴力来影响选举过程——例如推迟、中断或干扰投票。”[51]这是泰国历史上直接干预选举过程意图第一次如此昭然若揭的政变。[52]1997年之后的选举政治形态已经对皇室与军方联盟的地位构成了威胁。由于无法通过投票选举击败他信及其政治机器，他们只得改变游戏模式，以政变的方式终结他信。政变的后果非常严峻。从2006年到2011年，泰国政治斗争由大选角逐转战到了街头，冲突模式与政治暴力范式也随之发生改变，选举暴力被代之以国家暴力和街头暴力。

许多权威专家和政变支持者赞誉 2006年政变，称之为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然而随着政治事件的接连展开，这次政变的后期效应证明了这毫无疑问是泰国历史上最为暴力的一次政变。这次政变激化了矛盾，加剧了政治极化，并且造成了安全部队和示威游行者以及反对派抗议者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最终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自政变以来，泰国社会出现了诸多政治现象，暴力事件明显呈现出多种不同形式：激进社会运动渐成气候（包括黄衫军和红衫军）；借力黑帮势力参与政治冲突；准军事部队参与抗议行动（参与运动或独立行动）；不同运动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军队“再政治化”明显，武力镇压抗议者；安全部队使用武力对付抗议者；军队出动狙击手枪杀抗议者；当局下发紧急状态令（emergency decree），光天化日下刺杀民众运动领导人；暗杀流兵散勇；试图刺杀并恐吓枢密院成员、总理、法官和选举委员会成员；炸弹袭击首都政府大楼和抗议聚点；各方普遍使用武器；军队内部以及军队和警方之间发生冲突。

2010年4月至5月的军事镇压标志着政治暴力达到顶点——红衫军在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the United Front for Democracy against Dictatorship，UDD）的领导下，于2010年3月到5月占领了曼谷一些中心地区，政府因此下令军队对其进行镇压。军队和红衫军之间关于抗议活动区域的争端导致了2010年5月19日的镇压行动。94人在镇压中丧生，数千人受伤。[53]

政变后暴力事件的地点、方式、施暴者以及受害者体现了泰国政治暴力的新范式。军队重返泰国政坛并扮演重要角色，主导了最为暴力的行动，同时也是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主要责任方。2010年4月到5月的镇压行动是泰国现代史上最为暴力的政治镇压，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超过了之前3次政治危机事件中的死亡总数，即1973年学生运动、1976年大屠杀和1992年民主示威运动。[54]2006年政变以来国家暴力死灰复燃，这对议会制民主进程十分不利，明显与选举制度背道而驰。过去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军事独裁政权时期，国家暴力盛行，国家机构采取非法手段打击不同政见者和政敌。然而，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暴力渐渐被取代，政客与地方大佬们为争夺区域内社会经济资源和议员席位，频频实施暗杀行动。竞选候选人采取暴力是为了赢得选举而非阻挠或破坏选举进程。，这是尊重民主选举的竞选框架内暴力。

国家暴力于 2006年政变后死灰复燃，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针对个人，而是针对选举民主的支持性政治力量和政治制度。1979年至2005年时期的选举暴力缘于当时政治大佬们的弱势地位，而 2006年政变后的暴力则是因为传统精英及其势力的日渐式微。非民选精英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巩固其权势并打压对手。首先，他们通过 2006年政变推翻了高票当选的民选政府并阻止了之后的大选。其次，阿披实·维乍集瓦（Abhisit Vejjajiva，2009-2011年任总理）政府有军方撑腰，使用暴力压制选民的政治诉求并竭力阻扰大选进程。

在诉诸暴力前，他信的政敌曾试图通过合法渠道打击他信的政治势力。2007年 5月30日，宪法法院做出裁决，解散泰爱泰党，并勒令其111名执行委员5年内不得从政。法官查证发现部分泰爱泰党执行委员在2006年4月大选中违反了选举法。[55]泰爱泰党成员随即组建新政党，即人民力量党（Palang Prachachon，People’s Power Party，PPP），由资深政客沙马·顺达卫（Samak Sundaravej）领导，角逐2007年大选。受益于民粹主义政策平台以及百姓对他信的拥戴，人民力量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并组建了联合政府。然而在2008年9月9日，宪法法院颁布了一项极具争议的决议，解除沙马的总理资格。[56]人民力量党的多数成员和联合政府各政党继而推出颂猜·翁沙瓦（Somchai Wongsawat），他曾担任他信的副总理，也是他信的妹夫。颂猜于2008年9月17日当选为新一任总理，但在位仅3个月就被迫下台。当时，宪法法院刚因选举舞弊行为下令解散人民力量党，黄衫军随即占领了曼谷素万那普机场（Suvarnabhumi Airport）。[57]颂猜下台后，军方领导立刻迫使他信联盟改旗易帜，于2008年12月15日将阿披实推选为新一任总理。[58]

由于红衫军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他们支持“挺他信”阵营各党派并反抗军队撑腰的政府的行动，他信及其支持势力最终并没有被这一切的合法手段所摧毁。红衫军领导的是一个跨阶级政治运动，主要成员来自农村和城市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劳工、小商店主、摊贩、自由职业者或低级别的公务员。这些人对自己投票选出的政府被推翻，自己支持的当选政党被解散以及自身的选举权力被剥夺感到十分不满。2009年至2010年，成千上万的红衫军涌向曼谷，请求解散议会并免去阿披实的总理职务，他们认为阿披实曾以非法手段获取政权。抗议者希望通过投票的方式行使他们的基本政治权利，并声明并不希望采取武装斗争或彻底颠覆政治体制。由此看来，阿披实出动武装部队（传统精英暗中协助）镇压示威者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阻止城市和农村的大众选民发声，二是拖延民主选举制度的重建进程。阿披实文职政府与传统精英的联盟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镇压模式。文职政府下令并实施了镇压行动，不惜造成生灵涂炭也要维持政权在握。[59]2006年政变后，传统精英与民主党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对政治盟友。[60]

政变后的杀戮更为惊人和公开化，与之前政客间秘密（简单）的选举暴力形成鲜明对比。[61]新的暴力包括使用重武器；出动狙击手；驾车暗哨；安装汽车炸弹和使用火箭推进榴弹。以往的选举杀戮事件通常发生在省府或偏远地区（尽管杀戮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国家权力），而新型杀戮事件则往往发生在首都及省会城市而非农村。例如曼谷就常常成为示威者和国家机器间矛盾冲突的战场。虽然选举暴力逐渐淡出，但国家和街头的暴力却占据了主导。

正是由于强制力量在社会运动中的介入，政治暴力事件最近演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并且更加令人担忧。黄衫军和红衫军都曾信誓旦旦，说要进行非暴力斗争，[62]但实际上他们都违背了非暴力原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新颖之处（尽管臭名昭著）：通过雇佣暴徒和黑帮来承担安保任务。这些暴徒和黑帮中许多都是受过军事化训练的退役或现役军人。这些武装组织还兼任运动组织及其高级领导人的安保工作。双方的动员方式均充满了挑衅和对抗意味。尽管黄衫军和红衫军中大多数抗议者手无寸铁，也承诺采取非暴力行动，但是武力因素的出现却削弱了双边阵营的正当性，并使他们更具崇尚武力的倾向。议会外冲突不断激化，并以暴力干预的形式出现在反抗运动组织和国家政府之间，席卷了泰国的整个政治生活，并阻碍了议会民主的进程。[63]

过去几年中，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多是抗议者、运动领袖和政府官员，而非政客。事实上，尚没有任何政客死于近期的混乱局势。这反映出政治大佬、政党和议会在这场危机中无关紧要，影响力也江河日下。他们已经淡出政治舞台，很多时候仅是局外旁观。有些政客直接卷入了冲突，但其身份是运动的参与者而非国会议员。[64]政党和民众运动（包括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关系并不融洽。有证据表明，一些政党暗地里向运动组织提供动员支持，但大多数政客则选择尽量避免参与议会外的政治活动。关于如何与运动组织建立恰当关系的问题，为泰党（Pheu Thai）和民主党都还在党内存有争议。[65]2006年后，为泰党和民主党都意识到，红衫军和黄衫军的政治支持将是他们各自赢取选举胜利的关键，但他们又不希望让社会运动主宰政党的走向和决策。因此在这段时期，国会议员和政治运动领导人之间一直关系紧张。然而关系的紧张程度则因省府而异，因而对省府竞选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黄衫军势力强大的省府，显而易见，黄衫军与民主党联盟紧密。红衫军在泰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势力强大，因此为泰党议员在这些地区使尽浑身解数笼络关系。只有少数政治大佬无需运动支持，特别是那些垄断自己地盘势力的政治大佬，但即便是这些大佬也竭力避免与摇身变做政治掮客的社会活动家们为敌。这种以颜色为标志的民众运动势力强大，但凡与之作对的大佬们，最终都面临选举失利的挑战和风险。

2006年至2011年期间，以颜色为标志的民众政治运动和军队成为泰国政坛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如上所述，政客和政党在街头政治时代均已被边缘化。当权派以军方干预、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和维护旧势力的社会运动等手段，极力削弱议会制和选举民主。未经选举的少数精英派已宣称对于政治制度具有超宪法的权力（extra-constitutional power）。随着政党接连遭到解散（这一问题请参见Aim Sinpeng的研究成果），政治空间变得更为狭窄，选举权遭到剥夺，选民们灰心丧气，唯有响应动员参加民众运动。从根本上讲，街头暴力的爆发就是皇室与军方联盟干预选举政治的副产品。社会运动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冲突属于非选举暴力（non-electoral violence），使得泰国社会陷入了僵局和暴力循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几乎人人自危。转述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就是“毫无进展的暴力（violence without progress）”。

当权派和与流亡总理他信阵营间的斗争深刻地改变了泰国的政治格局。总体而言，这使得泰国政治斗争更加意识形态化。竞选不再是一味的党派竞争，即候选人向选民派发现金、提供免费服务或物质利益，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的论争，内容涉及健康、教育、农业、家庭债务、税收等方面。在民主价值观方面，选民们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他们思考法治、宪法、司法能动主义、法院决议判决等诸多问题，他们同时还质疑政变、皇室与军方政治干预、军队镇压的合法性，以及他信统治的本质。价值观与政治主张的日趋分化将影响最终的选举结果。

国家层面的颜色政治（colour-coded politics）和意识形态之争来势汹汹，已经盖过了地方一级政治大佬/政治家族间个人冲突的锋芒。政治的两极分化和意识形态性对于投票行为和投票管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意识形态之争令省府大佬间的个人冲突或家族世仇黯然失色。政党的立场、一揽子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重塑了投票行为。暗杀行动的需求也随着冲突模式的转变而走低（尽管并未完全消失），因为杀掉一个候选人或者拉票人并不能真正改变选举结果。这便是2007年和2010年两届大选的背景。如上所述，选举暴力有所下降。尤其在2011年大选中，“反他信”阵营和“挺他信”阵营间意识形态之争主宰了整个竞选。尤其是在黄衫军或红衫军势力强大的省府，两方成员都欣然加入助选志愿者行列，并逐渐取代了过去金钱驱动的选举拉票人的中介角色。由于冲突的战线取决于意识形态的路线，对雇佣杀手的需求也因此减少。由于以上原因，许多省府的竞选得以顺利进行（过去备受干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选举暴力的地理分布状况。2011年，暴力与伤亡事件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但并未聚集激烈的民众政治运动（既无红衫军也无黄衫军），仍然是以候选人个体为核心的竞选活动占主导。该地区的权势大佬仍然依赖暗杀行动来打败对手，并维持自己的政治掌控权。与此相反，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红衫军的势力中心）以及南部地区（黄衫军的大本营）的竞选则相对比较平顺。[66]

一言以蔽之，从1997年到2006年，两大国家层面的因素——《1997年宪法》及其最新制定的选举制度、他信及其民粹主义政党的强势崛起——改变了地方一级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平衡，打破了原有的地方政治秩序。他信雄心勃勃，欲图垄断政治市场，给选举竞争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迫使省府大佬们纷纷采取激烈的手段以打败竞争对手。选举暴力的供应与需求都因此走高，正如2001年和2005年两次大选所见。2006年后，由于政变的影响，国家层面和地方一级的政治生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室与军方联合干预选举过程，意识形态之争日趋激烈，省府大佬的地位受到压制和边缘，暴力需求也随之走低。正因为如此，2007年和2011年两届大选中暴力事件减少。

泰国的选举政治及其暴力范式正处在转型当中。一些新的元素已然出现，但旧的秩序尚未被完全取代。省府大佬私自利用强制手段源自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秩序。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世袭体制，并且大幅减少在“政府分肥与利益分配”问题上的个人争斗，这种混乱现象才会完全消除。

后记：2014年大选失败，暴力抵制大选与军方重返政坛

2013年12月底，一项极具争议的特赦令引发了民众激烈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总理英拉·西那瓦（Yingluck Shinawatra）选择了解散议会，并要求在2014年2月2日举行大选。仓促举行 2014年大选，表明了泰国选举暴力范式的深刻变化。泰国的选举暴力从过去竞选者间的暗杀行为过渡到干扰选举进程和选举机构的暴民暴乱（mob violence）。城市中产阶级抗议者在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form Committee，PDRC）的鼓动下，在时任民主党副主席素帖·特素班（Suthep Thaugsuban）的领导下，采取暴力策略，干扰选民注册、选民投票和计票工作。其后果是，全国600万注册选民受到投票站点关闭的影响。其暴力程度远胜于2006年和2011年选举，但低于2001年和2005年选举。2014年3月21日，宪法法院最终裁定2月2日的大选无效。在泰国旷日持久的政治冲突中，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对选举的敌意是史无前例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破坏了此前用以解决政治冲突的既定手段。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通过抵制选举，破坏了民众自主决定谁有权执政的和平民主路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抵制选举，令泰国深层次政治矛盾进一步升级，同时让国家更加积重难返。

在法院做出裁决后，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仍继续占领着曼谷多处地方，让政府一度陷入了瘫痪。抗议者们一再呼吁军方介入，要求罢免英拉总理的看守政府。他们的诉求在2014年5月22日得到实现。军方首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将军发动政变并推翻了英拉政府。然而军事政变的最终目的并非是实现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政治愿景，而是破坏议会民主制，进而为军方重掌政权铺平道路。政变领导人巴育由政变扶植的议会任命为泰国新任总理。在其总理任期中，巴育恢复了“官僚政体”（bureaucratic polity）旧体制，官僚集团和军队在皇室的庇护下再次主导政治。军政府承诺将在一年内实施其“改革”方案并让泰国恢复民主体制。在军方的高压统治之下，公民自由权利受到限制，自由言论受到严格审查，批评意见被告发，政治活动被禁止。政治局势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泰国社会两极分化仍然一如既往，政变并未能让意识形态冲突有所改观，仅仅是一味地施以暴力镇压。2011年7月大选只是让泰国暂时摆脱了这个漫长的致命危机，而2014年政变则让泰国陷入了难以确知并且动荡不安的（暴力）局面，并可能将会持续多年。

注释：

[1]Prajak Kongkirati, “Bosses, Bullets, and Ballots: Electoral Violence and Democracy in Thailand 1975-2011”, Ph.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3, p. 173. 选举暴力时间和地理多样性问题的全国性资料库主要基于一手资料，尤其是对主要报刊的细致研究。报刊报道涵盖了1975年至2011年期间的14次国家选举，包括每次选举的选前和选后两个时期（从议会解散之日起至选举日后一个月止）。鉴于泰国候选人往往在选举后实施暴力行动，本文将涵盖选举后一个月这段时间。关于数据收集的方法说明，请参见作者的博士论文第一章。

[2]关于政治改革运动和《1997年宪法》详情，参见 Michael Connors, “Framing the‘People’s Constitution’”, in Reforming Thai Politics, edited by Duncan McCargo (Copenhagen: NIAS, 2002), pp. 37-56。

[3]参见 Allen Hicken, “How Effective Are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ited by Frederic Charles Schaff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 pp. 145-60。

[4]Hicken, “How Effective Are Institutional Reforms?”, op. cit., p. 154.

[5]参见the constitutional drafters’ argument and debates in Thawinwadi Burikun et al., Than kho mun rai-ngan kan prachum sapha rang ratthathammanun pho so 2540 [泰国宪法起草大会记录资料集：《泰王国1997年宪法》] (Bangkok: King Prajadhipok’s Institute and Asia Foundation, 1999)。

[6]同上。然而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料表明，事实上小选区更可能助长贿选之风，因为可供赢得选举的选票数量将会更少。同样，单席位选区在本质上仍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体制，因此会强烈刺激个人关系网的建立。参见同上，pp. 47-60。2001年和2005年两次大选证明了以上警告是有一定价值的。

[7]“简单多数制”被广泛认为是“多数制当中最为简单的一种形式……按照简单多数制，胜出的候选人即赢得选票最多者”。参见“The System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Electoral System Design: The New Institutional IDEA Handbook, edited by Andrew Reynolds, Ben Reily and Andrew Elli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2005), p. 35。关于选举制度的选择和冲突问题的探讨，参见Arend Lijphart, “Constitutional Design for Divided Socie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no. 2 (April 2004): 96-109。

[8]关于引入“简单多数制”是如何导致竞选冲突问题的更多案例，参见Prajak, “Bosses, Bullets, and Ballots”, op. cit., Chapter 5。

[9]在2001年、2005年和2007年历次大选中，泰国选举委员会完全聚力于打击贿选和选举舞弊问题，并将选举安保任务交由警察局负责。直到 2011年大选，选举暴力问题已经备受关注，选举委员会始才予以重视。2011年6月8日，作者在曼谷采访了选举委员会两名高级官员；2011年6月9日和2011年7月25日，作者两度采访了一名负责选举安保监管工作的警局高级官员。

[10]道德力量党成立于1988年，其主要选民群体是首都的城市中产阶级。在其鼎盛时期，道德力量党在1992年3月大选中赢得了全国41个席位（其中32个席位在曼谷）。然而在1996年大选中，该党仅赢得1个席位，他信也于选举结束后辞去了党魁一职。

[11]Thanee Chaiwat and Pasuk Phongpaichit, “Rents and Rent-Seeking in the Thaksin Era”, in Thai Capital after the 1997 Crisis, edited by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8), pp. 255-56.

[12]同上，pp. 257, 258。相比较而言，省府一级的企业家选择了一条更具风险的道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省府一级的企业家一直积极参与选举政治。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中一些人直接操控了政党。班汉·西巴阿差就是最好的例子。

[13]有关他信和泰爱泰党政治成功和困境的分析，参见 Kasian Tejapira, “Toppling Thaksin”, New Left Review 39 (May-June 2006): 5-37;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Thaks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ailand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4)。

[14]他信在1992年5月事件后，应邀加盟占隆·西蒙领导的道德力量党，正式开启其政治生涯，并最终成为该党的党魁。他在该党的政治经历并不顺利：道德力量党派系分裂，无法赢得选举。该党廉洁与专业的形象并未赢得更多选民支持，并且其影响力也仅限于曼谷。他信在1996年大选后离道德力量党而去。

[15]纳隆控制了北部大多数议员，而沙努则控制了中部和东北部。两个派系总共有超过100个议员。

[16]在2001年和2005年两次大选中，得益于政党的政策平台，几名泰爱泰党候选人尽管影响力相对更小，但却战胜了权势大佬。

[17]另外，宪法规定2001年选举将是最后一次允许转党时间不到90天的政客参选。大批政客在这一规定中获利不少。此次大选之后，转党时间不短于90天的规定即将实行，他信的政党从中大大受益。

[18]在2001年大选中，泰爱泰党获得了500个席位中的248个（48个政党名单席位和200个选区席位），因此他信需要邀请其他政党来共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在2005年大选中，他信成功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泰爱泰党赢得了500个席位中的377个（75%）。他们因而成为了泰国历史中首个组建一党执政政府的政党。

[19]2003年2月至5月，他信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打击毒品犯罪”行动。4个月内，2598名所谓的毒贩被枪决，这显而易见是法外处决。被处决者大多是警察局和地方政府提供的“黑名单”上的人物。警察局和地方政府利用这些黑名单来平息私下争端，赢取政治资本。参见Human Rights Watch, Human Right Watch World Report 2007: Events of 2006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2007), pp. 329-34。

[20]2003年5月20日，他信在曼谷皇家警察俱乐部（the Royal Police Club）向省府府尹、警察局长和高级官员们发表了该演讲。演讲全文，参见府级行政管理局（Department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Kan prappram phu mi itthiphon: chabap ruam nangsue sangkan thi kiaokhong [权势大佬镇压行动：相关官方文件汇集] (Bangkok: Asaraksadindaen, 2003), pp. 3-8。

[21]同上，pp. 4, 7。

[22]同上，pp. 4, 6；Daily News, 14 December 2003。

[23]据国家统计办公室（the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2003年和2005年的调查显示，超过 86.5%的受访者对政府打击权势大佬的行动表示满意。参见国家统计办公室，Kan samruat khwam khithen khong prachachon kiaokap kan prappram phu mi itthiphon [打击权势大佬行动公众意见调查] (Bangkok: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2005), p. 15。

[24]更多详细材料，参见Suppression of Influential People, op. cit., pp. 27-28, 31。

[25]据记者报道，省府权势大佬们向高级官员行贿金额达1000万泰铢。内政部对于贿赂报道不置可否。Krungthep Thurakit, 12 June 2003。

[26]权势大佬最为集中的省府是北碧府、洛坤府、莫达汉府（Mukdahan）、董里府和清莱府（Chiang Rai）。813名大佬多数涉及非法赌博、贩卖毒品、雇佣杀手和自然资源开发。完整名单参见Matichon, 10 June 2003。

[27]Matichon, 3 July 2003.

[28]最终，他信政府将一些省府府尹和警察局长予以降职并调离原任职地区。在民主党的大本营攀牙府，府尹和警察局长因为仅提供了两名省府大佬名单而被调任。Thai Rath, 10 July 2003.

[29]每个省府的权势大佬数目都有所增加。例如，在帕府，大佬人数从0增加到了50，在武里喃府则从14增加到了45。Matichon, 24 June 2003.

[30]本文把泰语中“kongkamlang”一词翻译为“军队”，把“khrueangmue”翻译为了“工具”。这两个词在国家委员会的文件中均被着重使用。国家委员会相关战略可参见Suppression of Influential People, op. cit., pp. 24-25。

[31]参见Chitti Mongkhonchaiaranya, Phongthep Santikun and Sarit Siyothin, Huai bon din: Rai-ngan kansueksa wichai [博彩行业报告] (Bangkok: Faculty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ammasat University, 2007)。

[32]这一传统观点为许多政治权威、记者、非政府组织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所共享。参见Nation Sudsapda, 2-8 June 2003, p. 16。

[33]在攀牙府，民主党的带头大哥被认为是“权势”大佬。民主党人认为这份名单背后有政治动机，即败坏民主党成员的名声。他们还声称，泰爱泰党曾联络攀牙府多名政客为其竞选，以此作为把他们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删去的交换条件。Matichon, 9 July 2003.

[34]班汉和民族党其他素攀武里府议员对此攻击感到非常愤怒。一名民族党议员说他认同政府的政策，但不赞同政府利用这次行动来打击政敌。Thai Rath, 1 October 2003.

[35]在帕府，民主党赢得了1个席位，而泰爱泰党赢得了2个。在北碧府，民主党赢得了3个席位，泰爱泰党赢得了2个。参见泰国选举委员会（ECT-Election Commission of Thailand），Statistics and Election Results of the 2001 General Elections (Bangkok: ECT, 2001)。

[36]Daily Manager, 3 July 2003, p. 15.

[37]从2001年到2003年，北碧府至少有6位地方政客被枪杀。Dokbia Thurakit, 4 July 2003.

[38]Khao Sod, 29 January 2004.

[39]Khao Sod, 21 October 2005. 之后在2007年，上诉法院（the Appeal Court）宣告他和他的妻子无罪。Manager, 25 September 2007.

[40]Khao Sod, 29 December 2003. 据广泛推测，发生在北标府（Saraburi）和夜功府（Samutsongkram）的两起权势大佬被谋杀事件来自“官方”命令，因为这两位权势大佬都在政府的黑名单上。关于黑名单的谣言使很多省府大佬只得低调行事。

[41]民族党的甘姆南·波（Kamnan Poh）一案最引人注目。甘姆南·波，又名颂猜·库姆布鲁（Somchai Khunpluem），可能是泰国当时最著名的大佬，他被卷入多起所谓的春武里府谋杀案但却从未受到指控。许多政党和候选人都想方设法得到他的政治支持，包括泰爱泰党在内。1995年大选之后，他选择支持民族党并帮助民族党赢得几乎春武里府的每一次选举，包括2001年大选。2001年大选中，民族党赢得了6个席位而泰爱泰党仅赢得了1个。在打击权势大佬的行动中，警察局指控他策划谋杀了一名地方企业家并在购买公共土地时涉嫌行贿。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指控促使了甘姆南·波及其家族转入泰爱泰党，并使泰爱泰党在 2005年选举中获得了全部的 7个席位。“Rocking kamnan Poh, shaking Chonburi political base”, Prachakhom Thongthin, 26 April 2003; “Court seizes kamnan Poh’s Bl5m bail”, Bangkok Post, 29 November 2011.

[42]Krungthep Thurakit, 8 July 2003.

[43]佛统府（Nakhon Pathom）和清莱府是两大重点。Matichon, 10 July 2003.

[44]这项行动在2005年选举后仍然继续，但其重点已转移为城市黑帮，尤其是在曼谷地区，而不再是农村大佬。Siam Thurakit, 6 April 2005; “Mafia businesses on street”, Thai Rath, 18 April 2005.

[45]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省府大佬们纷纷跻身于几乎各个政党的最高层，并成为这些政党的主要资助人。参见 the discussion on Thai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godfathers in the pre-1997 period in James Ockey, “Business Leaders, Gangsters, and the Middle Class: Societal Groups and Civilian Rule in Thailand”,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46]2006年 1月，他信家族以 18.8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大型电信公司新集团（Shin Corporation）股份卖给了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他信家族从中合法获取了一笔巨额免税利润。该事件激起了曼谷地区系列示威抗议活动。

[47]然而反对党抵制大选的真正原因却是，他们自认为会再次输给泰爱泰党。“Opposition to boycott election”, Bangkok Post, 26 February 2006.

[48]引自Alan Sipress, “Thai Premier Wins Election, but Crisis Only Worsens”, Washington Post, 3 April 2006, available at 。

[49]国王演讲全文，参见Matichon, 26 April 2006和Krungthep Thurakit, 26 April 2006。

[50]宪法法院的裁决基于选举过程相关技术问题。投票站点的设置被认为是侵犯了选民的隐私。Matichon, 8 May 2006.

[51]该定义引自Timothy Sisk, “Elections in Fragile States: Between Voice and Violence”，召开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国际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年会提交论文，24-28 March 2008, pp. 5-6, emphasis added；同时参见Jeff Fischer, “Electoral Conflict and Violence: A Strategy for Study and Prevention”, IFES White Paper 2002-01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ion Systems, 2002)。

[52]以前的政变或是为了平息军队内部派系争斗或是为了推翻当权政府，并未直接干预选举进程。

[53]政变后的暴力冲突、分裂和镇压相关情况，参见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Bridging Thailand’s Deep Divide, Asia Report no. 192, 5 July 2010; Nick Nostitz, Red VS. Yellow (Bangkok: White Lotus, 2009); Wassana Nanuam, Lap luang lueat [Secret, Deceit, and Bloodletting] (Bangkok: Matichon, 2011)。

[54]官方数据显示，1973年有77人被杀，1976年43人，1992年44人。然而，实际死亡人数要多得多。从2010年3月12日至5月19日，官方数据是死亡89人，受伤1800人。但是，独立学术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人民信息中心（the People’s Information Center）收集的数据显示，死亡 94人。参见 People’s Information Center (PIC), Khwamching phuea khwamyutitham: Het kan lae phonkrathop chak kan salai kan chumnum me sa phruetsa pha 53 [公正的真相：2010年4-5月镇压事件] (Bangkok: PIC, 2012)。

[55]法院裁定，泰爱泰党高层领导收买一些小型政党让其参加2006年4月的选举，以使得选举看似具有竞争性和正当性。Thai Rath, 31 May 2007.

[56]根据法院裁定，沙马在总理任期内上了一档电视烹饪节目，这违反了《2007年宪法》第267款“禁止总理和部长在合伙企业、公司或组织中任职并参与利益分配或获得报酬、或受聘于任何人”。参见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B.E. 2550 update B.E. 2554 (Bangkok: Sutphaisan, 2012). 法院的裁决引来了公众的争论和广泛的批评。Matichon, 9 September 2008.

[57]与其前身泰爱泰党同出一辙，人民力量党的全部109名执行委员5年内被禁止参政。除人民力量党外，宪法法院还解散了其他两个政党，包括班汉·西巴阿差的民族党。Thai Rath, 2 December 2007.

[58]详情参见Wassana Nanuam, Lap luang phrang phak 3: The last war kongthap tang si suek sailueat cho po ro [Secret, Deceit, and Camouflage Episode 3: The Last War, Colored Army and Intra-Conflict among Royal Military Cadets] (Bangkok: Matichon, 2010), pp. 58-62, 142-48, 449-54。

[59]1973年和 1992年两次镇压均出自军政府之手。在发生流血冲突之后，两次事件中的军方总理只得下台。1976年大屠杀由一个军队派系（得到右翼势力支持）执行，并为军方找到借口推翻了当时的文职政府。

[60]如上所述，阿披实政府的成立是皇室-军方-官僚联盟干预和操纵的结果。

[61]泰国的选举谋杀案件通常是由两个杀手组成的暗杀团队完成。

[62]“Thai Red Shirts vow nonviolent anti-govt rally”, Asian Correspondent, 4 March 2010;黄衫军非暴力斗争宣言相干内容，参见其公开声明“PAD announced their victory”, ASTV Manager, 22 June 2008.

[63]泰国1973年至1976年动荡时期民主探索的经验教训表明，在一个脆弱、低效的半民主国家，两极分化的暴力性特征和公民社会的冲突化趋势将动摇甚至破坏议会民主制。相关论述参见 Prajak Kongkirati, “Counter-movements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ai Right-Wing Movements after the 1973 Popular Uprising”, Asian Review 19 (2008): 101-34。

[64]黄衫军领袖民主党人桑盖特（Somkiat Pongpaiboon），以及红衫军领袖为泰党人乍杜蓬（Jatuporn Phromphan）当属典例。

[65]2010年7月和9月，作者在曼谷采访了为泰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

[66]不包括3个最南部省府（北大年府Pattani、也拉府Yala和陶公府Narathiwat），这几个省府几乎没有暴力事件。行凶者在也拉府和北大年府各枪杀了一名拉票人，在陶公府刺伤一名拉票人和两名官员。Thai Rath, 28 June 2011; Post Today, 3 July 2011.

（原载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出版《当代东南亚》2014年第3期）

成都大学（成都学院）政治学院、四川省泰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杜 洁成都大学（成都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郭粒粒 译

*作者巴扎·贡基拉迪（PRAJAK KONGKIRATI）是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东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中心（th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East Asian Institute, Thammasat University, Thailand）主任，政治科学学院讲师。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国外智库2000-2013泰国研究译介”（SC13WY25）阶段性成果。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ISEAS Publishing under the title of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6, No 3,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4. Translated with the kind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