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俗话说老天有眼，但我总觉得老天有时也会无眼，或者是有眼无珠。否则，徐重庆兄这么好的一位以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事业的人，为什么只允许他活了七十三岁，而不慷慨仁慈一点？老天太吝啬，太不公平了。

我已记不起何时开始与重庆兄通信，大概在一九七○年代末吧，有段文字交往或可证实我的推测。重庆兄在《包头函授》一九七九年第六期发表《“城头变幻大王旗”解释的异议》一文，对如何理解鲁迅这句诗提出了新的看法。我拜读后，写了一篇《〈“城头变幻大王旗”解释的异议〉的异议》，刊于《包头函授》一九八○年第三期，对他论证新见解的一条史料提出我的不同看法。此文署名“单黎”（有时与王自立先生共署），很可能重庆兄读了我的商榷小文后，进一步了解到“单黎”就是我，然后我们才开始通信往返。

重庆兄和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我当时已是在大学讲堂上讲授现代文学史的青年教师，比我年长的重庆兄却纯属业余爱好。但他爱得真誠，爱得持久，他对现代文学的痴迷，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敏感，恐怕大学里不少专业研究人员都要自愧不如。于是，我们之间有了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一时鱼雁不断，互相赠送交换书刊资料更是常事。当然，由于各人经历、交往、兴趣和阅读兴奋点等的不同，对一些现代作家生平和作品的看法有时也会产生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谊，因为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是也。……